19世纪之前,由于中西交通的不便,出访欧洲的中国人少之又少。一般以为,明清之际最早到达欧洲的教徒是郑玛诺,他也是第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士。之后比较著名的还有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赴欧的沈福宗,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1655-1713）赴欧的黄嘉略,跟随意大利传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1662-1720）赴欧的樊守义,还有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
文章以浙江松阳石仓阙氏所藏家族宗谱、文书为核心，通过梳理其中隐藏的人口与经济信息，考察其家族人口行为和其人口行为背后的经济驱动力。为所谓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提供一个反例。文章的研究表明，阙氏家族可以根据经济情况的好坏调节其生育行为，从而使生活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由此可见，在一个辽阔的国家内部，也许的确存在着所谓“无节制”的生育。但也同样存在着如同石仓阙氏一般极具现代性的人口生育模式，马尔萨斯式的中国人口模式并不能一概而论。
文章通过构建企业创新生产函数并引入国际人力资本流动因素，对中印两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重点考察了国际人力资本流动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高研发投入和以FDI技术溢出为代表的国际技术扩散，而印度则更多地依赖国际人力资本流动引致的技术创新、内需及制度方面的政府支持，以FDI为代表的国际技术扩散对其技术创新作用甚微。印度在国际人力资本流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比中国更具优势，中国技术创新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印度依靠人才国际化推动创新的模式相比潜力相对不足。
在梳理图书文献中各种实例后，本文认为《律例馆校正洗冤录》虽是官书，但它并非不可挑战的常规。在继承元明以来活用《洗冤录》的脉络下，清代的检验知识和制度，其实比过去认为的更有弹性。例如利用案例、使用坊间著作来补充官方的不足；仵作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不只是单纯的机械性操作。官方与民间著作，官员和仵作，案例，无论是在知识或制度层面，这些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口语学习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的传教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经历了对“中国口语”想象的破灭，进而认识到宁波土白与其他口语形式的巨大差别，并开始投身于宁波土白的学习。传教士立足宁波地方社会，自觉将学习重心完全倾向土白学习，并创造了罗马字注音体系和汉字拼写体系来书写宁波土白。传教士因应新形势，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口语考核形式，在提升口语学习效率的同时，吸收了官话的口语风格，并成功将汉字纳入口语学习的范畴。
北元末期的蒙古伊苏特部作为“阿鲁蒙古”㈨重要一员，归附清朝后伊苏特部未被设立在外藩蒙古札萨克旗行列，其主体最终被编人满洲八旗。因此，从清代官修文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及佚名《蒙古黄金史纲》等清代蒙古文史籍中找不到有关伊苏特部诸贵族的信息。反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和《八旗通志初集》（以下简称《初集》）等有关八旗的官修文献不仅对其立有较为详细的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