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4月11日同治帝奉安典礼结束后，有一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未随大队人马返京，而是滞留于三义庙内。25日夜，吴氏先是准备悬梁自尽，孰知房梁太高，且朽败不堪，于是取出事先准备的洋药，服毒身亡。
　　一个区区的六品京官，在荒郊野外自杀，按常理判断其隐情无非仕途失意、畏罪自尽、病魔缠身之类。然吴氏之死很快便传遍朝野内外，一时间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遗折指斥两宫皇太后
　　“吴可读事件”之所以轰动，缘由有三：
　　第一，吴之死确实属于自杀，但他临死前“遗有封存密折一匣，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明摆着将肉体消亡作为载体，其真正意图在于劝谏君上。换言之，吴这是尸谏！
　　第二，吴之遗折言语堪称火爆。鉴于吴可读采取尸谏，且遗折密封，吏部官员料到此折一定牵扯重大且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违背规定，不拆视就径报朝廷。如此做法，既可免责，又能保证遗折内容不外泄，可谓一举两得。当慈禧打开折子一瞧，不禁勃然大怒。吴氏临死之折，居然径直指责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此举在帝制时代实属罕见。
　　第三，吴氏遗折中心在于光绪帝之承嗣大统问题，这恰恰点中了晚清政治体制之要害。咸丰逝后，清廷政治运作便进入非常态。慈禧选立同治帝同辈载湉为皇位继承人，而未从“溥”字辈中寻觅，明显违背祖宗之法。慑于慈禧之权威，众臣大都敢怒不敢言。吴可读遗折挑明此事不合祖制，为众人提供了再度于朝堂内掀起立嗣承统大讨论之理由。
　　一位憨直冲动的人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24岁那年他考中恩科举人。之后吴寓居京城达八年之久，终在道光三十年金榜题名。进入政坛后，几经辗转，吴可读出任御史，掌谏诤之权。于此期间，吴以弹劾成禄的两折扬名宦海。成禄时任乌鲁木齐提督，不仅作威作福，还虚报军功。有一年由于天灾，肃州高台县百姓无捐可输，成禄竟借口百姓聚众谋反，滥杀二百多人，反报平定叛乱有功。个性憨直的吴可读忍无可忍，他先是上《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状疏》，列举其罪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很快，成禄被押解进京，接受朝廷审讯。然而成禄是满人，且醇亲王乃其靠山。经过一番桌面下的运作，朝廷降旨成禄斩监侯。按清律秋审应处决重犯，“过了冬至到斋戒日仍牢固监禁者，俟次年秋审。”吴可读深谙刑律，知道成禄若躲过了秋审，就会逍遥法外。吴可读再上《请诛已经革提督成禄疏》，苦劝同治不可姑息。虽然吴可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大义，却未能说服两宫，最终同治皇帝驾崩后，光绪即位大赦天下，成禄避过惩罚，保全性命。与幸运的成禄结局判若霄壤，清廷以“吴可读坐刺听朝政”为由，降其三级，调用为兰山书院山长。
　　倏忽间，吴可读输得几乎一无所有。
　　在弹劾成禄的第二折文末，吴曾留下一段狠话：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于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于成氏之门以谢成禄。这番慷慨陈词，在两宫眼中，颇有不识时务、以命要挟的意味，故未得到任何回应。
　　在双重裹挟下，慈禧做出让步
　　从某种意义上讲，尸谏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清廷终于重启有关光绪承嗣大统的讨论。
　　慈禧深知尸谏之激烈、承嗣之敏感，二者此次合于一端，显然已瞒不了、压不住。于是她当即批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起初遗疏先在小范围传阅，朝廷命臣属赴内阁“公同阅看”。接着将议事范围扩大，召集更多官员在内阁集议。会上，宗室皇族欲图敷衍了事，汉族清流则极力维护祖制，“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喏）不吐，或忠或谨”。
　　就在京官们就承嗣大统问题辩论得不亦乐乎之际，吴可读的绝命诗已传遍朝野内外。在官情与民意的双重裹挟下，慈禧不得不做出让步，颁旨了结此案：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吴可读事件”提出的难题，终以集思广益的方式基本解决了困扰朝局数年的大统之争，使此前模糊不清的继统立嗣关系得以理顺，更使朝野官绅之愤懑得到舒缓。不过，自杀并不能解决一切。在清末政局下，直谏比较容易，靠的是胆量，大不了丢官；尸谏未必很难，凭的是勇气，至多殃及家族。最难的莫过于扭转颓势的能力与见识。忠言說尽，豁上老命，王朝就会不覆亡吗？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