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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5日，驻伊拉克美军在巴格达举行降旗仪式，标志着长达近九年的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2003年，美军仅用三周时间便占领巴格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开启一场战争远比结束一场战争难得多”，伊战不仅使美国深陷“帝国的过度扩张”，更是让数十万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撤军仪式的讲话中承认，伊拉克今后仍将面临恐怖主义、国家分裂、经济不振和社会动荡等重大威胁，从“国家重建”的角度讲，伊拉克战争远远称不上是一场胜利。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自一开始便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不少人认为，美国的大战略在冷战结束后陷入迷茫，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更是出现重大失误，伊拉克战争“愚蠢而无益”，只是表明以追求单极霸权为目标的“布什主义”的彻底失败，而“选择性介入”、“离岸制衡”和“新自由国际主义”应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可选方案。这些关于大战略的理论构想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战略界人士对国际格局、美实力地位、国家利益、安全威胁来源以及相关对策的看法，并已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方略和实践产生显著而深刻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之失
作为美国总统和美军最高统帅的奥巴马，虽一贯反对伊战，但在12月14日发表的演说中也不得不为这场战争说上几句好话，他赞扬美国以自身努力和牺牲“留下了一个日益稳定、民主和繁荣的伊拉克”，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另一场演说中表示，伊拉克正“脱离长期以来引发愤怒情绪和极端主义的镇压路线”，“正在接受普世人权和人类尊严”。但这场战争显然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光彩，正如美外交界元老、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伊拉克战争实际上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非常相似，一开始都得到了美国国内民众的广泛响应，但随着战争一天天拖延下去，幻想日益破灭，最后全国上下都开始热切探求退出的策略，甚至只关心如何尽快退出而不管策略明智与否。[1]虽然从伊拉克全面撤军多少带有为奥巴马竞选连任积累政治资本的考量，但这场耗费颇巨的战争的确早已是“惹人厌倦”。
首先，美国为这场战争及随后展开的“国家重建”任务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对外政策陷入“军事化”困境。约4500名美军士兵在伊战中丧命，3万余人受伤且大多留下终身残疾，荣军补助和医疗开支将达6000—9000亿美元，且近年来日均发生18起老兵自杀事件，社会成本难以估量。据美国学者统计，伊拉克战争总体花费将达3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在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后日益“军事化”，2001—2009年间美国军费由4120亿美元增至6990亿美元，在并没有“像样的国家对手”的情况下，美国军费增幅达70%，占全球国防支出的比例由30%升至60%，“国会愿意投票支持五角大楼的巨额军费开支，却要削减国务院的外交事务经费”。美国“9·11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国防部已成为所有联邦机构中的巨兽，它的年度预算超过了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此外，小布什政府掀起伊战的傲慢姿态和“帝国主义”做派使美国与法、德等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在战争开始后的数年中，反美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四下兴起。加之后来证明萨达姆政权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证据表明其与恐怖主义组织有染，小布什政府给伊拉克这一“邪恶轴心”国家列出的大多罪状都是“莫须有”的，这一事实使伊战的道义正当性和美国的国家信誉受到重挫。
其次，伊拉克未能成为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样板”，中东地区形势更趋动荡，对伊拉克影响力日渐增强的伊朗甚至被视为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小布什政府当年发动伊战的基本目标是铲除萨达姆独裁政权，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并寄希望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对伊朗、叙利亚等国专制政权构成压力，以变促变。而结果是，暴力活动在伊拉克四散开来，宗派和族群冲突日益激化，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随着占人口60%的什叶派掌控伊拉克政权，逊尼派武装叛乱活动纷纷兴起，而恐怖主义势力也趁机介入。更令美国感到忧心的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等现政府高官曾长年在伊朗“避难”，加之在宗教信仰上同属什叶派，且伊朗近年大力推动与伊拉克的经贸关系，甚至直接向什叶派武装输送武器，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日趋上升。伊拉克在很多地区性事务上也选择与伊朗站到一起，如对阿盟制裁伊朗盟友叙利亚的决议案投弃权票。有阿拉伯国家政要坦言，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如同将该国拱手送给伊朗。还有观点认为，伊拉克很可能会接替叙利亚扮演的角色，成为伊朗资助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等地区伙伴的中间人。而且，美军撤出伊拉克后，伊朗反倒可将更多精力用于对付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值得注意的是，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掌权以及伊朗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还引发了沙特等准盟国对美国的不满。[2]
第三，伊拉克战争严重分散了美国的精力和权力资源，未能对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做出及时有力的回应。美国知名战略学者、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在过去10年中，一方面，美国忽视了自身金融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衰退以及美国自身及其公民的“共同福祉”，“小布什政府一方面开打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另一方面实施有利于富人、不可原谅的减税措施，导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激增，使美國越来越依赖别国，损害了美元的长远未来
伊拉克战争之失
作为美国总统和美军最高统帅的奥巴马，虽一贯反对伊战，但在12月14日发表的演说中也不得不为这场战争说上几句好话，他赞扬美国以自身努力和牺牲“留下了一个日益稳定、民主和繁荣的伊拉克”，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另一场演说中表示，伊拉克正“脱离长期以来引发愤怒情绪和极端主义的镇压路线”，“正在接受普世人权和人类尊严”。但这场战争显然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光彩，正如美外交界元老、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伊拉克战争实际上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非常相似，一开始都得到了美国国内民众的广泛响应，但随着战争一天天拖延下去，幻想日益破灭，最后全国上下都开始热切探求退出的策略，甚至只关心如何尽快退出而不管策略明智与否。[1]虽然从伊拉克全面撤军多少带有为奥巴马竞选连任积累政治资本的考量，但这场耗费颇巨的战争的确早已是“惹人厌倦”。
首先，美国为这场战争及随后展开的“国家重建”任务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对外政策陷入“军事化”困境。约4500名美军士兵在伊战中丧命，3万余人受伤且大多留下终身残疾，荣军补助和医疗开支将达6000—9000亿美元，且近年来日均发生18起老兵自杀事件，社会成本难以估量。据美国学者统计，伊拉克战争总体花费将达3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在伊拉克战争开打之后日益“军事化”，2001—2009年间美国军费由4120亿美元增至6990亿美元，在并没有“像样的国家对手”的情况下，美国军费增幅达70%，占全球国防支出的比例由30%升至60%，“国会愿意投票支持五角大楼的巨额军费开支，却要削减国务院的外交事务经费”。美国“9·11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国防部已成为所有联邦机构中的巨兽，它的年度预算超过了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此外，小布什政府掀起伊战的傲慢姿态和“帝国主义”做派使美国与法、德等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在战争开始后的数年中，反美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四下兴起。加之后来证明萨达姆政权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证据表明其与恐怖主义组织有染，小布什政府给伊拉克这一“邪恶轴心”国家列出的大多罪状都是“莫须有”的，这一事实使伊战的道义正当性和美国的国家信誉受到重挫。
其次，伊拉克未能成为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样板”，中东地区形势更趋动荡，对伊拉克影响力日渐增强的伊朗甚至被视为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小布什政府当年发动伊战的基本目标是铲除萨达姆独裁政权，对伊拉克进行“民主改造”，并寄希望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对伊朗、叙利亚等国专制政权构成压力，以变促变。而结果是，暴力活动在伊拉克四散开来，宗派和族群冲突日益激化，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随着占人口60%的什叶派掌控伊拉克政权，逊尼派武装叛乱活动纷纷兴起，而恐怖主义势力也趁机介入。更令美国感到忧心的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等现政府高官曾长年在伊朗“避难”，加之在宗教信仰上同属什叶派，且伊朗近年大力推动与伊拉克的经贸关系，甚至直接向什叶派武装输送武器，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日趋上升。伊拉克在很多地区性事务上也选择与伊朗站到一起，如对阿盟制裁伊朗盟友叙利亚的决议案投弃权票。有阿拉伯国家政要坦言，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如同将该国拱手送给伊朗。还有观点认为，伊拉克很可能会接替叙利亚扮演的角色，成为伊朗资助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等地区伙伴的中间人。而且，美军撤出伊拉克后，伊朗反倒可将更多精力用于对付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值得注意的是，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掌权以及伊朗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扩大还引发了沙特等准盟国对美国的不满。[2]
第三，伊拉克战争严重分散了美国的精力和权力资源，未能对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做出及时有力的回应。美国知名战略学者、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在过去10年中，一方面，美国忽视了自身金融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衰退以及美国自身及其公民的“共同福祉”，“小布什政府一方面开打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另一方面实施有利于富人、不可原谅的减税措施，导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激增，使美國越来越依赖别国，损害了美元的长远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