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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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民法典时代民法研究需要处理好教义学与社科法学间的关系,为此需要对法政策学进行研究.在时间维度、体系维度和实践维度,法政策与法教义存在明显差异.法政策以其现实性和灵活性,被赋予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使命,这也使得其使用的分析工具异于法教义学中以规范解释为中心的方法工具选择.后民法典时代的政策性造法包括法政策对司法续造之促进和对法典修订之促进这两条主线.前者需要在宪法的框架内完成漏洞填补的工作,后者则以政策论证为导向,其“方法论工具箱”既涉及利益衡量、法益衡量等传统方法,更涉及到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等社科法学方法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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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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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民法典时代民法研究需要处理好教义学与社科法学间的关系,为此需要对法政策学进行研究.在时间维度、体系维度和实践维度,法政策与法教义存在明显差异.法政策以其现实性和灵活性,被赋予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使命,这也使得其使用的分析工具异于法教义学中以规范解释为中心的方法工具选择.后民法典时代的政策性造法包括法政策对司法续造之促进和对法典修订之促进这两条主线.前者需要在宪法的框架内完成漏洞填补的工作,后者则以政策论证为导向,其“方法论工具箱”既涉及利益衡量、法益衡量等传统方法,更涉及到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等社科法学方法.尽管社科法学方法在法教义学建构中被限制,但在民法政策的发展中,却可以增强法政策论证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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