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不待言，世人对贪官切齿痛恨，那么，对庸官呢，也是啧有烦言，道路侧目，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权势却整日清闲，无所事事；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或罔顾民生，只图私利；或不负责任，敷衍推诿；或徒托空言，摆花架子；或顶着官爵，尸位素餐。倘说“为官不为”是吏治的顽症，那庸官便是其典型的一个标本。
　　这里，不妨列举一则庸官“为官不为”的事例——
　　2011年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郑州市上街区有1061处文物入选，时间仅过了三年多，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20%，其余均被拆除了。日前，《大河报》记者询问上街区文物部门领导有关这些文物的去向时，回答却是“三不知”：一不知1061处不可移动文物如今到底还保留多少；二不知那些被拆除的不可移动文物是由谁来拆除的；三不知有没有人因此被追责。文物部门领导如此昏昏然，竟对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宜“一问三不知”，其“庸”得够极顶的！
　　在我国，庸官古而有之。史载：唐玄宗在位初期，有名副相叫卢怀慎。此人身居高位且不贪，却名声不佳。何以故？只是因为他在“不贪”的同时也“不干”，分管的政务，不是推就是拖，从不积极履职，毫无政绩可言。因此，当时世人给他一个绰号——“伴食官”。显而易见，即使在封建时代，人们对那些庸官也是打心底里不满的。《大清律例歌诀》云：“官员实无善政绩，自立碑词杖百应”。你看，在乾隆年间，庸官还算是犯法哩！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理由逊于封建吏治。
　　时下，官场上的“伴食官”并不鲜见，“一问三不知”的庸官便是一个例证。暂且先不论其个人问题，诸如能力、素养、品行等，就机制而言，我认为在两个环节上明显存在着瑕疵，才使得“伴食官”有生存的空间。
　　一是任用选拔。按理说，领导干部的任用选拔必须是德才兼备，“德”讲的是干部的信仰、品德、清廉，“才”讲的是干部的能力、担当、实干，前者是干部防“贪”的前提，后者便是干部防“庸”的要义。现如今，各层级的干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伴食官”，这显然在干部任用选拔的标准上出现了偏差，“德”降了格，“才”虚了位，而充斥其间的则是：或一味听话，盲目顺从；或拍马溜须，媚态十足；或不思“为先”，无过即功；或四平八稳，投机鉆营；等。
　　二是监管考核。作为干部监管的一项程序，如今政府部门每年都会对机关单位的成绩和效果进行“绩效考核”，它对领导干部也是必过的一道坎，除了表明其清廉与否，还考量着“胜任”与“不胜任”。像郑州上街区文物部门及其领导“一问三不知”，庸碌不堪，究竟是怎样通过了每年的绩效考核的？倘若2012年对其考核，就发现了严重渎职的情形，立马惩戒，甚至“换帅”，岂会有如今1061处不可移动文物只剩下20%的悲剧？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如何对待“伴食官”，无疑也是当下吏治的题中之义。从去年开始，贵州省黔西南州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截止今年2月已有1334名不胜任现职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59名。该州对存在12类“为官不为”情形的干部进行召回，不仅曝光，而且还要接受统一培训教育和考试，甚至参加军训，所有花销自费，如果跟踪考察仍不合格者将被辞退或解聘，丢掉饭碗。黔西南州“治庸治懒”的这一做法，已被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贵州省委组工干部学院列为2015年重点课题加以系统研究。对庸官先给一个“回炉淬火”的机会，如仍不“成器”，将逐出官场，绝不姑息！
　　今年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提出：“对于忽视民生、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要‘动刀子’、‘出重拳’，公开曝光，坚决追责！”是呵，改革大业岂可让“伴食官”有生存的空间？
　　图：王恒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