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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最后日子里，林毅夫像平日里一样忙。今年5月的一天他来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他的新书《解密中国经济》研讨会。像往常一样，林毅夫在很多国外的学者面前，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
这种争论曾经发生在林毅夫出席过的很多国际会议上。面对着对中国经济的质疑，甚至是中国崩溃论，他总是站出来发表不同见解。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正式离开北大前往世界银行就任。4年之后，他回到北大，又回到了学术生活里。
北大师生习惯称呼他为“林老师”，世行同事们以前习惯以他的英文名字“Justin”称呼他。去世行之前，他为自己在华盛顿即将需要安置的家，提出过三点要求：“每天上班路途，不得超过15分钟；环境要安静；需要自己能支付得起。”世行员工正常工作时间为早晨9点到下午6点，而林的工作时间基本在早晨8点到晚上8点，晚上回到家中继续完成工作或整理研究。
世行人力发展网络首席经济学家ArielFiszbein说：“Justin在世行任职的4年里，永远在拼命工作着，他是世行惟一一位没有休过假的人。然而，每一次与他重逢，他精神抖擞的风貌，总会给人们留下错觉：Justin一定从哪个海边刚刚度假回来啦！”当然，他有解除疲劳的秘密，他买了两把电动按摩椅：一把放在了世行的办公室，供大家享用；另外一把放在家中客厅。
偶尔，他也会陪夫人去看电影，他看了新上映的《复仇者联盟》，同事问他“电影好看吗？”他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好像什么也没有记住，因为自己坐在电影院里睡着了。”
林毅夫说，世行办公室里的那些书籍，他一定会打包带回北大。“我比较喜欢看经典的东西，像《老子》，看过至少100遍，而《道德经》已经读过好几百遍了。”
有很多人都问林毅夫为世行带去了什么，他的答案是：4年前刚到世行的时候，就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高中生，突然到一个大城市来上大学，那充满了期许，充满了兴奋，希望自己也能尽最大的力量把工作做好，这可以说是当时的心情。至于他的成就，他认为该由别人来评论。
最初到世行，林毅夫有很多不适应，在北大，他是学者，比较自由，而世行是一个国际发展机构，是一个官僚机构，他成了一个官员。
在世行欢送会上，世行行长佐利克再一次講述了当初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候选人中，为何选择林毅夫。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一直由欧美世界轮流掌管，佐利克行长认为应该在世行65年的历史里，起用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这位经济学家一定要在世界经济学界有很高的名望和作为。
佐利克对林毅夫的背景情有独钟——林毅夫70年代在台湾拿了MBA学位，然后来到北京大学获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最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博士学位。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他早期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的系统训练，至关重要。
林毅夫在任内4年里走访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他到世界银行的第一个星期就到非洲国家去访问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他到非洲国家去了一共14次，是到非洲去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所有贫困的人追求都是一样的，都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都希望子女可以生活得更好，都希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林毅夫小时候在台湾接触到的人是这样，1979年他到大陆来所接触的人也是这样。
虽然林毅夫抱着改变贫穷的理想去世界银行上任，然而，在他2008年6月上任之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突变。石油危机、粮食危机，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这个来自中国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备受考验。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这也拉开全球的股市崩盘的序幕。当时的世界银行，对这场金融危机也展开了讨论。林毅夫提出了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看法。在世行的讨论中，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危机，而林毅夫则指出它的影响会非常深远，事实证明，这场金融危机也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严寒，并且蔓延到了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
在众人眼里，林毅夫是风采照人地度过了他的每一个时刻。
1979年，他离开父母，离开了怀着第二个孩子的妻子陈云英和3岁的孩子，在没有与家人告别的情况下泅渡海峡，只身来到大陆；1987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在中国物质不富足、学术环境还不开放的环境下回到中国。
林毅夫没有局限在自己的立场看待周围、看世界。来到北京后，他以自己在台湾得到的MBA系统训练，突破大陆人的常规思考，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了芝加哥大学，又以对台湾、对中国经历的验证，比较中西经济学。林毅夫曾是军人，军人的磨炼让他勇于面对无法预料的未来。“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我感谢这个时代，正是因为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给了我们许多机会。”他曾这样说。
台大有位校友问他：“假如当初没有到内地，你现在的情形会如何？”林毅夫回答：“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去假设。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努力去工作、去做人。”
6月15日，北京大学举办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主讲人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林毅夫出现在了听众席。
这是林毅夫回归北大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学术活动，他时不时记些笔记，讲座完毕也向杜尔劳夫提了问题。讲座结束后，林毅夫上前与杜尔劳夫交谈，握手。他不再是官员，回归了学术生活。同事说，他既有变化，也有不变的地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说，他感觉到林毅夫的变化，他能用更高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北大教授姚洋则表示，林对学术的追求一点也没有变，他有一种非常好的学术精神，他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
这种争论曾经发生在林毅夫出席过的很多国际会议上。面对着对中国经济的质疑，甚至是中国崩溃论，他总是站出来发表不同见解。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正式离开北大前往世界银行就任。4年之后，他回到北大，又回到了学术生活里。
北大师生习惯称呼他为“林老师”，世行同事们以前习惯以他的英文名字“Justin”称呼他。去世行之前，他为自己在华盛顿即将需要安置的家，提出过三点要求：“每天上班路途，不得超过15分钟；环境要安静；需要自己能支付得起。”世行员工正常工作时间为早晨9点到下午6点，而林的工作时间基本在早晨8点到晚上8点，晚上回到家中继续完成工作或整理研究。
世行人力发展网络首席经济学家ArielFiszbein说：“Justin在世行任职的4年里，永远在拼命工作着，他是世行惟一一位没有休过假的人。然而，每一次与他重逢，他精神抖擞的风貌，总会给人们留下错觉：Justin一定从哪个海边刚刚度假回来啦！”当然，他有解除疲劳的秘密，他买了两把电动按摩椅：一把放在了世行的办公室，供大家享用；另外一把放在家中客厅。
偶尔，他也会陪夫人去看电影，他看了新上映的《复仇者联盟》，同事问他“电影好看吗？”他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好像什么也没有记住，因为自己坐在电影院里睡着了。”
林毅夫说，世行办公室里的那些书籍，他一定会打包带回北大。“我比较喜欢看经典的东西，像《老子》，看过至少100遍，而《道德经》已经读过好几百遍了。”
有很多人都问林毅夫为世行带去了什么，他的答案是：4年前刚到世行的时候，就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高中生，突然到一个大城市来上大学，那充满了期许，充满了兴奋，希望自己也能尽最大的力量把工作做好，这可以说是当时的心情。至于他的成就，他认为该由别人来评论。
最初到世行，林毅夫有很多不适应，在北大，他是学者，比较自由，而世行是一个国际发展机构，是一个官僚机构，他成了一个官员。
在世行欢送会上，世行行长佐利克再一次講述了当初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候选人中，为何选择林毅夫。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一直由欧美世界轮流掌管，佐利克行长认为应该在世行65年的历史里，起用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这位经济学家一定要在世界经济学界有很高的名望和作为。
佐利克对林毅夫的背景情有独钟——林毅夫70年代在台湾拿了MBA学位，然后来到北京大学获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最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博士学位。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他早期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的系统训练，至关重要。
林毅夫在任内4年里走访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他到世界银行的第一个星期就到非洲国家去访问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他到非洲国家去了一共14次，是到非洲去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所有贫困的人追求都是一样的，都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都希望子女可以生活得更好，都希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林毅夫小时候在台湾接触到的人是这样，1979年他到大陆来所接触的人也是这样。
虽然林毅夫抱着改变贫穷的理想去世界银行上任，然而，在他2008年6月上任之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突变。石油危机、粮食危机，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让这个来自中国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备受考验。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这也拉开全球的股市崩盘的序幕。当时的世界银行，对这场金融危机也展开了讨论。林毅夫提出了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看法。在世行的讨论中，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危机，而林毅夫则指出它的影响会非常深远，事实证明，这场金融危机也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严寒，并且蔓延到了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
在众人眼里，林毅夫是风采照人地度过了他的每一个时刻。
1979年，他离开父母，离开了怀着第二个孩子的妻子陈云英和3岁的孩子，在没有与家人告别的情况下泅渡海峡，只身来到大陆；1987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在中国物质不富足、学术环境还不开放的环境下回到中国。
林毅夫没有局限在自己的立场看待周围、看世界。来到北京后，他以自己在台湾得到的MBA系统训练，突破大陆人的常规思考，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了芝加哥大学，又以对台湾、对中国经历的验证，比较中西经济学。林毅夫曾是军人，军人的磨炼让他勇于面对无法预料的未来。“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我感谢这个时代，正是因为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给了我们许多机会。”他曾这样说。
台大有位校友问他：“假如当初没有到内地，你现在的情形会如何？”林毅夫回答：“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去假设。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努力去工作、去做人。”
6月15日，北京大学举办严复经济学纪念讲座，主讲人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斯蒂文·杜尔劳夫教授。林毅夫出现在了听众席。
这是林毅夫回归北大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学术活动，他时不时记些笔记，讲座完毕也向杜尔劳夫提了问题。讲座结束后，林毅夫上前与杜尔劳夫交谈，握手。他不再是官员，回归了学术生活。同事说，他既有变化，也有不变的地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说，他感觉到林毅夫的变化，他能用更高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北大教授姚洋则表示，林对学术的追求一点也没有变，他有一种非常好的学术精神，他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