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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初，日军侵华，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之战。那时我在上海参加了上海青年所组织的“抗日救国团”。后因蒋介石屈服，中日一度绝交的局面又暂时和缓下来。我来到东京，目睹了日本俘虏空闲升遣返后所引起的一起外交事件。其中主要人物甘海澜，与我是相识的四川同乡，我是事件的见证人。甘海澜又曾托我把这段经过，以及他怎样受到日方重视，成为新闻人物的真切事实记载下来。其中详细情节，多为笔者目睹及甘海澜本人的口述。
当“一·二八”午夜战事发生后，为时还不到一个月，日军屡受挫折，几次更换其指挥人员，增加了好多兵力，但终被第十九路军击退。2月21日，由敌酋植田谦吉亲自指挥，调集了强大的兵力向江湾进犯，当时张治中也率领部队赶来参战。双方大战3日，我全体将士英勇保卫国土，终将日军击败，并生俘了日军少佐大队长空闲升。
日本把军人的升迁看得很重，由士官学校出身的军人，要升到少佐大队长，那是不太容易的。空闲升自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即长期留校工作，做过小队长后升为区队长。在派到上海侵略我国之前才由士官学校调出，升为植田所部的少佐大队长。开到上海不久，空闲升即参加江湾之战，为我军所俘获。
四川鄄都县人甘海澜，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在校时即编到空闲升的小队里，因此与空闲升相熟。甘海澜是深度近视眼，由于生理上的缺憾，使他习惯于小心翼翼。毕业回国后，在军队里任参谋。于“一·二八”之前，已升到中校之职了。以其是个参谋人员而又极其近视，作战时没有到最前线。又因其能通日语，所以抓到的俘虏，即交其看管。因此，空闲升的被俘获，使这师生二人，在一个最难堪的境地相见了。由于甘海澜对空闲升完全以朋友的身份来看待他，这就使得空闲升非常之感激。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双方首先遣返俘虏，交换阵亡将士尸骨。日本人用了一句妙语来迎接侵略者的尸体，叫作“沉默的凯旋”。至于被遣返的俘虏，则不得进入“凯旋者”之列，且必然再受到军人内部组织的审判与惩罚。空闲升也自知其回国后不能幸免于死，当他被遣返时，甘海澜向他说再见，空闲升就惨然地说道：“怕不能够再见了！”
东京的二重桥斜对面，有一座四方形的大建筑，那是日本有名的“军人会馆”，为日本军阀们集会之所，是日本的太上陆军部，又有“在乡军人会”的组织，潜势力颇为不小。他们要支持哪个军阀去组阁，或当陆相，内部决定了，把名单交与首相发表，就不成问题。至于审判俘虏，决定把谁处死，以及战殁者的名字能否入“靖国神社”，其权力更是由军方直接掌握。
空闲升回国后见到妻子，就说起中国的士官学校同学甘海澜，这回多亏他的庇护，受恩不小，以后有机会，要妻子报答甘海澜。接着，日本“在乡军人会”就传讯了空闲升，很多重要人物都参加。审问开始，主持人问道：“空闲升，你为什么投降了支那人？”
空闲升回答道：“我是奉令在上海江湾与支那人作战，没有投降。”
“那么，你为什么被当作俘虏送回国来呢？是给支那人捉去了吧，你说？”
“我不是被捉去的。我是在战场上昏迷之后，被中国红十字会抬往医院去的。”
审判者大怒说：“你在中国军队的后方医院住过很久，为什么不自杀？”
空闲升说：“我本来是要自杀的，却被士官学校同学甘海澜参谋朝夕防备，他不但优待我，每天还同我讲起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故事，因此我没有机会自杀。”空闲升言下，又渲染了甘海澜是如何的讲交情、重道德，真不愧“帝国军人的风格”。于是
在场的人，连同审问者在内，都记下了甘海澜的名字及其军衔。空闲升有意把甘海澜说成与自己一样的官阶“少佐”，并又声明，关于他个人的一切情况，这个甘少佐就可以作切实的证明。
时间愈见迫促了，审问者厉色说道：“空闲升，你把帝国军人的荣誉丧失了，依照武士道的精神，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空闲升凝神作气，遥拜了天皇，又向全体参审人员敬了军礼，便脱去衣服，拔出刀来，当众切腹自杀。
空闲升这一死，使得甘海澜成了日本军人心目中的崇拜偶像。日本军部一面宣传空闲升的切腹自杀，是符合武士道的精神；一面也夸张了甘海澜的师友感情，把甘说成是中国的“道德军人”。于是甘海澜之名，就这样遍传于日本了。
事情还不会就此结束，空闲升也不能因为切腹死了便可以马上恢复他的日本军人“名誉”，其神位牌子还不能送入“靖国神社”。必须得到事情的唯一证人甘海澜当众作过证明才行，空闲升自己的一面之词是不能算数的。恰好是两国要恢复邦交交换使节了，于是由日本官方向蒋介石政府提出要把甘海澜派遣到日本去。他们要看看这个中国的“道德军人”。
蒋介石得到日本的示意后，即找何应钦研究原因，认为是日方尊重士官同学，是对方示好的意思。但早已内定蒋作宾当驻日大使，只有把甘海澜派为随员，作大使馆的少校武官。又因为武官一职，例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派遣，所以由何先通知蒋作宾，再召见甘海澜。当面说明了武官一职的“重要”，叫甘海澜降格相就。甘海澜说：“我已经是个中校，今出使外国，不但不升，反而降了级。请部长给我解释一下。”何应钦圆滑地笑着说：“你是我们士官同学，今天又都是蒋委员长的部下。只要把事情办得好，不要计较名义和官阶。你今天以武官的名义出国，安心去做。我关照蒋作宾大使，发给你实缺上校薪俸。你的名字和军衔，就挂在我的军政部好了。”自然，甘海澜就大喜而去。而何应钦始终没有向甘海澜说明这是出于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授意。一来是怕甘海澜知道了日本军方重视他，会趁势要挟；二来是怕消息一旦传出，暴露了他们完全听命于日本的丑行。所以就讳莫如深。
临到起程出国之前，蒋介石又单独召见了甘海澜，并说：“你到日本后，如遇到什么困难，蒋作宾大使不能解决的，可以由你直接打电话给何部长，他会转给我的。”蒋介石已经知道了日本人需要的是甘海澜，而不是蒋作宾。所以就事先收买一下。
甘海澜与蒋作宾抵达东京之日，日本外务省接受军部的指示，布置了盛大的欢迎会，其重点摆在有名的火车站东京驿。大队伍是日本的一些在乡军人和政府的外交人员，并组织了一些东京市民。其中有两组较为特殊的欢迎人群，一组是以空闲升的妻子为首，以及在上海战死者的女性亲人等；还有一组都是些白头老翁，其中一个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友梅屋，一个是黑龙会的头子头山满。日本军方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欢迎中国使节，是大有用心的。 中国大使蒋作宾穿着外交官的礼服，首先下车。接着才是身穿陆军制服的武官甘海澜“少佐”。才一露面，日本欢迎人群就欢呼着：“甘少佐，甘少佐，欢迎欢迎！”于是人群就涌上前来，迈过人群的蒋作宾，由一个外务省官员陪同，走出了东京驿车站，被招待上了马车。各家报馆的摄影记者、私人持有照相机者，正在替甘海澜拍照，忙个不休；“在乡军人会”出面，致欢迎词，又介绍了梅屋和头山满给甘海澜；然后又让空闲升的妻子和妇女队上前来与甘海澜见面，献鲜花。戴上花环之后，空闲升的妻子拥抱着甘海澜，旁边的妇女们帮助她，用力把甘海澜举到空中，抛了几下。然后把甘海澜放在空闲升妻子的颈项上，抬得高高的。日本妇女们如获至宝一般，把甘拥出了东京驿车站。
第二天的日本三大报纸《朝日新闻》、《日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刊载了欢迎甘海澜“少佐”的新闻报道。关于蒋作宾的消息，却只有一小条。至于各定期刊物、杂志，尽都有关于甘“少佐”的记载，有的还把甘海澜写成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笔者在东京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员送来了一份休息时的阅读物，就是一本直接以“甘少佐”为书名的长篇小说。甘海澜已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了。
日本老记者伏室高信向甘海澜说：“十几年前英皇太子‘来朝’，本人曾经作过盛大的欢迎。但与甘‘少佐’比起来，后者是更为热情了。”他们这样对待甘海澜，是有目的和要求的。过了几天，“在乡军人会”就专程奉邀甘海澜去赴会。在欢迎场面上，日本军方就单刀直入地提出了空闲升被俘的真相，质问甘海澜，要他说实话。因为他是空闲升被俘的唯一见证人。提出了空闲升是不是畏死投降；空闲升是不是在战场上昏迷之后，才被中国的军队送到后方医院去的；空闲升是不是在看守期内几次要自杀，被甘“少佐”阻挡了的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完全与事实不符的询问，使得甘海澜左右为难。要说实话呢，空闲升不仅白送了命，还落下“辱没日本军人荣誉”的骂名，妻子就得不到优待。而甘海澜本人的利害问题是，可能一下子就不受日本的欢迎了。要不说真话，顺着日本军方的企图去“编”，又怕将来会受到蒋介石的严厉处分。甘海澜是小心谨慎惯了的，我们都叫他“愚夫子”。这时他却不立刻答复，推说时间过得久了，在作战时期，大家的情绪都紧张，一时回忆不出。希望回到使馆后，细细深思，再作具体答复。
甘海澜回到使馆后，赶忙同蒋作宾商量，立即致电南京向蒋介石、何应钦请示。旋得回电，叫甘海澜随机应变，以后凡有利于双方“和平”外交、于己无损、于人有益的事宜，都可以相机负责办理。甘海澜得到南京政府的这个指示之后，就主动去向日本军方说明，凡是空闲升所述一切经过，完全属实。日本军方并将当时所录的空闲升本人口供交与甘海澜审阅，要求甘海澜签字盖章，以作证明。甘海澜就一一照办了。事后，日本军人又将甘海澜夸奖一番说：“甘‘少佐’真不愧为‘道德军人’！”
就因为甘海澜这一证明，空闲升的神位牌子才得到送入“靖国神社”的资格。当时还举行了一个仪式。空闲升的寡妻，还邀请甘海澜同去“靖国神社”祭奠一番。为了把人情做到底，甘海澜又经取得蒋介石的批准，一一照做了，满足了日方的愿望。
空闲升的妻子真是感激万分，邀请甘海澜到她家去作客，除了大办招待之外，更有一种使客人难于接受的礼貌，一定要甘“少佐”在她家的四方形小浴池内洗澡，空闲太太一定要给甘“少佐”擦背，以表招待之诚。客人百般不允，主人万般请求，至于泣下，说出了丈夫生前给她的训诫：“一定要好好地报答甘海澜‘少佐’的恩德。”
其他外界仰慕甘“少佐”之名者，请求签名的，赠送礼物的，请赴宴的，几乎是每天应接不暇，自“靖国神社”祭奠了空闲升之后，约有半个月时间，在军人会馆内，日本军方又正式宴请了甘海澜，有几个日本军阀在坐，杯酒言欢之际，又举行了非正式的谈话。其主题仍就是空闲升那回事。某大将与甘海澜接席而坐，正色地问道：“甘‘少佐’，我们军人是不打谎语的。我现在郑重地再请问你：空闲升少佐在中国所经历的事，果然如他自己所说，一切都是真的吗？”
甘海澜显然很窘，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说：“真的，真的，我已经仔细地反复回忆过，作了如实的证明。我不会说谎话。”
那个大将接着说：“是的，‘少佐’没有说谎。说谎的是空闲升。我们已经详细调查过，空闲升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在你的优待之下，长期时间内，他并没有自杀过。这话对吗？你为了顾全士官学校的师生情谊，为了帝国军人的荣誉，为了武士道的精神，做得很对。这是军人的‘道德’。我们的‘道德军人’就值得尊重。来呀，大家为甘‘少佐’干杯，为‘道德军人’、为大和魂干杯！”
经过这一度谈话之后，日本军方决定，把甘海澜作为“优待”对象，凡有较为困难的事，甘海澜一句话告知日本军方，必须得到顺利解决。更在普通小事上予以方便。例如，中国留学生要旅行日本各地，有些地方是禁区，但只要持有甘海澜的证明信，就可以通行无阻。又如日本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时，要带些军用品，这在日本是不允许的。有的留学生就走甘海澜的门路，只要他出一私人证明，就能顺利放行。有一些日本老师，就时常勉励留学生说：“要好好地学甘海澜，以他为榜样。”曾经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平常不为房东所喜，不知怎么弄到了一张甘海澜的名片，即贴在壁上，房主人看见了，立刻就对这个学生另眼相看。
但是，日本果然会爱上甘海澜吗？那肯定不是。他们首先是要利用甘海澜来张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鼓励日本国民进一步支持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行动；其次是利用甘海澜讨好侵略者而受到日本的欢迎和“尊重”，引诱中国人甘为侵略者的奴才。蒋介石、何应钦则企图利用甘海澜示好于日本政府，以利于维持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继续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甘海澜只不过是日蒋之间暂时共同利用的一个小工具而已。
当“一·二八”午夜战事发生后，为时还不到一个月，日军屡受挫折，几次更换其指挥人员，增加了好多兵力，但终被第十九路军击退。2月21日，由敌酋植田谦吉亲自指挥，调集了强大的兵力向江湾进犯，当时张治中也率领部队赶来参战。双方大战3日，我全体将士英勇保卫国土，终将日军击败，并生俘了日军少佐大队长空闲升。
日本把军人的升迁看得很重，由士官学校出身的军人，要升到少佐大队长，那是不太容易的。空闲升自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即长期留校工作，做过小队长后升为区队长。在派到上海侵略我国之前才由士官学校调出，升为植田所部的少佐大队长。开到上海不久，空闲升即参加江湾之战，为我军所俘获。
四川鄄都县人甘海澜，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在校时即编到空闲升的小队里，因此与空闲升相熟。甘海澜是深度近视眼，由于生理上的缺憾，使他习惯于小心翼翼。毕业回国后，在军队里任参谋。于“一·二八”之前，已升到中校之职了。以其是个参谋人员而又极其近视，作战时没有到最前线。又因其能通日语，所以抓到的俘虏，即交其看管。因此，空闲升的被俘获，使这师生二人，在一个最难堪的境地相见了。由于甘海澜对空闲升完全以朋友的身份来看待他，这就使得空闲升非常之感激。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双方首先遣返俘虏，交换阵亡将士尸骨。日本人用了一句妙语来迎接侵略者的尸体，叫作“沉默的凯旋”。至于被遣返的俘虏，则不得进入“凯旋者”之列，且必然再受到军人内部组织的审判与惩罚。空闲升也自知其回国后不能幸免于死，当他被遣返时，甘海澜向他说再见，空闲升就惨然地说道：“怕不能够再见了！”
东京的二重桥斜对面，有一座四方形的大建筑，那是日本有名的“军人会馆”，为日本军阀们集会之所，是日本的太上陆军部，又有“在乡军人会”的组织，潜势力颇为不小。他们要支持哪个军阀去组阁，或当陆相，内部决定了，把名单交与首相发表，就不成问题。至于审判俘虏，决定把谁处死，以及战殁者的名字能否入“靖国神社”，其权力更是由军方直接掌握。
空闲升回国后见到妻子，就说起中国的士官学校同学甘海澜，这回多亏他的庇护，受恩不小，以后有机会，要妻子报答甘海澜。接着，日本“在乡军人会”就传讯了空闲升，很多重要人物都参加。审问开始，主持人问道：“空闲升，你为什么投降了支那人？”
空闲升回答道：“我是奉令在上海江湾与支那人作战，没有投降。”
“那么，你为什么被当作俘虏送回国来呢？是给支那人捉去了吧，你说？”
“我不是被捉去的。我是在战场上昏迷之后，被中国红十字会抬往医院去的。”
审判者大怒说：“你在中国军队的后方医院住过很久，为什么不自杀？”
空闲升说：“我本来是要自杀的，却被士官学校同学甘海澜参谋朝夕防备，他不但优待我，每天还同我讲起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故事，因此我没有机会自杀。”空闲升言下，又渲染了甘海澜是如何的讲交情、重道德，真不愧“帝国军人的风格”。于是
在场的人，连同审问者在内，都记下了甘海澜的名字及其军衔。空闲升有意把甘海澜说成与自己一样的官阶“少佐”，并又声明，关于他个人的一切情况，这个甘少佐就可以作切实的证明。
时间愈见迫促了，审问者厉色说道：“空闲升，你把帝国军人的荣誉丧失了，依照武士道的精神，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空闲升凝神作气，遥拜了天皇，又向全体参审人员敬了军礼，便脱去衣服，拔出刀来，当众切腹自杀。
空闲升这一死，使得甘海澜成了日本军人心目中的崇拜偶像。日本军部一面宣传空闲升的切腹自杀，是符合武士道的精神；一面也夸张了甘海澜的师友感情，把甘说成是中国的“道德军人”。于是甘海澜之名，就这样遍传于日本了。
事情还不会就此结束，空闲升也不能因为切腹死了便可以马上恢复他的日本军人“名誉”，其神位牌子还不能送入“靖国神社”。必须得到事情的唯一证人甘海澜当众作过证明才行，空闲升自己的一面之词是不能算数的。恰好是两国要恢复邦交交换使节了，于是由日本官方向蒋介石政府提出要把甘海澜派遣到日本去。他们要看看这个中国的“道德军人”。
蒋介石得到日本的示意后，即找何应钦研究原因，认为是日方尊重士官同学，是对方示好的意思。但早已内定蒋作宾当驻日大使，只有把甘海澜派为随员，作大使馆的少校武官。又因为武官一职，例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派遣，所以由何先通知蒋作宾，再召见甘海澜。当面说明了武官一职的“重要”，叫甘海澜降格相就。甘海澜说：“我已经是个中校，今出使外国，不但不升，反而降了级。请部长给我解释一下。”何应钦圆滑地笑着说：“你是我们士官同学，今天又都是蒋委员长的部下。只要把事情办得好，不要计较名义和官阶。你今天以武官的名义出国，安心去做。我关照蒋作宾大使，发给你实缺上校薪俸。你的名字和军衔，就挂在我的军政部好了。”自然，甘海澜就大喜而去。而何应钦始终没有向甘海澜说明这是出于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授意。一来是怕甘海澜知道了日本军方重视他，会趁势要挟；二来是怕消息一旦传出，暴露了他们完全听命于日本的丑行。所以就讳莫如深。
临到起程出国之前，蒋介石又单独召见了甘海澜，并说：“你到日本后，如遇到什么困难，蒋作宾大使不能解决的，可以由你直接打电话给何部长，他会转给我的。”蒋介石已经知道了日本人需要的是甘海澜，而不是蒋作宾。所以就事先收买一下。
甘海澜与蒋作宾抵达东京之日，日本外务省接受军部的指示，布置了盛大的欢迎会，其重点摆在有名的火车站东京驿。大队伍是日本的一些在乡军人和政府的外交人员，并组织了一些东京市民。其中有两组较为特殊的欢迎人群，一组是以空闲升的妻子为首，以及在上海战死者的女性亲人等；还有一组都是些白头老翁，其中一个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友梅屋，一个是黑龙会的头子头山满。日本军方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欢迎中国使节，是大有用心的。 中国大使蒋作宾穿着外交官的礼服，首先下车。接着才是身穿陆军制服的武官甘海澜“少佐”。才一露面，日本欢迎人群就欢呼着：“甘少佐，甘少佐，欢迎欢迎！”于是人群就涌上前来，迈过人群的蒋作宾，由一个外务省官员陪同，走出了东京驿车站，被招待上了马车。各家报馆的摄影记者、私人持有照相机者，正在替甘海澜拍照，忙个不休；“在乡军人会”出面，致欢迎词，又介绍了梅屋和头山满给甘海澜；然后又让空闲升的妻子和妇女队上前来与甘海澜见面，献鲜花。戴上花环之后，空闲升的妻子拥抱着甘海澜，旁边的妇女们帮助她，用力把甘海澜举到空中，抛了几下。然后把甘海澜放在空闲升妻子的颈项上，抬得高高的。日本妇女们如获至宝一般，把甘拥出了东京驿车站。
第二天的日本三大报纸《朝日新闻》、《日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刊载了欢迎甘海澜“少佐”的新闻报道。关于蒋作宾的消息，却只有一小条。至于各定期刊物、杂志，尽都有关于甘“少佐”的记载，有的还把甘海澜写成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笔者在东京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员送来了一份休息时的阅读物，就是一本直接以“甘少佐”为书名的长篇小说。甘海澜已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了。
日本老记者伏室高信向甘海澜说：“十几年前英皇太子‘来朝’，本人曾经作过盛大的欢迎。但与甘‘少佐’比起来，后者是更为热情了。”他们这样对待甘海澜，是有目的和要求的。过了几天，“在乡军人会”就专程奉邀甘海澜去赴会。在欢迎场面上，日本军方就单刀直入地提出了空闲升被俘的真相，质问甘海澜，要他说实话。因为他是空闲升被俘的唯一见证人。提出了空闲升是不是畏死投降；空闲升是不是在战场上昏迷之后，才被中国的军队送到后方医院去的；空闲升是不是在看守期内几次要自杀，被甘“少佐”阻挡了的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完全与事实不符的询问，使得甘海澜左右为难。要说实话呢，空闲升不仅白送了命，还落下“辱没日本军人荣誉”的骂名，妻子就得不到优待。而甘海澜本人的利害问题是，可能一下子就不受日本的欢迎了。要不说真话，顺着日本军方的企图去“编”，又怕将来会受到蒋介石的严厉处分。甘海澜是小心谨慎惯了的，我们都叫他“愚夫子”。这时他却不立刻答复，推说时间过得久了，在作战时期，大家的情绪都紧张，一时回忆不出。希望回到使馆后，细细深思，再作具体答复。
甘海澜回到使馆后，赶忙同蒋作宾商量，立即致电南京向蒋介石、何应钦请示。旋得回电，叫甘海澜随机应变，以后凡有利于双方“和平”外交、于己无损、于人有益的事宜，都可以相机负责办理。甘海澜得到南京政府的这个指示之后，就主动去向日本军方说明，凡是空闲升所述一切经过，完全属实。日本军方并将当时所录的空闲升本人口供交与甘海澜审阅，要求甘海澜签字盖章，以作证明。甘海澜就一一照办了。事后，日本军人又将甘海澜夸奖一番说：“甘‘少佐’真不愧为‘道德军人’！”
就因为甘海澜这一证明，空闲升的神位牌子才得到送入“靖国神社”的资格。当时还举行了一个仪式。空闲升的寡妻，还邀请甘海澜同去“靖国神社”祭奠一番。为了把人情做到底，甘海澜又经取得蒋介石的批准，一一照做了，满足了日方的愿望。
空闲升的妻子真是感激万分，邀请甘海澜到她家去作客，除了大办招待之外，更有一种使客人难于接受的礼貌，一定要甘“少佐”在她家的四方形小浴池内洗澡，空闲太太一定要给甘“少佐”擦背，以表招待之诚。客人百般不允，主人万般请求，至于泣下，说出了丈夫生前给她的训诫：“一定要好好地报答甘海澜‘少佐’的恩德。”
其他外界仰慕甘“少佐”之名者，请求签名的，赠送礼物的，请赴宴的，几乎是每天应接不暇，自“靖国神社”祭奠了空闲升之后，约有半个月时间，在军人会馆内，日本军方又正式宴请了甘海澜，有几个日本军阀在坐，杯酒言欢之际，又举行了非正式的谈话。其主题仍就是空闲升那回事。某大将与甘海澜接席而坐，正色地问道：“甘‘少佐’，我们军人是不打谎语的。我现在郑重地再请问你：空闲升少佐在中国所经历的事，果然如他自己所说，一切都是真的吗？”
甘海澜显然很窘，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说：“真的，真的，我已经仔细地反复回忆过，作了如实的证明。我不会说谎话。”
那个大将接着说：“是的，‘少佐’没有说谎。说谎的是空闲升。我们已经详细调查过，空闲升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在你的优待之下，长期时间内，他并没有自杀过。这话对吗？你为了顾全士官学校的师生情谊，为了帝国军人的荣誉，为了武士道的精神，做得很对。这是军人的‘道德’。我们的‘道德军人’就值得尊重。来呀，大家为甘‘少佐’干杯，为‘道德军人’、为大和魂干杯！”
经过这一度谈话之后，日本军方决定，把甘海澜作为“优待”对象，凡有较为困难的事，甘海澜一句话告知日本军方，必须得到顺利解决。更在普通小事上予以方便。例如，中国留学生要旅行日本各地，有些地方是禁区，但只要持有甘海澜的证明信，就可以通行无阻。又如日本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时，要带些军用品，这在日本是不允许的。有的留学生就走甘海澜的门路，只要他出一私人证明，就能顺利放行。有一些日本老师，就时常勉励留学生说：“要好好地学甘海澜，以他为榜样。”曾经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平常不为房东所喜，不知怎么弄到了一张甘海澜的名片，即贴在壁上，房主人看见了，立刻就对这个学生另眼相看。
但是，日本果然会爱上甘海澜吗？那肯定不是。他们首先是要利用甘海澜来张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鼓励日本国民进一步支持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行动；其次是利用甘海澜讨好侵略者而受到日本的欢迎和“尊重”，引诱中国人甘为侵略者的奴才。蒋介石、何应钦则企图利用甘海澜示好于日本政府，以利于维持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继续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甘海澜只不过是日蒋之间暂时共同利用的一个小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