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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造访复旦大学并发表主题演讲。在演讲中，潘基文说：“我从孔子那里学到的，给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提出了“5个C”的理念：冷静（Calm）、同情心（Compassionate）、合作（Cooperation）、勇气（Courage），以及孔子（Confucius）。
为何潘基文如此推崇孔子？或许，从同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于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致辞中，可以找到答案：“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这位被东方尊为“圣人”、被西方称为“东方
的苏格拉底”的伟人，其思想与人格的熠熠光辉，毫无疑问已得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广泛认同与尊崇。孔子之于今天我们的意义，正如儒家思想的精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
未来”。
属于中国的孔子
在中国，孔子一向以“圣人”形象为人们所熟知，而“圣人”孔子的形成，便是一部儒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的发展史。事实上，汉代以前，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也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并未占据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主导地位。如战国时期，秦国显然宗奉的是商鞅、韩非代表的法家思想；齐国，则尊奉春秋时齐桓公时代延续下来的管仲思想；而楚国，由于巫鬼文化的盛行，则成为老庄道家思想的起源地。
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以西周以来最正统的贵族精英文化为渊薮，其学术根基之深厚，以及天然与政治的接近关系，是其他思想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孔子去世后，弟子子夏成为魏国国君魏文侯之师，子贡则能够影响当时的“国际”形势，“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门后学孟子则自信宣称“舍我其谁”，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广辟道路。秦朝灭亡，在经历“焚书坑儒”后的儒家仍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老儒者伏生于战乱烽火中凿破墙壁藏下《尚书》，鲁地（今山东省）儒生怒斥向权力献媚的“阿世之学”……无疑都为儒家思想的复兴保存了火种。
汉代初期，国家政权信奉“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统治者甚至对儒者极不尊敬，汉高祖刘邦称帝前公然有“溺儒冠”（向儒者帽子里撒尿）之举，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竟让儒家学者辕固生去和野猪搏斗。然而，随着汉朝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时代与政治的双重呼唤下，儒家思想终究走上从此所向披靡的历史舞台。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汉武帝的高度认同，此后，汉武帝大量任用儒生为官，逐渐使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士人当官的必要条件之一，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孔子的身份，则从一名单纯的教育家、思想家开始向国家层面最高的思想文化象征转变。
由于儒家思想已成为社会主导的缘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寻求政权的合法性，也就不断通过尊崇孔子，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公元元年，西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孔子得到的第一个封号，其后，汉元帝封孔氏子孙为褒成君，专门负责祭祀孔子。公元492年，北魏孝文帝封孔子为“文圣尼父”，第一次使用了“圣”字来形容孔子的至高地位。而从隋朝至初唐时期，根据“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礼记·文王世子》）的标准，统治者一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到了公元628年，唐太宗则废掉了周公，直接以孔子为“先圣”，开始奠定孔子的“圣人”地位。公元1012年，宋真宗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至圣”一词，出自《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从此以后，“至圣”便成为孔子作为“圣人”的盖棺论定，元朝元成宗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嘉靖皇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清朝顺治皇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直到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将孔子的称号敲定为“大成至圣先师”，算是给孔子的“封圣”史画上了句号，也最终将“圣人孔子”深深地写入了中华民族不朽的血脉。
属于世界的孔子
世界不可能忽略中华文明；而作为中华文明的最有力代表，孔子与儒家思想，就相应成为最响亮的代名词。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脚步，便决定了孔子与儒家思想逐步影响世界的进程。
孔子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地位自不必说，韩国、日本、越南等国至今仍保留大量儒家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还令如今的中国感到汗颜。而据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推测：“早在公元2世纪，关于儒家的一些传说似乎已传入欧洲。”但此说尚未得到有效确证。孔子能够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认同，有一位历史人物居功甚伟——利玛窦。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为了便于传教，他积极学习中华文明，融入当时的明朝社会。在与中国人交流过程中，利玛窦认识到：“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圣。”于是他致力于将儒家经典推介给西方，1594年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这是儒家经典最早被译成西方文字，而利玛窦也因此被誉为“基督教的孔夫子”。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孔子学说对当时的西方思潮起了重要影响。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孔子的人本主义观点与从宗教中解放人权的理念不谋而合，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便是孔子的忠实拥趸，曾慨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并在所著的《哲学辞典》中列举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七句格言，赞叹道：“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余年（编者注：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正是在伏尔泰的影响下，法国 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 在同时，除了伏尔泰以外，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哈）、魁奈、歌德等思想家，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孔子的青睐。如霍尔巴赫认为，“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抵抗此（指欧洲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狂风暴雨，保留至今，使野蛮征服者对此亦须保持尊敬，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歌德则被当时德国人称为“魏玛的孔夫子”。中国的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当时“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和依据。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于1934年出版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这段历史有精当的评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西方世界愈来愈认识到孔子学说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美国1980年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曾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被推举为十大思想家之首。1982年8月27日，为纪念孔子诞辰2533周年，美国各界人士在旧金山举行祭孔大典，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致函指出：“孔子的高贵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的学说世代相传，为全世界人民提示了丰富的为人处世原则。”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甚至表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
智慧。”
属于大家的孔子
“圣人”形象的孔子，自然严肃庄重，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神格”，可望而不可即；但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其实也还存在着另一个“孔子”，这位“孔子”，更多以一位教师、一名智者的面目出现，或许，这才返璞归真，接近历史上那位真实之人。
历史上流传着“项橐七岁为孔子师”的故事，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五》：“甘罗曰：‘夫项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焉，奚以遽言叱也？’”但其实并无更多文献史料佐证，不妨将之看作民间传说更为恰当。这个故事讲的是孔子周游列国途中，遇到幼小的项橐用泥沙在道路中央上砌城墙玩，于是想让项橐让出道路，供车马通过，不料年幼的项橐竟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地指出：“泥沙砌的城墙虽然小，却毕竟是城墙，你们坐的车马雖然大，却不过是车马，天下只有车马绕过城墙的道理，哪有城墙给车马让道的事呢？”孔子一生本就奉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礼节，于是对项橐的辩解心悦诚服，连连夸赞项橐的聪慧，并谦逊地表示项橐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孔子显然没有“圣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僵硬，而是一位平易近人、真诚可爱的老学者，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在孩童面前也不端架子，实则，与《论语》中记述的原初形象更加一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百姓家中一定会有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神位，而这“师”字，抑或才正是对孔子最好的定位、最真切的评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剥离去人为依附的政治、宗教等“外衣”，留下最纯粹的本质，唯有精神与文化的薪火相传，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最伟大意义——这正是“师者”的终极价值，也正是孔子的不朽所在。所以，今时今日，“孔子学院”遍布五洲四海，搭建传播中华文明平台与桥梁；由中国政府支持并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旨在表彰在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这些，都真正发扬光大着孔子的真谛。
为何潘基文如此推崇孔子？或许，从同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于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致辞中，可以找到答案：“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这位被东方尊为“圣人”、被西方称为“东方
的苏格拉底”的伟人，其思想与人格的熠熠光辉，毫无疑问已得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广泛认同与尊崇。孔子之于今天我们的意义，正如儒家思想的精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
未来”。
属于中国的孔子
在中国，孔子一向以“圣人”形象为人们所熟知，而“圣人”孔子的形成，便是一部儒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的发展史。事实上，汉代以前，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也仅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并未占据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主导地位。如战国时期，秦国显然宗奉的是商鞅、韩非代表的法家思想；齐国，则尊奉春秋时齐桓公时代延续下来的管仲思想；而楚国，由于巫鬼文化的盛行，则成为老庄道家思想的起源地。
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以西周以来最正统的贵族精英文化为渊薮，其学术根基之深厚，以及天然与政治的接近关系，是其他思想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孔子去世后，弟子子夏成为魏国国君魏文侯之师，子贡则能够影响当时的“国际”形势，“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门后学孟子则自信宣称“舍我其谁”，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广辟道路。秦朝灭亡，在经历“焚书坑儒”后的儒家仍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老儒者伏生于战乱烽火中凿破墙壁藏下《尚书》，鲁地（今山东省）儒生怒斥向权力献媚的“阿世之学”……无疑都为儒家思想的复兴保存了火种。
汉代初期，国家政权信奉“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统治者甚至对儒者极不尊敬，汉高祖刘邦称帝前公然有“溺儒冠”（向儒者帽子里撒尿）之举，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竟让儒家学者辕固生去和野猪搏斗。然而，随着汉朝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时代与政治的双重呼唤下，儒家思想终究走上从此所向披靡的历史舞台。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汉武帝的高度认同，此后，汉武帝大量任用儒生为官，逐渐使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士人当官的必要条件之一，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孔子的身份，则从一名单纯的教育家、思想家开始向国家层面最高的思想文化象征转变。
由于儒家思想已成为社会主导的缘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寻求政权的合法性，也就不断通过尊崇孔子，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公元元年，西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孔子得到的第一个封号，其后，汉元帝封孔氏子孙为褒成君，专门负责祭祀孔子。公元492年，北魏孝文帝封孔子为“文圣尼父”，第一次使用了“圣”字来形容孔子的至高地位。而从隋朝至初唐时期，根据“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礼记·文王世子》）的标准，统治者一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到了公元628年，唐太宗则废掉了周公，直接以孔子为“先圣”，开始奠定孔子的“圣人”地位。公元1012年，宋真宗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至圣”一词，出自《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从此以后，“至圣”便成为孔子作为“圣人”的盖棺论定，元朝元成宗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嘉靖皇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清朝顺治皇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直到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将孔子的称号敲定为“大成至圣先师”，算是给孔子的“封圣”史画上了句号，也最终将“圣人孔子”深深地写入了中华民族不朽的血脉。
属于世界的孔子
世界不可能忽略中华文明；而作为中华文明的最有力代表，孔子与儒家思想，就相应成为最响亮的代名词。中国与世界交流的脚步，便决定了孔子与儒家思想逐步影响世界的进程。
孔子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地位自不必说，韩国、日本、越南等国至今仍保留大量儒家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还令如今的中国感到汗颜。而据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推测：“早在公元2世纪，关于儒家的一些传说似乎已传入欧洲。”但此说尚未得到有效确证。孔子能够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认同，有一位历史人物居功甚伟——利玛窦。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为了便于传教，他积极学习中华文明，融入当时的明朝社会。在与中国人交流过程中，利玛窦认识到：“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圣。”于是他致力于将儒家经典推介给西方，1594年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这是儒家经典最早被译成西方文字，而利玛窦也因此被誉为“基督教的孔夫子”。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孔子学说对当时的西方思潮起了重要影响。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孔子的人本主义观点与从宗教中解放人权的理念不谋而合，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便是孔子的忠实拥趸，曾慨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并在所著的《哲学辞典》中列举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七句格言，赞叹道：“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余年（编者注：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正是在伏尔泰的影响下，法国 1793年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都写入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别定义为自由的道德界限和公民义务的原则。 在同时，除了伏尔泰以外，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哈）、魁奈、歌德等思想家，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孔子的青睐。如霍尔巴赫认为，“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抵抗此（指欧洲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狂风暴雨，保留至今，使野蛮征服者对此亦须保持尊敬，而以之为政府施政的目标”。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歌德则被当时德国人称为“魏玛的孔夫子”。中国的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当时“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和依据。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于1934年出版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这段历史有精当的评述：“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西方世界愈来愈认识到孔子学说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美国1980年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曾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被推举为十大思想家之首。1982年8月27日，为纪念孔子诞辰2533周年，美国各界人士在旧金山举行祭孔大典，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致函指出：“孔子的高贵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的学说世代相传，为全世界人民提示了丰富的为人处世原则。”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甚至表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
智慧。”
属于大家的孔子
“圣人”形象的孔子，自然严肃庄重，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神格”，可望而不可即；但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其实也还存在着另一个“孔子”，这位“孔子”，更多以一位教师、一名智者的面目出现，或许，这才返璞归真，接近历史上那位真实之人。
历史上流传着“项橐七岁为孔子师”的故事，这一说法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五》：“甘罗曰：‘夫项槖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焉，奚以遽言叱也？’”但其实并无更多文献史料佐证，不妨将之看作民间传说更为恰当。这个故事讲的是孔子周游列国途中，遇到幼小的项橐用泥沙在道路中央上砌城墙玩，于是想让项橐让出道路，供车马通过，不料年幼的项橐竟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地指出：“泥沙砌的城墙虽然小，却毕竟是城墙，你们坐的车马雖然大，却不过是车马，天下只有车马绕过城墙的道理，哪有城墙给车马让道的事呢？”孔子一生本就奉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礼节，于是对项橐的辩解心悦诚服，连连夸赞项橐的聪慧，并谦逊地表示项橐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孔子显然没有“圣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刻板僵硬，而是一位平易近人、真诚可爱的老学者，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在孩童面前也不端架子，实则，与《论语》中记述的原初形象更加一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百姓家中一定会有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神位，而这“师”字，抑或才正是对孔子最好的定位、最真切的评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剥离去人为依附的政治、宗教等“外衣”，留下最纯粹的本质，唯有精神与文化的薪火相传，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最伟大意义——这正是“师者”的终极价值，也正是孔子的不朽所在。所以，今时今日，“孔子学院”遍布五洲四海，搭建传播中华文明平台与桥梁；由中国政府支持并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旨在表彰在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这些，都真正发扬光大着孔子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