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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订票，销点代办，票款未付，彩票未取，购票人无凭无据，那么，20万元的彩票大奖能否讨回?
彩迷通过电话向彩票经销商购买体育彩票，经销商垫付购票款，并保管所购的彩票。彩票开奖后，彩迷发现自己购买的彩票中了多重奖项，连夜向经销商索回彩票，发现少了几张，与经销商发生争执，但对方坚称彩迷当时只要求代购这么多，彩迷无奈，只得按经销商交付的彩票结清了票款。谁知，几天后，彩迷却在兑奖处撞见前来兑奖的经销商，并发现经销商所持中奖的彩票号码与自己的中奖号码相同，便认为经销商扣留了自己的中奖彩票，而经销商则提出其所持中奖彩票为自己购买，从而引发一场冲突。那么，彩迷没有付款，也不持有彩票，无凭无据，能讨回他人手中的彩票大奖吗?
彩迷电话定彩票，票商私下扣大奖
现年27岁的卢莉，年龄虽说不大，却是一名老彩迷了。她对体育彩票“3D5D”玩法情有独钟，也颇有研究，虽说没有得过什么大奖，小奖却不断，因此，她舍得投资，一直坚持购买“3D5D”体育彩票。卢莉住所附近正好有一家彩票销售点，她便经常到这家销售点购买彩票，玩的时间长了，她和销售点的老板董海涛也就很熟悉了。因此，两人约定，如果卢莉没有时间到销售点购买彩票，就通过电话向董海涛购票，取票时结账，一期或数期结一次账。双方都很讲诚信，合作得十分愉快，这种操作方式便延续下来，双方已成习惯。
2007年5月4日晚19时50分左右，卢莉两次打电话给董海涛分别购买了“3D”型和“5D”型多倍彩票。“3D”型彩票中奖奖金每倍为1千元，“5D”型彩票中奖奖金每倍为10万元。当晚10时15分左右，卢莉从电视上看到公布的当期中奖号码，发现自己的5D27267体育彩票4倍及3D272体育彩票6倍中奖，奖金额总计达40.6万元，她十分兴奋，便打电话给男朋友杨立斌，连夜相约一起到董海涛家去取中奖彩票。董海涛作为彩票的经销商，自然关心彩票的开奖结果。开奖后，董海涛也已知道自己帮卢莉代买的彩票中了奖，见卢莉上门索要奖票，便将5D27267中奖彩票2倍及3D272中奖彩票6倍，连同卢莉定购的其他未中奖的“3D”型彩票6倍、“5D”型彩票17倍，共11张彩票交给卢莉。卢莉发觉董海涛交付的彩票，与自己所定购的彩票有误，便提出异议。但董海涛坚称卢莉定购的彩票就是这些，卢莉考虑到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也就没有与董海涛发生冲突。这样，卢莉与董海涛当晚结算交付了票款294元。
次日，卢莉上班时，路过董海涛彩票销售点，发现董海涛公布的中奖号码又出现一组2倍，与自己中奖号码5D27267相同的体育彩票中奖号，认为是董海涛扣留了自己定购的中奖彩票，遂找董海涛交涉。在交涉中，董海涛也始终没有表明这2倍中奖彩票是自己购买。
兑奖撞见经销商，真相显露起纷争
2007年5月8日上午，卢莉去江苏省体彩中心领奖时，真是冤家路窄，突然撞见董海涛带着自己的儿子董坤也来领奖，心中便疑窦丛生：“这次开奖，并没有听说董海涛中奖，而且，在开奖的第二天，自己和董海涛交涉时，董海涛也没说自己有彩票中奖，对于公布的另2倍与自己中奖号码相同的中奖彩票，他也只是说是别人购买的。肯定是董海涛从中扣留了自己的中奖彩票?!”想到这儿，卢莉上前一把抓住董海涛，要董海涛将自己的中奖彩票还给自己，双方继而发生争执。无奈之下，卢莉报了警。南京的公安部门出警到现场，卢莉当场就报出了董海涛手中的中奖和来中奖的彩票号码及倍数，经公安人员核对无误，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可是，公安机关考虑到卢莉只有口头陈述，而董海涛却有彩票在手，无法查清事实，也就没有作出决断。江苏省体彩中心也只能根据彩票兑奖相关规定，将奖金兑给持票人。这样，董海涛以其子董坤名义领取了5D27267彩票2倍中奖奖金20万元，税后取得16万元。
兑奖回来后，卢莉心中愤愤不平：“我让董海涛代购彩票，中奖的号码明明是让他代购4倍，可他说只是2倍，而他兑奖的号码竟然也是2倍，而且号码与自己的中奖号码完全相同，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卢莉思前想后，认为董海涛兑奖的2倍大奖就是扣留的自己的中奖彩票，便多次去和董海涛交涉，可董海涛翻脸不认账。她也想过打官司，可是，想到自己是通过打电话定购的，而且这2倍中奖彩票也没有付款，彩票也在董海涛手上，并已被他兑奖了，因此，对打官司，她心中毫无把握。可是，不打官司，心中的这股冤气却无法平息，想来想去，她最后铁了心：就是官司打输了，自己也决不轻言放弃!于是，卢莉来到法院，一纸民事诉状，将董海涛及其儿子董坤推上了被告席，请求法院判令董海涛、董坤返还中奖款16万元。
法院依法秉公道，不讲诚信尝败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卢莉与董海涛之间系彩票买卖引起的彩票权属纠纷，彩票是一种特殊的票据，本身的价值是不特定的，中奖奖金具有偶然性，而卢莉是彩民，董海涛是经销商，其买卖关系符合一般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即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是一种诺成合同，一般是自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生效，并不以标的物的实际交付为合同成立的要件。但卢莉与董海涛之间的彩票买卖关系又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合同法》中的买卖合同，他们之间买卖的标的物是彩票，与合同法所称的标的物财产的内涵完全不同，彩票买卖合同又是一种射幸合同，即购买人购得的彩票不是一般的财产，而是一种中奖的机会。一旦中奖，即取得了要求兑奖取得财产权的现实权利。
本案卢莉与董海涛之间的彩票买卖关系成立，双方之间电话买卖彩票后不定期结算票款已成交易习惯，董海涛按照卢莉的电话报号，彩票一经打出，该彩票即归卢莉所有。董海涛的占有行为是对卢莉财产权利的侵犯。其理由如下：一、卢莉电话购票并有时开奖后取票，一期或数期后结算票款已是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二、卢莉于2007年5月4日晚向董海涛购体育彩票的时间与董海涛开奖后交给卢莉的彩票时间完全吻合；=三、董海涛交给卢莉购买的彩票中多组号码打印成数张彩票，与董海涛兑奖的彩票有内在客观的联系；四、卢莉在提起诉讼时理应不知道董海涛所兑奖彩票的全部内容，但卢莉能够报出自己所定购的所有彩票的号码及倍数与董海涛所兑奖彩票所有号码相同且倍数一致。
相反，董海涛辩解难以成立的理由如下：其一、卢莉电话购票，有时开奖后取票，一期或数期结账已得到董海涛的认同；其二，体育彩票不记名，不挂失，谁持有彩票谁就有该彩票上所记载的财产权益，一般而言理应如此，但持有应合法持有，不应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破坏正常的交易习惯与彩民的信任，不能将代为保存他人的彩票等同于是自己所有，况且谁持有彩票谁兑奖是对体彩中心的正常兑奖规则而言的，并不适用于彩民与彩票代销点销售人员之间按照交易习 惯所成立的买卖关系，除非双方之间事前有明确的约定；其三，董海涛辩解，其领奖时因身份证原件丢失才带复印件与户口簿前去兑奖，因手续不符合领奖要求被拒绝后才让其子董坤代领，显然作为经营多年彩票的经销商，如果连起码的兑奖程序都不清楚，不符合常理；其四，董海涛辩解其也是彩迷经常购彩票，但事实上其提供的过去的票根，恰恰反映其购彩票稀少，特别是在2007年5月4日前数日内并没有购彩票的证据，而其持有的兑奖彩票仅有两组号，却与卢莉提供的证据密不可分，董海涛只是在与卢莉发生彩票纠纷后提交的票根相对多了起来；换言之，即使董海涛能提供大量的票根，作为销售商，其处所的废票根可以说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卢莉主张已由董海涛兑奖的彩票所有权及产生的财产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相反，董海涛的辩解不能成立，难以采信。
2007年6月28日，法院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董海涛、董坤返还卢莉16万元；卢莉付给董海涛彩票款8元。
一审判决后，董海涛、董坤不服，提起上诉。董海涛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讼争彩票系自己自行购买，原审认定该彩票系卢莉所购，证据不足。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各方对于卢莉与董海涛之间成立彩票买卖关系并无异议，综观本案事实，卢莉于2007年5月4日晚向董海涛定购彩票，根据其提供的推算排序原始记录，可反映出其购买的彩票号码均有明确来源，且原始记录中记载的5D27267与5D27247均为四倍。而卢莉系通过电话报号发出定购指示，其与董海涛之间的电话记录单亦明显反映出，其所定购的彩票以及董海涛持有的兑奖彩票均是在双方通话期间内打出，且两者不仅号码存在一致，其总数亦与卢莉的原始记录相吻合。卢莉于当晚领取彩票时与董海涛虽未发生冲突，但在发现董海涛彩票点另出现一组5D27267彩票2倍中奖号后，遂找董海涛交涉，此时就彩票权属问题已经需要作出明确答复，但董海涛仍未提出该彩票是其本人购买。2007年5月8日上午，双方在江苏省体彩中心相遇，因董海涛带其子董坤亦在领奖，双方当即发生争执，卢莉并为此报警，该时兑奖彩票由董海涛持有，其中为两组号码，一组中奖，另一组未中奖，如该彩票系董海涛自行购买，卢莉理应不知晓其全部内容，但卢莉却当场准确地报出了该兑奖彩票中的两组号码及其倍数。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以上事实作出分析，可以初步确定卢莉的主张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董海涛虽主张兑奖彩票系其自行购买，并未提供与其主张相密切关联的证据，亦不能对上述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作为彩票经销商，不排除其与卢莉选择同样的号码进行购买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因其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卢莉电话定购行为的有效性，其购买行为即应在卢莉的定购过程完成之后单独实施，其所称在卢莉报号的同时也为自己选购了同样的号码，实系以自己的内心意思对业已形成的彩票任意取舍并自行确定其归属，以此为依据主张彩票权利，显然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与说服力。综合判断，应当推定一个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事实，即本案讼争的兑奖彩票系卢莉所定购。综上，董海涛、董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2007年11月20日，法院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此条款即民事诉讼中的所谓“盖然性”证明标准。盖然性即可能性，民事诉讼中，在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法官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可予以确认。
本案中，原告卢莉所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已达到一般人内心确认的程度，依据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而董海涛虽主张兑奖彩票系其自行购买，并未提供与其主张相密切关联的证据，亦不能对上述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足够的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依据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董海涛所兑奖的彩票系卢莉所定购。
(责编 邢荣勤)
彩迷通过电话向彩票经销商购买体育彩票，经销商垫付购票款，并保管所购的彩票。彩票开奖后，彩迷发现自己购买的彩票中了多重奖项，连夜向经销商索回彩票，发现少了几张，与经销商发生争执，但对方坚称彩迷当时只要求代购这么多，彩迷无奈，只得按经销商交付的彩票结清了票款。谁知，几天后，彩迷却在兑奖处撞见前来兑奖的经销商，并发现经销商所持中奖的彩票号码与自己的中奖号码相同，便认为经销商扣留了自己的中奖彩票，而经销商则提出其所持中奖彩票为自己购买，从而引发一场冲突。那么，彩迷没有付款，也不持有彩票，无凭无据，能讨回他人手中的彩票大奖吗?
彩迷电话定彩票，票商私下扣大奖
现年27岁的卢莉，年龄虽说不大，却是一名老彩迷了。她对体育彩票“3D5D”玩法情有独钟，也颇有研究，虽说没有得过什么大奖，小奖却不断，因此，她舍得投资，一直坚持购买“3D5D”体育彩票。卢莉住所附近正好有一家彩票销售点，她便经常到这家销售点购买彩票，玩的时间长了，她和销售点的老板董海涛也就很熟悉了。因此，两人约定，如果卢莉没有时间到销售点购买彩票，就通过电话向董海涛购票，取票时结账，一期或数期结一次账。双方都很讲诚信，合作得十分愉快，这种操作方式便延续下来，双方已成习惯。
2007年5月4日晚19时50分左右，卢莉两次打电话给董海涛分别购买了“3D”型和“5D”型多倍彩票。“3D”型彩票中奖奖金每倍为1千元，“5D”型彩票中奖奖金每倍为10万元。当晚10时15分左右，卢莉从电视上看到公布的当期中奖号码，发现自己的5D27267体育彩票4倍及3D272体育彩票6倍中奖，奖金额总计达40.6万元，她十分兴奋，便打电话给男朋友杨立斌，连夜相约一起到董海涛家去取中奖彩票。董海涛作为彩票的经销商，自然关心彩票的开奖结果。开奖后，董海涛也已知道自己帮卢莉代买的彩票中了奖，见卢莉上门索要奖票，便将5D27267中奖彩票2倍及3D272中奖彩票6倍，连同卢莉定购的其他未中奖的“3D”型彩票6倍、“5D”型彩票17倍，共11张彩票交给卢莉。卢莉发觉董海涛交付的彩票，与自己所定购的彩票有误，便提出异议。但董海涛坚称卢莉定购的彩票就是这些，卢莉考虑到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也就没有与董海涛发生冲突。这样，卢莉与董海涛当晚结算交付了票款294元。
次日，卢莉上班时，路过董海涛彩票销售点，发现董海涛公布的中奖号码又出现一组2倍，与自己中奖号码5D27267相同的体育彩票中奖号，认为是董海涛扣留了自己定购的中奖彩票，遂找董海涛交涉。在交涉中，董海涛也始终没有表明这2倍中奖彩票是自己购买。
兑奖撞见经销商，真相显露起纷争
2007年5月8日上午，卢莉去江苏省体彩中心领奖时，真是冤家路窄，突然撞见董海涛带着自己的儿子董坤也来领奖，心中便疑窦丛生：“这次开奖，并没有听说董海涛中奖，而且，在开奖的第二天，自己和董海涛交涉时，董海涛也没说自己有彩票中奖，对于公布的另2倍与自己中奖号码相同的中奖彩票，他也只是说是别人购买的。肯定是董海涛从中扣留了自己的中奖彩票?!”想到这儿，卢莉上前一把抓住董海涛，要董海涛将自己的中奖彩票还给自己，双方继而发生争执。无奈之下，卢莉报了警。南京的公安部门出警到现场，卢莉当场就报出了董海涛手中的中奖和来中奖的彩票号码及倍数，经公安人员核对无误，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可是，公安机关考虑到卢莉只有口头陈述，而董海涛却有彩票在手，无法查清事实，也就没有作出决断。江苏省体彩中心也只能根据彩票兑奖相关规定，将奖金兑给持票人。这样，董海涛以其子董坤名义领取了5D27267彩票2倍中奖奖金20万元，税后取得16万元。
兑奖回来后，卢莉心中愤愤不平：“我让董海涛代购彩票，中奖的号码明明是让他代购4倍，可他说只是2倍，而他兑奖的号码竟然也是2倍，而且号码与自己的中奖号码完全相同，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卢莉思前想后，认为董海涛兑奖的2倍大奖就是扣留的自己的中奖彩票，便多次去和董海涛交涉，可董海涛翻脸不认账。她也想过打官司，可是，想到自己是通过打电话定购的，而且这2倍中奖彩票也没有付款，彩票也在董海涛手上，并已被他兑奖了，因此，对打官司，她心中毫无把握。可是，不打官司，心中的这股冤气却无法平息，想来想去，她最后铁了心：就是官司打输了，自己也决不轻言放弃!于是，卢莉来到法院，一纸民事诉状，将董海涛及其儿子董坤推上了被告席，请求法院判令董海涛、董坤返还中奖款16万元。
法院依法秉公道，不讲诚信尝败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卢莉与董海涛之间系彩票买卖引起的彩票权属纠纷，彩票是一种特殊的票据，本身的价值是不特定的，中奖奖金具有偶然性，而卢莉是彩民，董海涛是经销商，其买卖关系符合一般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即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买卖合同是一种诺成合同，一般是自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生效，并不以标的物的实际交付为合同成立的要件。但卢莉与董海涛之间的彩票买卖关系又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合同法》中的买卖合同，他们之间买卖的标的物是彩票，与合同法所称的标的物财产的内涵完全不同，彩票买卖合同又是一种射幸合同，即购买人购得的彩票不是一般的财产，而是一种中奖的机会。一旦中奖，即取得了要求兑奖取得财产权的现实权利。
本案卢莉与董海涛之间的彩票买卖关系成立，双方之间电话买卖彩票后不定期结算票款已成交易习惯，董海涛按照卢莉的电话报号，彩票一经打出，该彩票即归卢莉所有。董海涛的占有行为是对卢莉财产权利的侵犯。其理由如下：一、卢莉电话购票并有时开奖后取票，一期或数期后结算票款已是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二、卢莉于2007年5月4日晚向董海涛购体育彩票的时间与董海涛开奖后交给卢莉的彩票时间完全吻合；=三、董海涛交给卢莉购买的彩票中多组号码打印成数张彩票，与董海涛兑奖的彩票有内在客观的联系；四、卢莉在提起诉讼时理应不知道董海涛所兑奖彩票的全部内容，但卢莉能够报出自己所定购的所有彩票的号码及倍数与董海涛所兑奖彩票所有号码相同且倍数一致。
相反，董海涛辩解难以成立的理由如下：其一、卢莉电话购票，有时开奖后取票，一期或数期结账已得到董海涛的认同；其二，体育彩票不记名，不挂失，谁持有彩票谁就有该彩票上所记载的财产权益，一般而言理应如此，但持有应合法持有，不应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破坏正常的交易习惯与彩民的信任，不能将代为保存他人的彩票等同于是自己所有，况且谁持有彩票谁兑奖是对体彩中心的正常兑奖规则而言的，并不适用于彩民与彩票代销点销售人员之间按照交易习 惯所成立的买卖关系，除非双方之间事前有明确的约定；其三，董海涛辩解，其领奖时因身份证原件丢失才带复印件与户口簿前去兑奖，因手续不符合领奖要求被拒绝后才让其子董坤代领，显然作为经营多年彩票的经销商，如果连起码的兑奖程序都不清楚，不符合常理；其四，董海涛辩解其也是彩迷经常购彩票，但事实上其提供的过去的票根，恰恰反映其购彩票稀少，特别是在2007年5月4日前数日内并没有购彩票的证据，而其持有的兑奖彩票仅有两组号，却与卢莉提供的证据密不可分，董海涛只是在与卢莉发生彩票纠纷后提交的票根相对多了起来；换言之，即使董海涛能提供大量的票根，作为销售商，其处所的废票根可以说比比皆是。
综上所述，卢莉主张已由董海涛兑奖的彩票所有权及产生的财产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相反，董海涛的辩解不能成立，难以采信。
2007年6月28日，法院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董海涛、董坤返还卢莉16万元；卢莉付给董海涛彩票款8元。
一审判决后，董海涛、董坤不服，提起上诉。董海涛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讼争彩票系自己自行购买，原审认定该彩票系卢莉所购，证据不足。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各方对于卢莉与董海涛之间成立彩票买卖关系并无异议，综观本案事实，卢莉于2007年5月4日晚向董海涛定购彩票，根据其提供的推算排序原始记录，可反映出其购买的彩票号码均有明确来源，且原始记录中记载的5D27267与5D27247均为四倍。而卢莉系通过电话报号发出定购指示，其与董海涛之间的电话记录单亦明显反映出，其所定购的彩票以及董海涛持有的兑奖彩票均是在双方通话期间内打出，且两者不仅号码存在一致，其总数亦与卢莉的原始记录相吻合。卢莉于当晚领取彩票时与董海涛虽未发生冲突，但在发现董海涛彩票点另出现一组5D27267彩票2倍中奖号后，遂找董海涛交涉，此时就彩票权属问题已经需要作出明确答复，但董海涛仍未提出该彩票是其本人购买。2007年5月8日上午，双方在江苏省体彩中心相遇，因董海涛带其子董坤亦在领奖，双方当即发生争执，卢莉并为此报警，该时兑奖彩票由董海涛持有，其中为两组号码，一组中奖，另一组未中奖，如该彩票系董海涛自行购买，卢莉理应不知晓其全部内容，但卢莉却当场准确地报出了该兑奖彩票中的两组号码及其倍数。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以上事实作出分析，可以初步确定卢莉的主张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董海涛虽主张兑奖彩票系其自行购买，并未提供与其主张相密切关联的证据，亦不能对上述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作为彩票经销商，不排除其与卢莉选择同样的号码进行购买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因其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卢莉电话定购行为的有效性，其购买行为即应在卢莉的定购过程完成之后单独实施，其所称在卢莉报号的同时也为自己选购了同样的号码，实系以自己的内心意思对业已形成的彩票任意取舍并自行确定其归属，以此为依据主张彩票权利，显然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与说服力。综合判断，应当推定一个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事实，即本案讼争的兑奖彩票系卢莉所定购。综上，董海涛、董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2007年11月20日，法院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此条款即民事诉讼中的所谓“盖然性”证明标准。盖然性即可能性，民事诉讼中，在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法官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可予以确认。
本案中，原告卢莉所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已达到一般人内心确认的程度，依据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而董海涛虽主张兑奖彩票系其自行购买，并未提供与其主张相密切关联的证据，亦不能对上述事实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足够的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依据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董海涛所兑奖的彩票系卢莉所定购。
(责编 邢荣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