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初结束的利比亚战争持续七个多月，其最终结果就是终结了延续42年的“卡扎菲时代”，使该国进入前途未卜的“后卡扎菲时代”。按照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此前制定的政治进程时间表：战后一个月内任命临时政府；三个月内通过基本选举法；八个月内选举由200名代表组成的议会，负责起草宪法；一年内进行宪法公投，通过后再选举议会和总统，整个过程可能延续几年。很多人据此认为，利比亚将前景光明。但从种种迹象看，民主不一定带来繁荣，利比亚未来并不乐观。
　　
　　“坏民主”比什么都坏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正像衡量治疗病人的方案好坏的标准是能否使身体更强健一样，衡量政治转型成败不是简单地看是否民主化（即实现全民选举、多党竞争等），而是看这种变革是否能够强国富民。中东国家政治转型应遵循“两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真正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使政府决策真正体现多数民众意志；二是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没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很可能出现“封建民主”、“寡头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没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国家将空有建设蓝图和纲领，却无贯彻实施的基本能力（如当前的伊拉克），尤其对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具有有效性至关重要。“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从西方国家政治实践看，政治转型不仅历时漫长，而且有先后顺序，一般先发展经济，再推进国族建构和社会建设，然后再推行政治民主。
　　据此标准衡量，利比亚政治转型的前景显然极不乐观。利比亚本质上是个部族国家，境内有上百个部落，中等规模的部落有20多个，其中较大的有四个：麦格拉、阿里·祖瓦亚、瓦法拉和卡达法。而部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同心圆式”的政治思维，其忠诚对象总是沿着“家庭—部族—部落联盟—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越往外忠诚度越差，感情越淡漠。一般来说，在这类国家进行有效统治，唯有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就是利比亚（包括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部族意识明显的阿拉伯国家）长期实行强人政治的原因。
　　但强硬如卡扎菲者，最终也未能完全摆脱部族政治窠臼，在分配财富和权力时，依旧倾向于优先照顾本部族或教派利益，如卡扎菲的精锐武装乃至贴身卫队，均来自自己所属的卡达法部落；同时大量清洗代表昔兰尼加地区部落和费赞地区部落的成员，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倾斜。位于东部、人口最多的瓦法拉部落则长期被冷落，由此导致部族关系恶化。这次率先起来反抗卡扎菲统治的，正是东部班加西地区的部落，而卡扎菲支持者主要是南部和西南部的部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利比亚战争并非“自由”反对“独裁”的进步战争，更多是一场因资源、财富分配不平衡引发的“部落间战争”。利比亚政权更替史，实际上就是最高权力在东西部部落不停转移的过程：最初是代表东部部落利益（尤其是上层利益）的伊德里斯王朝执政，此后被代表西部部落利益（侧重中下层阶级）的卡扎菲政权所取代，而现在国家权力又重新回到东部部落手中。在未完成国族建构的背景下开启竞争性政治，等于让政治建构跑到国族建构前面，很容易导致“坏的民主”。
　　利比亚政治转型的“部族政治”底色，使其很可能依旧遵循“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就像此前利比亚本国以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掌握核心权力的成员主要来自当权者所属的部族或教派。目前，率先起兵的来自班加西的领导人已掌握“过渡委”中大部分权力，他们曾许诺把权力平等分给来自后解放的城市或地区代表，但一再推迟兑现承诺。而利比亚政治转型比当初的伊拉克更困难之处在于，七个多月的血腥内战使执政当局与卡扎菲支持者结下血海深仇，其未来能否善待卡扎菲支持者很难说。目前看，执政当局武装虐杀卡扎菲、在苏尔特集体射杀卡扎菲支持者等事件，表明利比亚似乎在向部族仇杀方向发展，甚至存在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因为利比亚主要由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组成，彼此联系并不紧密。
　　
　　未来的境遇只会更糟
　　退一步看，利比亚即使实现“包容性政治”，也不过是“按部族实力分配权力”。即将当权的“过渡委”内部鱼龙混杂，既有西方自由派、也有旧王朝势力；既有原教旨主义者，也有从卡扎菲政权反水过来的旧部。“反卡扎菲”是将这些人聚拢到一起的惟一凝结剂，而随着卡扎菲被打死，反对派内部矛盾日趋显现。事实上，自8月21日反对派武装攻入的黎波里开始，来自米苏拉塔、赞坦甚至东部地区的武装团体就开始不断质疑“过渡委”主要领导人的权威性。来自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的武装力量，自恃对围剿苏尔特、抓捕卡扎菲立下大功，要求由该地区领导人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如果按部族分配权力，利比亚最高权力必将“碎片化”，使国家陷入形式统一、实则部落/军阀割据的“伊拉克化”状态。有学者早就指出，“‘后卡扎菲时代’无论何时出现，但有一点可以预见，那就是利比亚将陷入局势紧张、危机四伏的状态，各种社会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过渡委”二号人物贾布里勒也坦言，利比亚成功转型“好比汤姆·克鲁斯的一部电影——《不可能的任务》”。
　　此外，从经济角度看，利比亚的前景同样难以乐观。利比亚是典型的“食租经济”，经济来源主要靠石油出口。这就决定了该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分配财富。具体说，就是财富分配倾向照顾哪个阶级利益。伊德里斯王朝（1951～1969年）的政策重心是服务西方和少数权贵，石油经济命脉也被西方垄断，同时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而卡扎菲的政策主线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的，1969年一上台，他就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民族利益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所有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从而使民众真正能从巨额石油财富中受益。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公布的“利比亚国家概况”，利比亚学龄儿童失学率为2%，成人识字率是89%，46％为大专教育（2006年）。人均寿命从1969年时的51岁增至77岁，人均收入在2010年达到1.4万美元，位居非洲首位。2001～2005年，利比亚五年通胀率仅为3.1%，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只要不带偏见地看问题就得承认：卡扎菲将国家治理得还是很不错的。
　　而利比亚民众在“后卡扎菲时代”能否依然享受到高福利，很大程度取决于执政当局未来政策总体走向，也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而这又与执政者的阶级属性及意识形态直接相关。就目前看，将要执政的“过渡委”成分复杂，缺乏统一主张和意识形态。利比亚东部反叛者所使用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过的旗帜。显然，执政当局代表的是一种比卡扎菲政权更加落伍的势力。
　　从更大视野看，这次利比亚反对派最终夺权主要依靠西方武力支持。而这次战争的两大主谋——英国和法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曾在阿拉伯世界进行过“委任统治”，主要“秘诀”就是“分而治之”，将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国，在各小国内部又有意识培植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王公贵族和部落酋长，使其对外部殖民者高度依赖。“殖民国家为了支持它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的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往往会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殖民地的统治。”这次英法在发动利比亚战争时故伎重演，采取了挑拨、激化利比亚国内部落间矛盾的做法。可以预见，英法在未来利比亚重建过程中，大力扶植的必将是代表落后生产方式、推行亲西方政策的落后阶级和势力，而不可能允许利比亚再出现卡扎菲式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式领导人。不言而喻，这些酋长掌控的国家越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护，也就越愿意在资源、主权问题上对西方做出更多让步。有报道说，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反对派曾以石油利益换取法国支持，承诺战后法国可控制利比亚35%的石油生产。而现在战争已然结束，执政当局仍要求北约继续呆在利比亚，表明其至今软弱无力，不得不严重依赖西方。这种前景意味着利比亚民众未来的境遇只会比刚被抛弃的“卡扎菲时代”糟糕，而不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