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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晋宋之际的文人当中，陶渊明的诗歌题材是非常丰富的。他通过叙写自我、人事和自然景物，表现了他对和谐生活的追求。陶渊明注重在诗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们之间的和谐，虽然与古代传统文化的浸润有关，同时也与他的性格平和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来自生活实践的陶冶。在陶诗中大量使用移情的思维方式来表达物我、人我之间的互感互知互乐，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和谐农居生活世界。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田园环境；和谐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147-03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陶诗的题材非常丰富，可以分为5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在其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通过叙写自我、人事和自然景物，表达了他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感悟和思索，尤其重要的是对和谐人生的追求与赞颂。
张可礼认为：“陶渊明诗文中有关和谐的内容，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1]那么，陶诗中所歌颂的环境，一部分应该是自然环境，它是人与自然双向选择的结果：诗人热爱自然，习惯于在自然环境中生活，因而他情不自禁地发现大自然中的美，诸如青山、流水、绿树等，感受它们的恬淡、平静、和悦的特征；同时，优美的自然环境给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给诗人带来无限的生活韵味，所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诗人的生活视野与艺术视野。另一部分则来自社会。它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诗人喜欢农村的生活，但无法抵制外来的诱惑，于是在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外面的环境与他的个性、思想发生冲突，于是他在义熙元年（405年）毅然归隐田园。在田园躬耕生活中，他很快找到了农村环境与自己个性、思想的契合点，找到了人与人和的社会环境，感受到真淳、融洽的人情美。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田园环境
陶渊明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的关系和谐，如罗宗强说：“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镜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是如此亲近，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的美，也没有专门叙述他从山川的美中得到的感受。山川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2]陶渊明不是优游山林的富足名士，他对于自然，不只是美的感受，而是生活的需要。他看自然，已经不只是山川林木，而是田陇村巷、牛羊鸡犬，是村落田园中的自然。他把这些大量的带到诗中来了：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这些诗里，没有言及他对山川美的感受，但那美的感受却实实在在流注在境界里。山间的霜露，村落的炊烟，以至狗吠鸡鸣，无不与他的心灵交通，与他的生命一体。山川的美完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泯一上。他说“复得返自然”，就是这物我泯一的最好说明。钟惺评陶渊明《劝农诗》：“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3]从钟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山水朋友诗文之乐，是从田园躬耕的体验中获得的。他置身于田园生活中，与其和谐共处。在陶渊明的关于田园的诗里，我们处处看到这种和谐：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
这样的心境，是只有在领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机乃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安归之所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的。他实在是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了，一切都生生不息，都自乐自得地存在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草木飞鸟，微雨好风，各得其所。陶渊明也在和谐的大自然里自得自足，成了这和谐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正是其诗其人的“融为一体”，故刘熙载称道：“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4]他把劳动环境、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三者完全融合为一。《庄子·德充符》第五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使日夜無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5]充分说明了物我高度同一之后，“耳目之所宜”“德之和”都已经融入直觉中，发生于不知不觉之时，诚然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意识到大自然完全适宜人生活的时候，人已经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沟通已经十分容易了。
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是和谐的境界，也是最美的境界。在罗宗强看来，“陶渊明之所以能达到这人生境界，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并且真正做到了委运任化。”[6]陶渊明之前，曾有不少文人想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境界，但他们没有达到。到了陶渊明，才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表示人生与自然的对立解除了，自然被人的精神提高升华了，人生也成了自然的人生。这一进步有时代的、历史的原因，也与陶渊明归田躬耕的生活实践和淳真的襟怀密不可分。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评价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诗时说：“平畴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识此语之妙。”[7]苏轼所说，抓住了陶渊明躬耕这一重要实践根基。正是由于躬耕，才使陶渊明能把自己所见和所感的有关自然与人的和谐，真切地写进自己的诗歌里。 二、人与人和的农家生活
《庄子·天道》云：“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8]庄子强调的“物我同一”包含了3个方面，即天与天和、天与人和、人与人和。对于这种“人与人和”的社会环境，陶渊明是非常向往的。这一点清人钟秀早就有所揭示，他说：“陶公所以异于晋人者，全在有人我一体之量。”[9]陶渊明认为，在上古时期，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的。后来，这种和谐生活被破坏了，随之而来的是猜疑和诋毁。《读史述九章·屈原》“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就体现了这种思想。陶渊明认为，远古的人们，禀有神明智慧，靠正道和仁义等成名。那时不论是做官，还是为民，都能够保持自己的本分，过着一种自足称心的生活。后来时世动荡，人们惊恐不安，不再有和谐的生活了。出于这种想法，陶渊明在诗歌里多次描述了“人和”的景象，以此来寻找失去的和谐的生活。
（一）“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亲情
陶渊明非常注重与亲人的沟通与交流：
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赠长沙公并序》）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杂诗》十二首其四）
诗人希望在农村稳定的环境中，陶氏宗族，能够继承祖业，并聚居在一起，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生活之中，“觞弦”不缺，酒不少，娱乐也有，而且起晚眠早，十分悠闲。诗人把这种融洽的关系当作理想世界的一部分，属于生活的最高目的。与亲人和睦相处的思想，在诗人心中根深蒂固，每当与亲人分离的时候，他就感到无限的伤感。《停云》说：“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但《停云》所说的分离只是短暂的，最终还会有与亲人重相见的时候。而《悲从弟仲德》所述的则是亲人一去不回的哀痛：“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双位委空馆，朝夕无哭声。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阶除旷游迹，园林独馀情。”哀痛还没有平息，又走过旧宅，看见流尘、荒草，却看不见自己的亲人，令诗人悲痛万分，真所谓“情到深处自然浓”。明人黄文焕《陶诗析义》评此诗说：“其情颇真切，特多弱句。”[10]
（二）“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的村人之情
村人的亲密交往，是“人与人和”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对这种和谐的关系，他感到欣慰。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现：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这些诗句写诗人与农民经常往来，相见只谈农事；写诗人与农民过门相呼一起饮酒；相思时就披衣相聚，言笑不止；写诗人劳动之余以酒慰劳近邻。这些都非常真切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淳朴的、和谐的关系。而这些同当时官场上的争夺权利和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陶渊明与村人的交往，朱光潜说：“和渊明往来最密，相契最深的倒是乡邻中一些田夫野老。他是一位富于敏感的人，在混乱时代做过几年小官，便发誓终身不再干。他当然也尝够了当时士大夫的虚伪和官场的恶浊，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般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他们对陶渊明有时‘壶浆远见候’，渊明也有时以‘双鸡招近局’。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11]
从朱光潜的话中不难得出，陶渊明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活，是有其生活根基的。陶渊明经历过官场生活。官场森严的等级，彼此的虚伪和欺诈，使陶渊明深感失去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和谐生活的痛苦。陶渊明辞官归田以后，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一起参加了劳动。钟秀在《陶靖节记事诗品》中说：“靖节先生品格高远，而性情则平易近人，盖无往不与人可以亲，人亦无不乐观之者。”[12]陶渊明能和蔼可亲地对待农民，农民也给了他许多温慰。他直接受到了农民淳朴美德、亲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可以断定，如果没有生活实践的根基，陶渊明不可能那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活，不可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活写得那样真切。
三、陶诗中和谐思想的原因
陶渊明在诗中所表现出的对和谐生活的追求，是有其原因的。
1.从思想渊源上看，陶渊明崇尚和谐是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人道思想的浸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陶渊明《答庞参军》云：“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云胡以亲？”“同爱”是“人之所宝”。有了“同爱”，人与人之间才会亲和。仁爱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准则。从仁爱出发，儒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和谐而相济，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陶渊明在《咏贫士》其四中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仁义在陶渊明的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他能把古代的仁爱思想同他的生活实践加以融合，所以他才会那样崇尚人际之间的和谐，并且能够付诸实践。
2.委任运化的人生观，是陶渊明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他归田之前，儒家思想对他有相当的影响。但归田以后，道家和玄学的世界观，逐步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认为人禀气而生，有生必有死，形尽而神灭，得道升仙绝无可能，生死寿夭各有性分，那么，纵心任性，乐天知命，委运自然，也就成了人生的最佳选择。这样独特的人生哲学，不仅形成了渊明任真自得的人格，而且也是他那些纯真质朴诗文的内在表现。
3.陶渊明的生性平和。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说渊明的个性：“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和，即平和，中和。峻，指颖脱不群，卓异超拔。既平和有卓异，这就是“和而能峻”的意思。渊明无论与亲人、朋友、乡邻的交往，还是对世事人情的看法，都表现出颖脱不群、平易随和。尽管他鄙夷俗世，不愿与“俗中愚”为伍，内心也并未淡忘世事，但他的态度是很平和的[13]。鲁迅说：“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穷，而心里和平。”又说：“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所以鲁迅称渊明“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陶渊明注重在诗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们之间的和谐，雖然与古代传统文化的浸润有关，同时也与他的性格平和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来自生活实践的陶冶。从朴素的辩证关系来说，思想和观念经常在对立中获得确认和推进，和谐的观念也是如此，由于不和谐的现实和观念而获得对和谐的确认和推进。如果陶渊明仅仅生活在农村中而无仕途浮沉的经历，即便日日与山水相接，恐怕也会近于老农，而不会有如此真切深刻的和谐思想。陶渊明在仕隐矛盾中的归田选择，意味着他企望选择一种身心和谐而非对抗的生活。在陶诗中大量使用移情的思维方式来表达物我、人我之间的互感互知互乐，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和谐农居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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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8-23.
〔2〕〔6〕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73，275.
〔3〕〔10〕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112.
〔4〕刘熙载.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257.
〔5〕〔8〕张京华.庄子注解[M].长沙：岳麓书社，2008.92，249.
〔7〕〔9〕〔11〕〔12〕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上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244-245，362， 244.
〔13〕龚斌.陶渊明传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3.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陶渊明；诗歌；田园环境；和谐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147-03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陶诗的题材非常丰富，可以分为5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在其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通过叙写自我、人事和自然景物，表达了他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感悟和思索，尤其重要的是对和谐人生的追求与赞颂。
张可礼认为：“陶渊明诗文中有关和谐的内容，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1]那么，陶诗中所歌颂的环境，一部分应该是自然环境，它是人与自然双向选择的结果：诗人热爱自然，习惯于在自然环境中生活，因而他情不自禁地发现大自然中的美，诸如青山、流水、绿树等，感受它们的恬淡、平静、和悦的特征；同时，优美的自然环境给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给诗人带来无限的生活韵味，所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诗人的生活视野与艺术视野。另一部分则来自社会。它也是双向选择的结果：诗人喜欢农村的生活，但无法抵制外来的诱惑，于是在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外面的环境与他的个性、思想发生冲突，于是他在义熙元年（405年）毅然归隐田园。在田园躬耕生活中，他很快找到了农村环境与自己个性、思想的契合点，找到了人与人和的社会环境，感受到真淳、融洽的人情美。
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田园环境
陶渊明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的关系和谐，如罗宗强说：“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镜冥一的人。他成了自然间的一员，不是旁观者，更不是占有者。自然是如此亲近，他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没有专门去描写山川的美，也没有专门叙述他从山川的美中得到的感受。山川田园，就在他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2]陶渊明不是优游山林的富足名士，他对于自然，不只是美的感受，而是生活的需要。他看自然，已经不只是山川林木，而是田陇村巷、牛羊鸡犬，是村落田园中的自然。他把这些大量的带到诗中来了：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这些诗里，没有言及他对山川美的感受，但那美的感受却实实在在流注在境界里。山间的霜露，村落的炊烟，以至狗吠鸡鸣，无不与他的心灵交通，与他的生命一体。山川的美完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泯一上。他说“复得返自然”，就是这物我泯一的最好说明。钟惺评陶渊明《劝农诗》：“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3]从钟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山水朋友诗文之乐，是从田园躬耕的体验中获得的。他置身于田园生活中，与其和谐共处。在陶渊明的关于田园的诗里，我们处处看到这种和谐：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一）
这样的心境，是只有在领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机乃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安归之所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的。他实在是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了，一切都生生不息，都自乐自得地存在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草木飞鸟，微雨好风，各得其所。陶渊明也在和谐的大自然里自得自足，成了这和谐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正是其诗其人的“融为一体”，故刘熙载称道：“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4]他把劳动环境、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三者完全融合为一。《庄子·德充符》第五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使日夜無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5]充分说明了物我高度同一之后，“耳目之所宜”“德之和”都已经融入直觉中，发生于不知不觉之时，诚然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意识到大自然完全适宜人生活的时候，人已经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沟通已经十分容易了。
物我一体，心与大自然泯一，是和谐的境界，也是最美的境界。在罗宗强看来，“陶渊明之所以能达到这人生境界，就在于他真正持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并且真正做到了委运任化。”[6]陶渊明之前，曾有不少文人想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境界，但他们没有达到。到了陶渊明，才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表示人生与自然的对立解除了，自然被人的精神提高升华了，人生也成了自然的人生。这一进步有时代的、历史的原因，也与陶渊明归田躬耕的生活实践和淳真的襟怀密不可分。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评价陶渊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诗时说：“平畴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识此语之妙。”[7]苏轼所说，抓住了陶渊明躬耕这一重要实践根基。正是由于躬耕，才使陶渊明能把自己所见和所感的有关自然与人的和谐，真切地写进自己的诗歌里。 二、人与人和的农家生活
《庄子·天道》云：“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8]庄子强调的“物我同一”包含了3个方面，即天与天和、天与人和、人与人和。对于这种“人与人和”的社会环境，陶渊明是非常向往的。这一点清人钟秀早就有所揭示，他说：“陶公所以异于晋人者，全在有人我一体之量。”[9]陶渊明认为，在上古时期，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的。后来，这种和谐生活被破坏了，随之而来的是猜疑和诋毁。《读史述九章·屈原》“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就体现了这种思想。陶渊明认为，远古的人们，禀有神明智慧，靠正道和仁义等成名。那时不论是做官，还是为民，都能够保持自己的本分，过着一种自足称心的生活。后来时世动荡，人们惊恐不安，不再有和谐的生活了。出于这种想法，陶渊明在诗歌里多次描述了“人和”的景象，以此来寻找失去的和谐的生活。
（一）“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亲情
陶渊明非常注重与亲人的沟通与交流：
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赠长沙公并序》）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杂诗》十二首其四）
诗人希望在农村稳定的环境中，陶氏宗族，能够继承祖业，并聚居在一起，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生活之中，“觞弦”不缺，酒不少，娱乐也有，而且起晚眠早，十分悠闲。诗人把这种融洽的关系当作理想世界的一部分，属于生活的最高目的。与亲人和睦相处的思想，在诗人心中根深蒂固，每当与亲人分离的时候，他就感到无限的伤感。《停云》说：“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但《停云》所说的分离只是短暂的，最终还会有与亲人重相见的时候。而《悲从弟仲德》所述的则是亲人一去不回的哀痛：“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双位委空馆，朝夕无哭声。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阶除旷游迹，园林独馀情。”哀痛还没有平息，又走过旧宅，看见流尘、荒草，却看不见自己的亲人，令诗人悲痛万分，真所谓“情到深处自然浓”。明人黄文焕《陶诗析义》评此诗说：“其情颇真切，特多弱句。”[10]
（二）“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的村人之情
村人的亲密交往，是“人与人和”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对这种和谐的关系，他感到欣慰。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现：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这些诗句写诗人与农民经常往来，相见只谈农事；写诗人与农民过门相呼一起饮酒；相思时就披衣相聚，言笑不止；写诗人劳动之余以酒慰劳近邻。这些都非常真切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淳朴的、和谐的关系。而这些同当时官场上的争夺权利和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陶渊明与村人的交往，朱光潜说：“和渊明往来最密，相契最深的倒是乡邻中一些田夫野老。他是一位富于敏感的人，在混乱时代做过几年小官，便发誓终身不再干。他当然也尝够了当时士大夫的虚伪和官场的恶浊，所以宁肯回到乡间和这般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几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他们对陶渊明有时‘壶浆远见候’，渊明也有时以‘双鸡招近局’。从各方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11]
从朱光潜的话中不难得出，陶渊明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活，是有其生活根基的。陶渊明经历过官场生活。官场森严的等级，彼此的虚伪和欺诈，使陶渊明深感失去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和谐生活的痛苦。陶渊明辞官归田以后，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一起参加了劳动。钟秀在《陶靖节记事诗品》中说：“靖节先生品格高远，而性情则平易近人，盖无往不与人可以亲，人亦无不乐观之者。”[12]陶渊明能和蔼可亲地对待农民，农民也给了他许多温慰。他直接受到了农民淳朴美德、亲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可以断定，如果没有生活实践的根基，陶渊明不可能那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活，不可能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活写得那样真切。
三、陶诗中和谐思想的原因
陶渊明在诗中所表现出的对和谐生活的追求，是有其原因的。
1.从思想渊源上看，陶渊明崇尚和谐是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人道思想的浸润，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陶渊明《答庞参军》云：“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云胡以亲？”“同爱”是“人之所宝”。有了“同爱”，人与人之间才会亲和。仁爱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准则。从仁爱出发，儒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和谐而相济，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陶渊明在《咏贫士》其四中说：“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仁义在陶渊明的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他能把古代的仁爱思想同他的生活实践加以融合，所以他才会那样崇尚人际之间的和谐，并且能够付诸实践。
2.委任运化的人生观，是陶渊明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他归田之前，儒家思想对他有相当的影响。但归田以后，道家和玄学的世界观，逐步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认为人禀气而生，有生必有死，形尽而神灭，得道升仙绝无可能，生死寿夭各有性分，那么，纵心任性，乐天知命，委运自然，也就成了人生的最佳选择。这样独特的人生哲学，不仅形成了渊明任真自得的人格，而且也是他那些纯真质朴诗文的内在表现。
3.陶渊明的生性平和。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说渊明的个性：“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和，即平和，中和。峻，指颖脱不群，卓异超拔。既平和有卓异，这就是“和而能峻”的意思。渊明无论与亲人、朋友、乡邻的交往，还是对世事人情的看法，都表现出颖脱不群、平易随和。尽管他鄙夷俗世，不愿与“俗中愚”为伍，内心也并未淡忘世事，但他的态度是很平和的[13]。鲁迅说：“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穷，而心里和平。”又说：“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所以鲁迅称渊明“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陶渊明注重在诗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们之间的和谐，雖然与古代传统文化的浸润有关，同时也与他的性格平和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来自生活实践的陶冶。从朴素的辩证关系来说，思想和观念经常在对立中获得确认和推进，和谐的观念也是如此，由于不和谐的现实和观念而获得对和谐的确认和推进。如果陶渊明仅仅生活在农村中而无仕途浮沉的经历，即便日日与山水相接，恐怕也会近于老农，而不会有如此真切深刻的和谐思想。陶渊明在仕隐矛盾中的归田选择，意味着他企望选择一种身心和谐而非对抗的生活。在陶诗中大量使用移情的思维方式来表达物我、人我之间的互感互知互乐，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和谐农居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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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8-23.
〔2〕〔6〕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73，275.
〔3〕〔10〕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112.
〔4〕刘熙载.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257.
〔5〕〔8〕张京华.庄子注解[M].长沙：岳麓书社，2008.92，249.
〔7〕〔9〕〔11〕〔12〕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上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244-245，362， 244.
〔13〕龚斌.陶渊明传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03.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