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不仅是线性的，也是立体的，任何历史事件都有着多棱“镜面”和多维“特征”。在研究历史事件时，我们要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侧面对其进行考察，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发现真实的历史，才会得出创新的结论。历史教科书是从事历史教学的最主要媒介，但是，囿于编写者的特定考虑和选择，在介绍某一历史事件时，可能会着力凸显该事件的某一主导性侧面，而忽视或淡化了另外的辅助性侧面。但历史发展的结局往往可能是辅助侧面的特征逐渐显露和发挥作用。另外，在考查和认识历史事件时，如果仅局限在某一个侧面的考查，不仅不利于全面、客观地了解该事件的演进过程，也不利于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力。为此，我们要关照历史的“另一面”，在了解历史事件时，不仅要看到教科书中的“一面”，也要看到教科書外的“另一面”，要善于从不同的棱面和视角去考察，这也是唯物史观的特定要求。
关照历史的“另一面”，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要关注事件本身的另一面“史实”，以还原历史事件的客观与真实性；一是要关注对事件的另一面“评价”，以创新和延展学生的思维视域。
第一种情况，要关注事件本身的另一面“史实”，这些“史实”往往都在教科书之外。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四个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均对其进行了近乎完美的描述（此略），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事实基础上的。但是，面对这些描述，学生不免会产生疑问，既然新经济政策这样优越和完美，为何还要取消它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吗？或是担心该政策的长期实行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吗？带着这些疑问，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新经济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客观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也是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比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国营企业为了扭亏， 在1922年秋开始工业品价格猛涨， 国营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但工农产品价格比例关系却严重失调，1923年农民白白地损失了50%的收入。工业品的乱涨价，引起了市场关系的极度紧张和混乱， 促发1923年的工业品销售危机；同时，由于破坏了原有的商品粮提供机制，而新的商品粮提供机制尚未及时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1924——1925年令人失望的收成和严重的农民骚动，引发了1924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和格鲁吉亚的农民暴动；1926年春， 当食品价格上涨， 工人平均实际工资下降时，引起了工人的不满， 城市的失业问题也相当尖锐，导致了党内的激烈争论；1927年底到1928年春发生收购危机， 这一危机到1929年更趋严重。”[1]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没有带来布尔什维克党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变，市场经济仍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异己的东西。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全面加强直接由国家和国家机关管理的大工业，要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的国营大工业，就必须把最大部分的国家物资集中于国营大工业，另一方面也必须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以保证依靠国家供应的各企业能够不间断地进行生产”。 [2]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非但没有形成为新经济政策所必备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政治的集中倾向反而进一步趋于制度化。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论战中，苏共逐渐废弃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在矛盾当中运行和实施的，归纳主要表现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以及成就与危急并存的矛盾。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苏俄经济的发展，市场化中计划化的倾向慢慢地表现了出来。”[3]可见，这些多方面困境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新经济政策过早地夭折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这是新经济政策这一历史事件的另一面事实，学习这个内容时，就要了解这个方面的内容，还要解读列宁的“有限退却”理论，呈现“生机与危机”并存的史实，从两个不同的棱面去客观地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后果及被取消的原因。这类案例还有很多，比如罗斯福新政，在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的失业率是3%左右，1931年是15.9%，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 1929年私人投资占GDP的16%，到1941年也就恢复到14%；就人均GDP来说，1939年美国的人均GDP仍低于1929年。[4]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对当时经济的恢复作用是有限的，其作用更多显现在增强了人们对克服经济危机的信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深远历史影响上。
第二种情况，要关注对历史事件的另一面“评价”，这些“评价”要力求突破传统的认知视角。历史研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总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研究者本身因素的制约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出现以偏概全和解释偏移的现象。提供更多的视角，不仅可以更为客观、理性地审视历史，还可以创新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如，2017年高考全国Ⅰ卷第24题考查了西周分封制对文化传承的深远影响：
周灭商之后，推行分封制，如封武王弟康叔于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都奄（今山东曲阜）；封召公奭于燕，都蓟（今北京）。分封
A.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
B.强化了君主专制权力
C.实现了王室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D.确立了贵族世袭特权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很多同学都难以接受这个答案。对于分封制的评价，我们大多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评价，西周分封制在实施之初有利于国家统治的稳定，在中后期则造成了诸侯割据、周王室衰微和灭亡。而该题另辟蹊径，从文化交流与认同的角度进行考查。伴随着分封制的推行和周王室与地方封国之间裙带关系的形成，周王室的固有文化和心理传统，也会随之向外辐射、传播，加之诸侯纷争的发展，愈加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再如，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利用，1938年11月，在谈及如何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毛泽东指出“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5]，在此，他侧重于研究新经济政策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关系这一角度，深刻而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而邓小平在谈及市场经济时，则侧重于新经济政策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6]，在邓小平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时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另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和认识，史学界也不断涌现出一些新主张，不再传统地认定新文化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态度了，而是从文化转型的一般特征来看待这个内容了。“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不是新旧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现存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7]。新文化运动正是经历了由“中西文化激烈冲突”（陈独秀、胡适等主张全盘西化，杜亚泉等主张“以中济西”）到“新旧文化的调和”（胡适思想的转变，章士钊等人提倡“文化调和”）再到“多元文化并存、进而重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追求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这是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角度。
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不断还原历史真实、形成历史认知的过程，惟有呈现更多棱面的史实，才能无限接近真实的历史；惟有开拓更广阔的研究视域，才能形成开放的历史思维。
【注释】
薛汉伟： 《士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全面国有化》，《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邓曙光等：《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1），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
李述森：《“新经济政策”失败原因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刘瑜：《罗斯福新政不是战胜了大萧条而是延长了大萧条》，《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4日。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选自《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9页。
徐永军著：《邓小平纵横国际舞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王晓朝：《论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关照历史的“另一面”，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要关注事件本身的另一面“史实”，以还原历史事件的客观与真实性；一是要关注对事件的另一面“评价”，以创新和延展学生的思维视域。
第一种情况，要关注事件本身的另一面“史实”，这些“史实”往往都在教科书之外。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四个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均对其进行了近乎完美的描述（此略），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事实基础上的。但是，面对这些描述，学生不免会产生疑问，既然新经济政策这样优越和完美，为何还要取消它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吗？或是担心该政策的长期实行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吗？带着这些疑问，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新经济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客观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也是取消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之一。比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国营企业为了扭亏， 在1922年秋开始工业品价格猛涨， 国营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但工农产品价格比例关系却严重失调，1923年农民白白地损失了50%的收入。工业品的乱涨价，引起了市场关系的极度紧张和混乱， 促发1923年的工业品销售危机；同时，由于破坏了原有的商品粮提供机制，而新的商品粮提供机制尚未及时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1924——1925年令人失望的收成和严重的农民骚动，引发了1924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和格鲁吉亚的农民暴动；1926年春， 当食品价格上涨， 工人平均实际工资下降时，引起了工人的不满， 城市的失业问题也相当尖锐，导致了党内的激烈争论；1927年底到1928年春发生收购危机， 这一危机到1929年更趋严重。”[1]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没有带来布尔什维克党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变，市场经济仍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异己的东西。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议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全面加强直接由国家和国家机关管理的大工业，要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的国营大工业，就必须把最大部分的国家物资集中于国营大工业，另一方面也必须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以保证依靠国家供应的各企业能够不间断地进行生产”。 [2]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非但没有形成为新经济政策所必备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政治的集中倾向反而进一步趋于制度化。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论战中，苏共逐渐废弃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在矛盾当中运行和实施的，归纳主要表现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以及成就与危急并存的矛盾。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苏俄经济的发展，市场化中计划化的倾向慢慢地表现了出来。”[3]可见，这些多方面困境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新经济政策过早地夭折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这是新经济政策这一历史事件的另一面事实，学习这个内容时，就要了解这个方面的内容，还要解读列宁的“有限退却”理论，呈现“生机与危机”并存的史实，从两个不同的棱面去客观地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后果及被取消的原因。这类案例还有很多，比如罗斯福新政，在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的失业率是3%左右，1931年是15.9%，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 1929年私人投资占GDP的16%，到1941年也就恢复到14%；就人均GDP来说，1939年美国的人均GDP仍低于1929年。[4]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对当时经济的恢复作用是有限的，其作用更多显现在增强了人们对克服经济危机的信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深远历史影响上。
第二种情况，要关注对历史事件的另一面“评价”，这些“评价”要力求突破传统的认知视角。历史研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总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研究者本身因素的制约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出现以偏概全和解释偏移的现象。提供更多的视角，不仅可以更为客观、理性地审视历史，还可以创新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如，2017年高考全国Ⅰ卷第24题考查了西周分封制对文化传承的深远影响：
周灭商之后，推行分封制，如封武王弟康叔于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都奄（今山东曲阜）；封召公奭于燕，都蓟（今北京）。分封
A.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文化认同
B.强化了君主专制权力
C.实现了王室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D.确立了贵族世袭特权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很多同学都难以接受这个答案。对于分封制的评价，我们大多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评价，西周分封制在实施之初有利于国家统治的稳定，在中后期则造成了诸侯割据、周王室衰微和灭亡。而该题另辟蹊径，从文化交流与认同的角度进行考查。伴随着分封制的推行和周王室与地方封国之间裙带关系的形成，周王室的固有文化和心理传统，也会随之向外辐射、传播，加之诸侯纷争的发展，愈加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再如，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利用，1938年11月，在谈及如何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毛泽东指出“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5]，在此，他侧重于研究新经济政策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关系这一角度，深刻而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而邓小平在谈及市场经济时，则侧重于新经济政策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6]，在邓小平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时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另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和认识，史学界也不断涌现出一些新主张，不再传统地认定新文化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态度了，而是从文化转型的一般特征来看待这个内容了。“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不是新旧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现存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7]。新文化运动正是经历了由“中西文化激烈冲突”（陈独秀、胡适等主张全盘西化，杜亚泉等主张“以中济西”）到“新旧文化的调和”（胡适思想的转变，章士钊等人提倡“文化调和”）再到“多元文化并存、进而重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追求新民主主义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这是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角度。
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就是不断还原历史真实、形成历史认知的过程，惟有呈现更多棱面的史实，才能无限接近真实的历史；惟有开拓更广阔的研究视域，才能形成开放的历史思维。
【注释】
薛汉伟： 《士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全面国有化》，《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邓曙光等：《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1），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
李述森：《“新经济政策”失败原因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刘瑜：《罗斯福新政不是战胜了大萧条而是延长了大萧条》，《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4日。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选自《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9页。
徐永军著：《邓小平纵横国际舞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王晓朝：《论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