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科举考试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将近1300年。不少人为达“登科”目的，在科场中作弊，手段有夹带，代考，泄卷，疏通关节，贿赂监考、阅卷、审卷等。
　　仅以“夹带”作弊而言，就有以书夹带、以砚夹带、以衫帽夹带、以食物（馒头糕点）夹带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以书夹带作弊的，很显然“书”必须小，若论书小当推在河南洛阳发现的《五经全注》，这是现存最小巧玲珑的，被誉为世界之最的微型书。
　　这本《五经全注》，全书有342页，共30万字，书长6.5厘米，宽4.8厘米，厚1.5厘米，宣纸印刷，细丝线装订，书中刊载着《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五经，并附有注释和序言。从序言看，此书写于清道光年间，据收藏者说，此书是专供科场考试作弊用的，原来主人的先人曾任翰林院编修。
　　在浙江嘉善发现的《四书全注》，全书有300页，近30万字，书长5.1厘米，宽3.7厘米，厚1.8厘米，书中刊载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并附有注释，成书时间在咸丰至光绪年间。
　　以上二书够“微型”了，然而在南京著名的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中，有两本科场考试作弊用的奇书更“微型”。一本是《增广四书备旨》，另一本是《五经全注》。这本《五经全注》，比洛阳的那本还要小，长仅5厘米，宽只有4.3厘米，厚0.7厘米，书上的字与跳蚤不相上下，一粒米可盖住8个字，堪称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尺寸最小、阳文字体最小、版面文字密度最大的作弊奇书。
　　这几本微型作弊用书只有火柴盒般大小，印刷都很精良，书中的字迹清晰整齐，对于那些不学无术、无进仕之路、又想登科的考生们来说，还真算得上方便实用。
　　古代科场上除有以微型书夹带作弊的外，还有用靴夹带的。据说广南西路略安抚使胡槻在整理其祖上遗物，准备南下为官时，发现了一双靴子。这靴子制作考究，靴面用的是绿色为底呈草黄色的黑绸布，从外观看，与一般读书人穿的靴子无两样，奇特的是，对着靴后跟轻敲几下，然后把靴倾斜45度角，便有小抽屉从靴后跟内滑出来。小抽屉内放有三块扎紧的小白绸。白绸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大小如芝麻，写的是《四书》内容，部分篇章有注释，专供科场作弊之用。
　　另外，有的考生将作弊内容写在内衣衬衫上，做成夹带衫，然后穿着它进入考场；还有的把砚台底部镂空，藏进作弊用的微型书或手稿。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古代的督学官们也想方设法制定了许多反作弊的措施。
　　比如，为防止“请人代考”，早在北宋真宗年间，就开始有准考证的雏形——相貌册。不过这相貌册过于简单，代考现象还是泛滥，后来又因南宋连年战乱，不遑文治。元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排除汉文化，对科举取士都不太热心重视，因而这相貌册似有似无，作用不大。到明太祖洪武年以后，太祖朱元璋下令严惩代考，考生的相貌册得以逐步完善。反反复复几百年后，一直到雍正年间，相貌册除有考生特征描述外，始有“画相”之规定。
　　除设相貌册外，考场的设置也很讲究，须设在当地贡院、书院内，考场外一般要求种有荆棘，因而人们又称考场为“棘闱”。此外，考场还须设立在四周有高建筑的地方，便于在高处设“瞭望哨”，居高临下进行监考。
　　各省的乡试考场要求大同小异，顺天乡试案后，江宁（南京）乡试的贡院略作修定：分小号房（即考场），每间号房1.1平方米，每名考生一间。号房里有两块木板支在墙壁上，一高一矮，高的作书桌，矮的作为座椅。考生在考试前一天就得进入号房，充当桌椅的两块木板拼在一起就是考生的临时卧榻。考生在进入号房前要经过严格检查，开襟脱袜，就连带进去的干粮糕点都要切开看看是否有夹带。
　　为防止请人代考，考前除点名检查核对相貌册外，每个考生要有两个保人，一个叫“认保”，由考生自己认；另一个叫“派保”，由上面指派。主持“乡试”的主、副监考官，一般由皇上从翰林院选派，主考官须是六品以上，副考官须是七品或八品。与主副考官一道前往各乡试的叫同考官。科场考试出了作弊问题，不仅考生、“保人”，且上至主考、同考下至监试、弥封、誊录等均须负责。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科场防作弊的措施是够严格的了，但在阅卷、审卷方面还是相继出现作弊。贿赂阅卷官、审卷官的事时有发生并被曝光，揭帖发至朝廷。为刹此风，从宋仁宗天圣年间起，开始实行“糊名制”措施反作弊。所谓“糊名”就是把考生的姓名“糊”住，不让阅卷官发觉姓名。采用此法后，情况有所好转，因而“糊名制”一直沿用至今。
　　不过“糊名”好景不长，某些考生作弊的手段改为在考卷上作记号，比如有的洒滴墨汁于考卷上，有的裁去考卷的一个小小的角。为堵这一漏洞，后又实行了“誊录制”，即在阅卷官批阅之前，请人专门抄写考生的考卷，使阅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原卷。
　　自顺天、江南乡试案后，在科场上为反作弊还作了不少规定：一经发现，当场黜退；情节严重的，三年不准入考场；更严重的，可罪连九族，籍没家产，流徙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