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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社会思想或二十世纪俄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中屡屡看到“哲学船”的字样，十分好奇，这到底是艘什么样的船？无奈中文资料匮乏，一直不得解。新近读到别尔嘉耶夫等著、伍宇星编译的《哲学船事件》，终于得以一窥“哲学船”的全貌。
《哲学船事件》一书以译者代序开篇，叙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选译官方档案文献和私人回忆录相互印证，事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读起来产生的震撼也真真切切。
读罢掩卷，首先感觉是庆幸，为哲学船的乘客，也为俄罗斯民族，乃至为世界文化。
对于哲学船乘客们来说，在那样一个战乱、饥荒还有疫病的年代，能活着已经不错了，在红色恐怖机器高速运转之际，能自由地活着更好，尽管没有祖国的自由不尽如人意。要知道，即使在与苏维埃俄罗斯共存的那几年里，这些人仍然坚守着自认为神圣的东西——“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面对契卡首脑捷尔任斯基，也敢于无畏地坦承：“我认为直接说出我之所想才符合我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尊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不言而喻，也有例可循，没有人胆敢相信耸人听闻的大清洗和臭名昭著的古拉格会对他们网开一面。“相对于那些没有上黑名单和上了黑名单却最终逃脱的著名知识分子后来的遭际”，他们被强制自由——驱逐出境，无疑是一种保护，也算得上一种仁慈。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哲学船乘客历史学家、哲学家卡尔萨文被驱逐后辗转柏林、巴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回到立陶宛的大学任教，“二战”后立陶宛成为苏联一个共和国，一九四九年他再次遭受牢狱之灾，一九五二年在苏联的劳改营病逝。
被迫流亡的人们自己并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遭到这样“温柔”的惩罚。一些人在被要求签署自费出境的申请时将信将疑，甚至怀疑这是个圈套。他们还记得一年前对所谓的“彼得格勒战斗组织”成员的残酷镇压：包括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在内的六十多名学者、作家被捕后很快遭到秘密枪决，普通人包括这些被枪决者的亲友都只是从《真理报》上刊发的处死反革命阴谋分子名单才知晓其人已不在，而具体的枪决时间和地点迄今仍是不解之谜。
苏维埃政权的官方通告说，“驱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积极分子是苏维埃政权对这一阶层的第一次警告”，乃一项“预防措施”。其实，苏维埃政权决定把挥向知识分子的“专政之鞭”表现出“具有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恐怕另有隐情。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喘息未定的临时政府掀翻在地，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仅仅只是局部的、有限的胜利，革命当天产生的工农临时政府—— 人民委员会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重重危机，虽然经过三年浴血奋战在军事、政治上保住并扩大了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然而，这期间也暴露出苏维埃各级机关的管理水平低下、官僚作风蔓延，战争使整个经济几乎陷入瘫痪，天灾人祸导致的大面积饥荒引起了工农兵的不满，工人罢工、士兵起义、农民暴动、教师罢课的风潮如同悬在新政权头上的利剑，虽然新政权都一一予以了无情镇压，但隐患犹存，稍有闪失便有重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覆辙的危险。
一九二二年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务不外是巩固政权、保证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局面。为了赢取底层民众的认同，苏维埃政权急于在国内推出新的意识形态，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识字率并不高，更谈不上任何理论修养，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只能依靠旧俄知识分子了。然而，国内残留的为数不多的旧知识分子主要代表人物早在革命前就曾研读过马克思的原著，很多人当初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被流放过，却都在二十世纪初纷纷改弦更张，转向所谓的唯心主义哲学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苏维埃存在的五年里依然秉持俄国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毫不隐讳自己的主张，对诸多新政持批判态度，也就难以指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保持沉默，相应地反而成为建立新意识形态的最大障碍；对新政权来说，既然无法把他们改造成俯首帖耳的“同路人”，那么，最简单直接、屡试不爽的手段，就是一劳永逸地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但是，这时的苏维埃俄罗斯正全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合法席位，非常需要西欧国家的承认，而为新政权所不容的舊知识分子在西欧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的生死自然不可能不影响西欧社会对俄罗斯新政权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马萨里克是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曾游学俄罗斯，与当时俄国文学界和哲学界的许多人士交谊不浅，他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仅为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提供教席，为俄侨子弟开办学校，还拨付专款资助俄侨；这一时期苏维埃俄罗斯的对外封锁尚不严密，那些早先流亡的俄侨与国内亲友还保持着联系，国内尚在草拟驱逐名单时，国外俄侨报纸就发出国内要镇压反苏知识分子、大规模抓捕并流放教授作家的消息。这样，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有所顾忌，把他们驱逐出境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既清除了不合作对象在国内的直接影响，又向世界表明了自己并非野蛮专制。
苏维埃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这一开山之作只是掀起了整个苏联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的冰山一角，因其首创性而名垂青史，苏联历史上追随其后的模仿之作不少。对于苏联人文科学而言，这意味着与百余年传统的彻底决裂，“白银时代”特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戛然而止，全面滑向思想学术政治化的泥潭，直接造成整个苏联期间官方学术思想的乏善可陈。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为后世诟病的专政措施让俄国文化的优秀代表活了下来，在异国他乡培育出一个“境外俄罗斯”，使俄国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很多流亡者在国外跻身于二十世纪优秀学者之列，为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如索罗金在美国成为“社会学之父”，别尔嘉耶夫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算得上是以另类的方式保持了俄罗斯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此乃俄国之幸，世界之幸。
（《哲学船事件》，别尔嘉耶夫等著，伍宇星编译，花城出版社二○○九年十一月版，22.00元）
《哲学船事件》一书以译者代序开篇，叙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选译官方档案文献和私人回忆录相互印证，事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读起来产生的震撼也真真切切。
读罢掩卷，首先感觉是庆幸，为哲学船的乘客，也为俄罗斯民族，乃至为世界文化。
对于哲学船乘客们来说，在那样一个战乱、饥荒还有疫病的年代，能活着已经不错了，在红色恐怖机器高速运转之际，能自由地活着更好，尽管没有祖国的自由不尽如人意。要知道，即使在与苏维埃俄罗斯共存的那几年里，这些人仍然坚守着自认为神圣的东西——“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面对契卡首脑捷尔任斯基，也敢于无畏地坦承：“我认为直接说出我之所想才符合我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尊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不言而喻，也有例可循，没有人胆敢相信耸人听闻的大清洗和臭名昭著的古拉格会对他们网开一面。“相对于那些没有上黑名单和上了黑名单却最终逃脱的著名知识分子后来的遭际”，他们被强制自由——驱逐出境，无疑是一种保护，也算得上一种仁慈。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哲学船乘客历史学家、哲学家卡尔萨文被驱逐后辗转柏林、巴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回到立陶宛的大学任教，“二战”后立陶宛成为苏联一个共和国，一九四九年他再次遭受牢狱之灾，一九五二年在苏联的劳改营病逝。
被迫流亡的人们自己并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遭到这样“温柔”的惩罚。一些人在被要求签署自费出境的申请时将信将疑，甚至怀疑这是个圈套。他们还记得一年前对所谓的“彼得格勒战斗组织”成员的残酷镇压：包括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在内的六十多名学者、作家被捕后很快遭到秘密枪决，普通人包括这些被枪决者的亲友都只是从《真理报》上刊发的处死反革命阴谋分子名单才知晓其人已不在，而具体的枪决时间和地点迄今仍是不解之谜。
苏维埃政权的官方通告说，“驱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积极分子是苏维埃政权对这一阶层的第一次警告”，乃一项“预防措施”。其实，苏维埃政权决定把挥向知识分子的“专政之鞭”表现出“具有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恐怕另有隐情。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喘息未定的临时政府掀翻在地，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仅仅只是局部的、有限的胜利，革命当天产生的工农临时政府—— 人民委员会和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重重危机，虽然经过三年浴血奋战在军事、政治上保住并扩大了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然而，这期间也暴露出苏维埃各级机关的管理水平低下、官僚作风蔓延，战争使整个经济几乎陷入瘫痪，天灾人祸导致的大面积饥荒引起了工农兵的不满，工人罢工、士兵起义、农民暴动、教师罢课的风潮如同悬在新政权头上的利剑，虽然新政权都一一予以了无情镇压，但隐患犹存，稍有闪失便有重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覆辙的危险。
一九二二年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务不外是巩固政权、保证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局面。为了赢取底层民众的认同，苏维埃政权急于在国内推出新的意识形态，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识字率并不高，更谈不上任何理论修养，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只能依靠旧俄知识分子了。然而，国内残留的为数不多的旧知识分子主要代表人物早在革命前就曾研读过马克思的原著，很多人当初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被流放过，却都在二十世纪初纷纷改弦更张，转向所谓的唯心主义哲学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苏维埃存在的五年里依然秉持俄国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毫不隐讳自己的主张，对诸多新政持批判态度，也就难以指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保持沉默，相应地反而成为建立新意识形态的最大障碍；对新政权来说，既然无法把他们改造成俯首帖耳的“同路人”，那么，最简单直接、屡试不爽的手段，就是一劳永逸地在肉体上消灭他们。
但是，这时的苏维埃俄罗斯正全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合法席位，非常需要西欧国家的承认，而为新政权所不容的舊知识分子在西欧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的生死自然不可能不影响西欧社会对俄罗斯新政权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马萨里克是俄罗斯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曾游学俄罗斯，与当时俄国文学界和哲学界的许多人士交谊不浅，他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仅为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提供教席，为俄侨子弟开办学校，还拨付专款资助俄侨；这一时期苏维埃俄罗斯的对外封锁尚不严密，那些早先流亡的俄侨与国内亲友还保持着联系，国内尚在草拟驱逐名单时，国外俄侨报纸就发出国内要镇压反苏知识分子、大规模抓捕并流放教授作家的消息。这样，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有所顾忌，把他们驱逐出境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既清除了不合作对象在国内的直接影响，又向世界表明了自己并非野蛮专制。
苏维埃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这一开山之作只是掀起了整个苏联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的冰山一角，因其首创性而名垂青史，苏联历史上追随其后的模仿之作不少。对于苏联人文科学而言，这意味着与百余年传统的彻底决裂，“白银时代”特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戛然而止，全面滑向思想学术政治化的泥潭，直接造成整个苏联期间官方学术思想的乏善可陈。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为后世诟病的专政措施让俄国文化的优秀代表活了下来，在异国他乡培育出一个“境外俄罗斯”，使俄国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很多流亡者在国外跻身于二十世纪优秀学者之列，为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如索罗金在美国成为“社会学之父”，别尔嘉耶夫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算得上是以另类的方式保持了俄罗斯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此乃俄国之幸，世界之幸。
（《哲学船事件》，别尔嘉耶夫等著，伍宇星编译，花城出版社二○○九年十一月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