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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财团法人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艺术总监杜黑先生的邀请,我和吴灵芬(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代表中国合唱协会,作为嘉宾于今年7月26日至8月2日赴台湾,出席并观摩了“2009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在此期间,我们除了聆听该合唱节的7场合唱音乐会外,还先后观摩了“合唱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4位大师级专家的指挥教学、合唱排练和讲座等活动。此次台北之行收获颇丰,既开阔了眼界,又领略到了台湾合唱发展的现状。
“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创办人——杜黑先生
十几年前我在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工作时,就听说过杜黑先生的名字。据当时任中央乐团合唱团团长的李培智讲,1991年为了在台湾首演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台湾当局迟迟不批的情况下,杜黑先生曾冒着政治风险坚持在台湾上演《黄河大合唱》,好在于演出当天的上午终于获得了当局的批准。后来又是通过他的努力,于1993年第一次把中央乐团合唱团邀请到台湾演出。自此之后,他与中央乐团合唱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与杜黑先生相识是我到中国合唱协会工作后,在几次合唱比赛中请他过来担任评委。在此过程中与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此次到台湾之行才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
杜黑先生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获合唱指挥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博士班,1981年回到台湾,1983年受聘于台北爱乐合唱团担任指挥。1988年创立了“财团法人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并创办了“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等活动。我原来只知道他是台北爱乐合唱团的一位资深指挥,这次到台北后方得知,他不仅在合唱指挥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经营和艺术管理方面也是一位行家里手。自从他但任“财团法人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艺术总监以来,除原有的台北爱乐合唱团外,他先后创建了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台北爱乐儿童合唱团、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台北爱乐歌剧坊、爱乐音乐剧团和爱乐剧工厂,近期还即将成立爱乐管乐团。我从“台北爱乐”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这些非职业的艺术团体每年要举办一百多项演出等活动,而且每年都有新剧目和新作品推出。
除此之外,杜黑先生还是一位理财的高手。“台北爱乐”拥有如此多的团体,每做一项活动和演出都要有经费投入;每年一届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更是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开支;此外每月还有20名员工要发工资。去年全年的经费支出折合人民币一千多万元。然而,仅“音乐节”已经举办过九届。据杜黑先生讲,从未出现过经费亏损。我从杜黑先生以及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音乐节”所需经费的来源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台湾当局和台北市政府的投入;二是利用“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利息;三是企业的赞助;四是合唱节音乐会的票房收入;五是“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学员的学费。我想,这些经费的来源除了靠杜黑先生个人的影响和努力外,更重要的是靠他们把每项活动都做得有规模、有规格、有水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形成了品牌,越做越好。所以“音乐节”不愁经费来源。
杜黑先生还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此次合唱节的日程安排很紧,除每天晚上的合唱音乐会外,每天白天“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的活动很多,但杜黑先生却显得很悠闲。他既不上台指挥又不参加大师班的授课,除了有时跟我们聊天儿,就是跟那些外国专家们打打招呼,在每场音乐会中他似乎只是一名观众。然而,他的那些助手和工作人员却忙得不亦乐乎。在他身边有一批在国外读完博士回来的合唱指挥。这些人有的是作为指挥,对开、闭幕式演出的作品和大师班上课的作品进行初排;有的是作为指挥营的组织者忙前忙后;有的是为外国专家当翻译等等。就是说,杜黑先生已经培养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接班人,他把许多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做,而他作为艺术总监却很超脱。
不比赛的合唱节
在我们这里除了国家大剧院近两年所举办的合唱节之外,几乎所有的合唱节都具有比赛性质。参赛团体如不争个金、银、铜奖似乎就觉得脸上无光,不好向领导交代,都过于注重功利。而“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则不评奖、不比赛,所有参加合唱节的合唱团只是展演。此次“音乐节”除了来自台北和台湾各地的合唱团外,还有从世界各地请来的五个不同风格的合唱团。其中有“菲律宾雅典耀室内合唱团”、“芬兰夜莺女声合唱团”、“五人帮——人声乐团”、“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和“美国北德州大学合唱团”。这些合唱团都是杜黑先生请来的,他每年到世界各地参加合唱研讨会和合唱比赛等活动时,都要物色并邀请一些高水平的合唱团,到台湾来参加合唱节的演出。
聆听了这些外国合唱团的演唱以后,我觉得除了水平都很高并各具特点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每个合唱团所演唱的曲目,几乎都是本国作曲家的作品,很少演唱其他国家的作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五个团中菲律宾雅典耀室内合唱团和美国北德州大学合唱团演唱的作品风格多样,既有古典风格的作品又有近现代作品,既有民谣风格的作品又有比较传统的合唱作品,而且根据作品的风格声音可以做到多变,可谓是“唱什么像什么”。五人帮——人声乐团的演唱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作为流行歌曲组合,五个人能唱出电声乐队的音响,他们演唱的中国流行歌曲《弯弯的月亮》令人叫绝!另外,每个合唱团在声音运用上也不拘一格,比如芬兰夜莺女声合唱团以演唱本国民谣为主要曲目,这个合唱团除了音色善于变化外,许多曲目在声音运用上都近乎于真声,然而听起来也很统一;另外队形多变也是该团的一大特点,有时甚至打乱声部三五成群地分布在舞台的各个部位;有时指挥离开舞台,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完全靠队员的内心感觉,演唱那些节奏不是很鲜明的作品,可谓是训练有素。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据说是一支国宝级的男童合唱团,他们演唱的混声合唱作品都是16至20世纪英国近五百年的佳作,给人以典雅庄重之感。
“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的教学注重实践
在“音乐节”期间,每天晚上是合唱音乐会,白天是“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分班上课。“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通过考试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大师班三个班,统称为指挥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合唱营,合唱营是由自愿报名(交费)前来唱合唱的人组成,由这些人组成了“节庆合唱团”。授课的专家都是由杜黑先生请来的大师级指挥。这次的四位专家分别是匈牙利指挥家嘉保·豪勒隆(Gabor Hollerung)、瑞典指挥家佛瑞德·萧伯格(Fred Sjoberg)、挪威指挥家科勒·汉肯(Kare Hanken)和是保加利亚指挥家媞欧朵拉·帕罗薇琪(Theodora Pavlovitch)。由于这四位专家上课的时间重叠,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去听他们的指挥课、合唱排练和讲座。专家在给大师班的9位学员上课时,每个学员都要轮流上手指挥合唱队演唱,之后由专家指出其问题所在,有时是手把手地进行指导。在大师班结业音乐会上,这9位学员都分别上台指挥了亨德尔的《上主对我说》中的一个或两个乐章。我觉得这种做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但遗憾的是我们这里参加指挥培训的人,大部分人的视唱能力都比较差,无法代替指挥教学的合唱队。这是目前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记得去年在天津举办合唱指挥培训班时,我们提前一个月就把谱子寄给了报名的学员,但到现场排练时真正能唱的人却为数不多。
相比之下,台湾的基础比我们好。在“音乐节”上参加指挥培训的人视唱能力都很强,他们演唱的都是原文作品,其中有英文,拉丁文,甚至德文的谱子。我每次都看着谱子听排练,发现他们不仅能做到声音既统一又和谐,而且指挥者(大师班的学员)不必担心谱子和语言唱得是否准确,更不用纠正音准节奏。这种视唱能力为合唱指挥培训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样既可以使参加培训的人有实践的机会,又可以使听课的人懂得该如何把指挥的要求通过手势表现出来,效果会事半功倍。尽管目前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是我相信事在人为,今后在指挥培训中我们要为此作出努力。
感受台湾的合唱和观众
除以上情况外,通过观摩“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还有两点感受。一是台湾合唱的整体水平堪称上乘;二是台北合唱的听众群已经形成了规模。
在开幕式的音乐会上,由台北爱乐合唱团和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演出了海顿的清唱剧《创世记》;在闭幕式音乐会上,由节庆合唱团(即合唱营)和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演出了阿根廷作曲家巴卡罗夫的《探戈弥撒》,据说这个作品他们只排练了五天;还有在大师班结业音乐会上由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和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演出的亨德尔的《上主对我说》等。这些大型作品对于非职业合唱团和乐团而言,无论是风格上还是技术上都有相当的难度,然而他们的演唱和演奏都很成功。另外,在每天晚上每个外国合唱团演出之前,都安排一个台湾当地的合唱团演出一组曲目。他们有的来自台北市,有的来自台湾其他城市,这些合唱团的演唱也都很有水准。
在参加此次合唱节的过程中,令我十分感慨的是台湾的观众。在合唱节期间,包括开、闭幕式共7场合唱音乐会,能容纳2070人的音乐厅几乎是场场满座,而且观众非常热情,每曲结束掌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据杜黑先生讲,演出票除了赠送少部分给赞助单位外,绝大部分观众都是买票来听音乐会的,而且听合唱的人多于听交响乐的人。换句话说,台湾听合唱音乐会的观众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群体。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这里目前还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普通市民很少买票来听合唱音乐会;除了有些合唱指挥外,许多的合唱参与者、爱好者和组织者,常常习惯于赠票,真正买票者也为数不多。令人高兴的是近两年来国家大剧院在举办合唱节时,邀请了一些国际国内高水平的合唱团前来演出,并坚持市场运作,对改变这种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次台北之行使我感受了杜黑先生二十多年前,从作为台北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开始,经过多年的经营,现在已经运作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台北爱乐”非职业的演艺集团,并且以“台北爱乐”为龙头把台湾的合唱搞得红红火火,经过坚持不懈地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祖国大陆这边的合唱艺术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我相信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两岸合唱界的交流与合作也将不断加强,海峡两岸的合唱艺术之花必将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田玉斌 男中音歌唱家,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
(责任编辑 张萌)
“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创办人——杜黑先生
十几年前我在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工作时,就听说过杜黑先生的名字。据当时任中央乐团合唱团团长的李培智讲,1991年为了在台湾首演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台湾当局迟迟不批的情况下,杜黑先生曾冒着政治风险坚持在台湾上演《黄河大合唱》,好在于演出当天的上午终于获得了当局的批准。后来又是通过他的努力,于1993年第一次把中央乐团合唱团邀请到台湾演出。自此之后,他与中央乐团合唱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与杜黑先生相识是我到中国合唱协会工作后,在几次合唱比赛中请他过来担任评委。在此过程中与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此次到台湾之行才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
杜黑先生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获合唱指挥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博士班,1981年回到台湾,1983年受聘于台北爱乐合唱团担任指挥。1988年创立了“财团法人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并创办了“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等活动。我原来只知道他是台北爱乐合唱团的一位资深指挥,这次到台北后方得知,他不仅在合唱指挥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在经营和艺术管理方面也是一位行家里手。自从他但任“财团法人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艺术总监以来,除原有的台北爱乐合唱团外,他先后创建了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台北爱乐儿童合唱团、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台北爱乐歌剧坊、爱乐音乐剧团和爱乐剧工厂,近期还即将成立爱乐管乐团。我从“台北爱乐”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这些非职业的艺术团体每年要举办一百多项演出等活动,而且每年都有新剧目和新作品推出。
除此之外,杜黑先生还是一位理财的高手。“台北爱乐”拥有如此多的团体,每做一项活动和演出都要有经费投入;每年一届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更是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开支;此外每月还有20名员工要发工资。去年全年的经费支出折合人民币一千多万元。然而,仅“音乐节”已经举办过九届。据杜黑先生讲,从未出现过经费亏损。我从杜黑先生以及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音乐节”所需经费的来源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台湾当局和台北市政府的投入;二是利用“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利息;三是企业的赞助;四是合唱节音乐会的票房收入;五是“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学员的学费。我想,这些经费的来源除了靠杜黑先生个人的影响和努力外,更重要的是靠他们把每项活动都做得有规模、有规格、有水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形成了品牌,越做越好。所以“音乐节”不愁经费来源。
杜黑先生还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此次合唱节的日程安排很紧,除每天晚上的合唱音乐会外,每天白天“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的活动很多,但杜黑先生却显得很悠闲。他既不上台指挥又不参加大师班的授课,除了有时跟我们聊天儿,就是跟那些外国专家们打打招呼,在每场音乐会中他似乎只是一名观众。然而,他的那些助手和工作人员却忙得不亦乐乎。在他身边有一批在国外读完博士回来的合唱指挥。这些人有的是作为指挥,对开、闭幕式演出的作品和大师班上课的作品进行初排;有的是作为指挥营的组织者忙前忙后;有的是为外国专家当翻译等等。就是说,杜黑先生已经培养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接班人,他把许多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做,而他作为艺术总监却很超脱。
不比赛的合唱节
在我们这里除了国家大剧院近两年所举办的合唱节之外,几乎所有的合唱节都具有比赛性质。参赛团体如不争个金、银、铜奖似乎就觉得脸上无光,不好向领导交代,都过于注重功利。而“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则不评奖、不比赛,所有参加合唱节的合唱团只是展演。此次“音乐节”除了来自台北和台湾各地的合唱团外,还有从世界各地请来的五个不同风格的合唱团。其中有“菲律宾雅典耀室内合唱团”、“芬兰夜莺女声合唱团”、“五人帮——人声乐团”、“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和“美国北德州大学合唱团”。这些合唱团都是杜黑先生请来的,他每年到世界各地参加合唱研讨会和合唱比赛等活动时,都要物色并邀请一些高水平的合唱团,到台湾来参加合唱节的演出。
聆听了这些外国合唱团的演唱以后,我觉得除了水平都很高并各具特点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每个合唱团所演唱的曲目,几乎都是本国作曲家的作品,很少演唱其他国家的作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在这五个团中菲律宾雅典耀室内合唱团和美国北德州大学合唱团演唱的作品风格多样,既有古典风格的作品又有近现代作品,既有民谣风格的作品又有比较传统的合唱作品,而且根据作品的风格声音可以做到多变,可谓是“唱什么像什么”。五人帮——人声乐团的演唱令许多人感到惊讶,作为流行歌曲组合,五个人能唱出电声乐队的音响,他们演唱的中国流行歌曲《弯弯的月亮》令人叫绝!另外,每个合唱团在声音运用上也不拘一格,比如芬兰夜莺女声合唱团以演唱本国民谣为主要曲目,这个合唱团除了音色善于变化外,许多曲目在声音运用上都近乎于真声,然而听起来也很统一;另外队形多变也是该团的一大特点,有时甚至打乱声部三五成群地分布在舞台的各个部位;有时指挥离开舞台,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完全靠队员的内心感觉,演唱那些节奏不是很鲜明的作品,可谓是训练有素。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据说是一支国宝级的男童合唱团,他们演唱的混声合唱作品都是16至20世纪英国近五百年的佳作,给人以典雅庄重之感。
“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的教学注重实践
在“音乐节”期间,每天晚上是合唱音乐会,白天是“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分班上课。“指挥研习营暨大师班”通过考试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大师班三个班,统称为指挥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合唱营,合唱营是由自愿报名(交费)前来唱合唱的人组成,由这些人组成了“节庆合唱团”。授课的专家都是由杜黑先生请来的大师级指挥。这次的四位专家分别是匈牙利指挥家嘉保·豪勒隆(Gabor Hollerung)、瑞典指挥家佛瑞德·萧伯格(Fred Sjoberg)、挪威指挥家科勒·汉肯(Kare Hanken)和是保加利亚指挥家媞欧朵拉·帕罗薇琪(Theodora Pavlovitch)。由于这四位专家上课的时间重叠,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去听他们的指挥课、合唱排练和讲座。专家在给大师班的9位学员上课时,每个学员都要轮流上手指挥合唱队演唱,之后由专家指出其问题所在,有时是手把手地进行指导。在大师班结业音乐会上,这9位学员都分别上台指挥了亨德尔的《上主对我说》中的一个或两个乐章。我觉得这种做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但遗憾的是我们这里参加指挥培训的人,大部分人的视唱能力都比较差,无法代替指挥教学的合唱队。这是目前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记得去年在天津举办合唱指挥培训班时,我们提前一个月就把谱子寄给了报名的学员,但到现场排练时真正能唱的人却为数不多。
相比之下,台湾的基础比我们好。在“音乐节”上参加指挥培训的人视唱能力都很强,他们演唱的都是原文作品,其中有英文,拉丁文,甚至德文的谱子。我每次都看着谱子听排练,发现他们不仅能做到声音既统一又和谐,而且指挥者(大师班的学员)不必担心谱子和语言唱得是否准确,更不用纠正音准节奏。这种视唱能力为合唱指挥培训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样既可以使参加培训的人有实践的机会,又可以使听课的人懂得该如何把指挥的要求通过手势表现出来,效果会事半功倍。尽管目前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是我相信事在人为,今后在指挥培训中我们要为此作出努力。
感受台湾的合唱和观众
除以上情况外,通过观摩“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还有两点感受。一是台湾合唱的整体水平堪称上乘;二是台北合唱的听众群已经形成了规模。
在开幕式的音乐会上,由台北爱乐合唱团和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演出了海顿的清唱剧《创世记》;在闭幕式音乐会上,由节庆合唱团(即合唱营)和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演出了阿根廷作曲家巴卡罗夫的《探戈弥撒》,据说这个作品他们只排练了五天;还有在大师班结业音乐会上由台北爱乐青年合唱团和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演出的亨德尔的《上主对我说》等。这些大型作品对于非职业合唱团和乐团而言,无论是风格上还是技术上都有相当的难度,然而他们的演唱和演奏都很成功。另外,在每天晚上每个外国合唱团演出之前,都安排一个台湾当地的合唱团演出一组曲目。他们有的来自台北市,有的来自台湾其他城市,这些合唱团的演唱也都很有水准。
在参加此次合唱节的过程中,令我十分感慨的是台湾的观众。在合唱节期间,包括开、闭幕式共7场合唱音乐会,能容纳2070人的音乐厅几乎是场场满座,而且观众非常热情,每曲结束掌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据杜黑先生讲,演出票除了赠送少部分给赞助单位外,绝大部分观众都是买票来听音乐会的,而且听合唱的人多于听交响乐的人。换句话说,台湾听合唱音乐会的观众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群体。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这里目前还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普通市民很少买票来听合唱音乐会;除了有些合唱指挥外,许多的合唱参与者、爱好者和组织者,常常习惯于赠票,真正买票者也为数不多。令人高兴的是近两年来国家大剧院在举办合唱节时,邀请了一些国际国内高水平的合唱团前来演出,并坚持市场运作,对改变这种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次台北之行使我感受了杜黑先生二十多年前,从作为台北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开始,经过多年的经营,现在已经运作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台北爱乐”非职业的演艺集团,并且以“台北爱乐”为龙头把台湾的合唱搞得红红火火,经过坚持不懈地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祖国大陆这边的合唱艺术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我相信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两岸合唱界的交流与合作也将不断加强,海峡两岸的合唱艺术之花必将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田玉斌 男中音歌唱家,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