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如今，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社会观念转变等因素影响下，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家庭支持，不再是老年人养老保障和生活照料的唯一来源。
　　那么，未来几年，我国养老事业究竟该如何发展？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奇表示，必须直面现实，重塑理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培育多元养老主体，打造一个多元互动、多元互补的养老服务体系。
　　刘奇认为，这个体系的基本构架应该是家庭尽孝、社会尽力、市场尽能、政府尽责。

心有余、力不足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2.5亿，其中农村老年人1.3亿，农村老龄化水平达22.5%，呈现出老龄程度更深、困难老人更多的特征。
　　根据预测，到2028年，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或将突破30%，而一旦突破30%的比重，就意味着农村将提前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刘奇坦言，传统养老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养老需求，“门口拴着一条狗，家里留下老两口”，成为不少农村家庭的真实写照。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达 2.21 亿人。“人口大流动使两亿多游子想尽孝，但心有余、力不足，独在异乡为异客，鞭长莫及。”刘奇说。
　　此外，越来越多“1—2—4—8”家庭结构的出现，也催生了多元化养老服务的刚性需求。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总量约为1.5亿，预计2050年将达到3.1亿。
　　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标准独生子女家庭，一对中年夫妇可能面临抚养一个独生子女、赡养60岁以上的双方父母，且在医疗卫生条件持续发展、人均寿命显著提高的背景下，加上双方祖父母，甚至有可能抚养8位80岁以上的老人。
　　为此，刘奇强调，老年人居家养老，给独生子女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承受的。
　　他表示， 随着血缘关系一层层疏远淡化，道德在养老问题上似乎也失去天然制高点。“有人为了金钱可以舍弃亲情，赡养老人需要签订协议;父母想得到赡养，甚至对簿公堂。”
　　尤其在农村地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留守老人护理问题也愈加凸显。

抓好重要窗口期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也是迈上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养老服务，事关百姓冷暖，关乎国计民生，如何实现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每一位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须面对的问题。
　　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增长曲线相对平缓，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养老服务准备的宝贵窗口期。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养老服务的论述和部署内容，在历次中央全会的文件中是最多、最系统的。
　　《民生周刊》记者注意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建议）中，除了第47条“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部分专门论述养老服务外，多处涉及养老。
　　据有关机构估测，我国养老服务和产品市场规模在10万亿级以上，这也正是建议正式提出“发展银发经济”的意义所在。
　　此外，解决好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可以把年轻人从家庭照护中解放出来，从而激发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明确提出，到2022年，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2035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到本世纪中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备。
　　刘奇表示，科学合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充分展示我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优势，成为正向和确定性助力因素。反之，则可能成为负向和不确定性风险因素。
　　“不能把老龄人口看作包袱，老年人除了具有人生经验和人力资源价值，在促进消费、扩大就业和产业发展中潜力无限。”刘奇说。
　　同时，他表示，新的养老服务业是一项综合性强、功能不断拓展的新产业，重点紧紧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游、老有所乐”目标，采取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服务方式，不断创新模式、拓展功能，为老年人提供门类众多、丰富多彩、适合个性的服务内容。

多元养老

　　刘奇提出，社会进入多元养老时代，呈现出以下几点趋势：一是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延伸，二是由道德养老向制度养老延伸，三是“养儿防老”向“养官防老”延伸，四是由他养为主向自养为主延伸。
　　他强调，孝道文化是我国社会的基本伦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思想与文化依托。
　　建议提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健全老年人、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为新时代更好发挥家庭养老基础作用提供了行动指南。
　　在刘奇看来，居家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如今家庭养老模式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孝道观念的淡漠与消失。
　　他提出，重构家庭养老模式，必须重新树立“孝道立家”的道德规范，让孝道文化重新回到家庭道德的制高点上，重新成为家庭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让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成为发自内心的“自律”，而不是来自外力的“他律”。
　　其次，多元养老離不开社会引导、全民参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的古训，只有人人尊老、敬老、养老，社会才会和谐，才会健康发展。
　　刘奇认为，社区养老服务点作为政府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最基层组织机构，应以政府投资兴办为主，鼓励社会力量通过与街道（乡镇）合作形式参与。
　　他还建议，应积极组织义工、志愿者，为行动不便、无法进行基本家务劳动的老人提供服务;广泛动员具有专业优势的学校、医院、机关等事业单位的组织及个人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活动，并给予积分等奖励;尽力挖掘志愿者资源，建立完善的志愿者队伍，作为各类团体组织的重要工作任务;建立老年组织，鼓励支持老人发展自我互助服务。
　　此外，积极鼓励市场孵化养老产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企业在城乡建立若干全产业链基地，发展养老服务业，有效形成老年产业集群效应以及集群之间的互动效应。
　　刘奇强调，“全产业链”模式能够实现跨界互补式操作、同界联合运作，搭建起企业联盟优势平台，进而带动整个老年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从而实现老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政府还应对特殊人群给予“兜底”保障。
　　刘奇表示，在“养儿防老”已经过渡到“制度养老”的今天，无论养老形式如何改变，政府的职责只能强化，不能有丝毫削减。
　　“坊间戏言，过去是‘养儿防老’，今天是‘养官防老’。”他解释道，官即政府，纳税人向政府纳税就是想让政府帮助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个理想的时代既要伟大，也要幸福。看一个时代是否伟大，要看那些大人物;看一个时代是否幸福，要看那些小人物。”刘奇提出，要坚持多措并举，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多元合作的养老保障体系，书写新时代惠及百姓的民生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