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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外交官和学者的道路两难选择,诺曼为了不辜负皮亚森的信任、期望,选择了留在外交部工作,好多日本学术界的友人、后辈听到他自杀的噩耗后,都在追忆中惋惜地说,如果那时诺曼选择了学者生涯,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日本维新史
诺曼著,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
在今年3月17日的中新网上,读到这样一段新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于20世纪60年代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特别助理的乔治·帕卡特(George R.Packard)15日在华盛顿演讲时透露,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于1966年在日本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内临时保管过核武器,后因赖肖尔强烈抗议而撤走。
读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正在读乔治·帕卡特的新著《赖肖尔与美国所发现的日本》(Edwin O.Reiso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的第九章“乌云密布的天空”(A Darkening Sky)中就有一节“岩国基地发现核武器的真相”比共同社报道更详细地叙述事情的经过。乔治·帕卡特是一位继赖肖尔之后的、在东亚史和美日关系史领域著名的历史学学者。该书实际是部传记性的追忆,又有很多涉及当代史的内容,作为历史学学者的乔治·帕卡特不仅追求挖掘、利用新史料(如赖肖尔的私人信件、最新解密的政府档案),也因为自己与传记主人有常年亲密的私交关系,还必须笔下处处留意对自己的恩师、上司一生的学术成就和从政业绩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书中,乔治·帕卡特力图把赖肖尔写成一个有教养的、睿智的知识分子,时不时掩盖他是一个体制内屈服、顺应体制的自由主义学者。然而,对于乔治·帕卡特来说,写作上再现这样一个赖肖尔的最大困难,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担任驻日本大使——处于冷战前线时期,是赖肖尔生涯的顶峰时期,也是书中最有故事性的时期,也是赖肖尔生平中最有争议的时期,所以,作为新的一代东亚史和美日关系史领域历史学学者的乔治·帕卡特还不得不在这本书里提到另外一位在日本学术界、知识分子中,声誉超越赖肖尔的人物,也是一个学者兼外交官的人物,他又是引起左翼的后辈、同行批判赖肖尔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赫伯特·诺曼。
在该书第十章 “硬着陆”(A Hard Landing)里,乔治·帕卡特集中谈了赖肖尔与诺曼的分歧、对立以及在美日两国东亚史研究者中引起的论战,诺曼在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中远比赖肖尔受欢迎,帕卡特在书中叙述赖肖尔与日本知识界有广泛交往,涉及的却都是政界人士,没有能说出几个是日本学术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因为20世纪60年代、乃至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末,与诺曼有亲缘关系的左翼倾向学者在日本知识界占优势。
虽然1936年赫伯特·诺曼担任过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的书记,又在哈佛燕京研究所研究过中国史,但是他的名字,中国读者可能至今还很陌生,尽管196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成名作的中译本《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Modern St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eiji Period,1940;日译本书名《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国家の成立》,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又重版了该书)。帕卡特在书中带有为恩师赖肖尔辩解的倾向,但平心而论,他对赖肖尔和诺曼之间的分歧叙述和分析,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在此,我想以这本书的内容为引子,介绍一点赫伯特·诺曼的人与事。
赫伯特·诺曼和赖肖尔有相似的身世背景,不仅年龄相仿,都出自北美赴日传教士家庭,少年时期在日本度过,日本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故乡,而且两人都在美国哈佛完成最后的博士学业,专业都是日本史、东亚史。两人最后都成了外交官,都曾担任过驻日大使(诺曼战后担任过加拿大驻日本代表,其实相当于日美和平条约签署之后的驻日大使),在从事外交官职业时,都不时频频回首留恋学术生活。帕科特简约又精当地指出了诺曼和赖肖尔两人的身世背景最不同之处,这也是以后政治观、学术观发生分歧的原因:
……1930年代,全球大萧条严峻时期,正值他们俩长大成人时期。成长时期,诺曼在长野农村,目击农民悲惨的贫困,而赖肖尔却在东京看到现代大都市的迅速发展;根据传记作家波温的叙述,1933年至1935年诺曼在剑桥大学特里尼特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期间,关心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而赖肖尔在巴黎留学。〔1〕20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西班牙内战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使得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觉得共产主义似乎是文明的最后希望。英国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盛行,特别是历史学科,这个传统即使在今天还是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列举出不少是共产党党员或有这种倾向的著名的史学家:E·P·汤普森、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克里斯多夫·希尔、罗伊登·哈里森、维克多·基尔南、乔治·汤姆逊、拉斐尔·萨缪尔。〔2〕97以后最令人惊奇的是,正是诺曼就学年代,剑桥大学诞生了一个苏联的间谍四人帮。这个间谍四人帮的诞生,给赫伯特·诺曼的人生带来极大的麻烦和不幸。诺曼离开剑桥之后又回到北美在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继续研究东亚史,1938年加入太平洋问题调查会(IPR),写下了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日本维新史》。1939年诺曼就职于加拿大外交部任三等秘书派往东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回国连续15年从事历史研究。二战结束后,诺曼深受加拿大外长皮亚森的信任,1946年起,作为加拿大驻日本代表到东京工作5年。20世纪50年代离任,1951年任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其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因原共产党员、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卡尔·维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等人的牵连或证言,诺曼先后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调查委员会和众议院治安调查委员会的调查,1952年治安委员会调查他在“剑桥就学期间的交友关系”。可笑的是当时甚至还有人检举:1945年10月诺曼曾亲自到东京府中监狱释放关押在那里的日共领袖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住宅区。而这一接送共产党政治犯出狱,却是占领当局(GHQ)的决定。诺曼深受怀疑的根本原因,是前不久即1951年“剑桥苏俄间谍帮”成员盖伊·伯格斯和唐纳德·马克里恩因败露逃往苏联,造成了西方情报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虽然诺曼被怀疑为间谍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加拿大国家警察(RCMP)严密的调查,皮亚森还是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信任他。1952年后,诺曼历任外交部远东情报部部长、驻新西兰大使、驻埃及大使。担任驻埃及大使的1957年春天——加拿大国家警察已经做出诺曼不是间谍、对祖国忠诚的正式结论,加拿大政府也为此对美国提出了拒绝干涉内政的抗议。但是,诺曼听到美国众议院治安调查委员会要再度召他去听证会作证(关于当年在美国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都留重人有过接触的问题)的消息后,在开罗从高层住宅顶上坠楼自杀身亡,终年47岁。1947年耶鲁大学曾邀诺曼去任教、1955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设亚洲系,也曾邀请他任教。面临外交官和学者的道路两难选择,诺曼为了不辜负皮亚森的信任、期望,选择了留在外交部工作,好多日本学术界的友人、后辈听到他自杀的噩耗后,都在追忆中惋惜地说,如果那时诺曼选择了学者生涯,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帕卡特在书中这么叙述赖肖尔与诺曼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的分歧和对立。
赖肖尔把德川幕府时代封建制度看成是推进以后近代国家形成的积极要素,为以后的宪法的颁布、政党和议会的形成、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好了准备。这样的秩序减少了过渡期的混乱、在非欧洲国家中是一个难得的典范。诺曼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则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本质上依然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下级武士与富裕商人掌握政权后就压制底层民众的大众运动,从封建时代向现代转换中并没有切断原先阶级统治的连续性。简而言之,赖肖尔赞赏自上而下、渐进的改良,导致秩序稳定地实行现代化;诺曼主张只有彻底的大众革命,才能解放被压抑的大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转折。这一对日本近代社会与现代化进程的观点分歧,延续到他们的徒子徒孙。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占领当局改变了在东亚的政策,对战犯处罚的宽大、日本强化维持天皇的象征性和扶植保守政权,都是为了防范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左翼大众运动。这些政策的变化,在北美的一些左翼的东亚史研究的后辈看来,实际上赖肖尔的近代日本观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20世纪60年代,当赖肖尔任驻日本大使,表现出支持越战的现实政治立场,还让批判赖肖尔的人们认为美国武力干涉越南内政,实际是否定根本性的激进社会革命——不允许旧殖民地国家独立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另外一条现代化道路;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是霸权主义。所以,赖肖尔为越战辩解的立场可以追溯到他否定根本性变革的近代日本历史观。赖肖尔的学生杜威(John W.Dower)就是从这一出发点激烈批判赖肖尔的。帕卡特确认杜威的批判错了,援引一段赖肖尔回忆诺曼的文字(Bowen, Roger, W., ed., E.H.Norman: His Lfe and and Scolarship, p.12.)来反驳杜威的批判。文中,赖肖尔称诺曼是终身的友人,是一个怀有出色才能的作家、学者,是一个具有深邃学识、思想、良知和同情心的人,赞赏地说:“他,作为一个学者对所生活的时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有深远意义值得怀念的人。”
麦克阿瑟占领当局的民主化改革,确实使战前的日本国家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诺曼日本观中强调德川幕府时代的消极历史要素,也无疑对这一变革有警示作用,但是,帕卡特回避了真正的问题:这一变革是否就等同于诺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期望的日本社会自下而上的、根本性的革命?这才是左翼知识分子们质疑的地方。另一方面,赖肖尔上述文字,恐怕也只是悼念旧时友人的客套话,并非出自本意。远山茂树在《诺曼的史学评价问题》一文中,说到赖肖尔主持的美国“近代日本研究学会”,在1960至1968年举行6次年会,每年汇集的数量庞大论文《年会报告》中,很少有援引诺曼著述的论文,即使偶有引用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W·莫利),却是为了批判诺曼的著述,认为诺曼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证据是诺曼的论著把日本讲座派观点作为论据。〔3〕354可见,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浪潮冲击之后,诺曼在北美东亚史研究领域中,已经被边缘化了。
在第八章“辉煌的时光”(One Shining Moment)中,帕卡特特意用两节谈到赖肖尔大使任职期间与日本知识界的交往,承认赖肖尔并不受日本知识界的欢迎,几乎没有著名的知识分子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相反,赫伯特·诺曼生前在日本学术界有许多友人,可以列举出一连串名字:丸山真男、高木八尺、中野好夫、服部之总、高见顺、渡边一夫、羽仁五郎、加藤周一等等,而且都是日本一流的学者。前面提到的远山茂树也是其中一位。针对J·W·莫利的批判,他为诺曼抱不平辩护说:《日本维新史》“参照了日本的实证主义派、社会经济史学派、唯物史学派等多种学风的研究成果,如果仔细读该书的注释的话就很清楚了。就数量而言,倒是非唯物史观派的占压倒多数。……参照讲座派的却意外的少。”“诺曼的著作在日本之所以受欢迎,是日本史学界想从对唯物史观历史学开放的欧洲历史学传统中学到最好的东西,追求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相互交流和批判的场域。”〔3〕356—357换言之,在远山茂树看来,诺曼史学研究继承了欧洲历史学优良传统。
那么,赫伯特·诺曼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20世纪50年代,诺曼接受调查中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在剑桥加入了共产党,可是各种诺曼传记一般都是根据1933年3月3日他给哥哥哈瓦德的信中说起自己入党的事情,承认诺曼曾加入过加拿大共产党。1990年3月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议对赫伯特·诺曼进行委托学者佩通·雷安(Peyton Lyon)调查,后需要写成题为“赫伯特·诺曼的忠诚”的调查报告(The Loyalties of E. Hebert Norman),长达40页,得到议会认可、采纳。这份雷安报告对诺曼的间谍嫌疑作了决定性最终否定的结论。雷安认为,1933年3月3日的信,与其说把自己的信仰告诉兄长,倒更像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信仰不弱于作为牧师的哥哥的那种自豪的遣词和语气,并不能作为曾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而且在英国、美国共产党档案中找不到诺曼的名字。雷安报告不否定诺曼曾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认为诺曼思想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最后使得诺曼远离共产主义的决定性事件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和苏德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的签订。诺曼故后23年,加拿大议会采纳、通过的雷安报告,是对他那颗对民主主义、对祖国忠诚心的最后的盖棺论定。雷安报告是公正、客观的,因为人的思想会变化的,特别是青年期的信仰,随着人生阅历、体验成熟起来会发生变化的。乔治·奥威尔在那个年代也曾信仰社会主义,亲赴西班牙内战战场,逃离西班牙之后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可惜的是,当年美国、加拿大有关当局负责对诺曼进行政治审查的人们没有读到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历史学权威学者周一良在给《日本维新史》写的“引言”中对诺曼及其著作所作的评价,如果他们读了这些评语的话,一定会对诺曼是共产主义者、间谍之类的嫌疑发生动摇,也会认为诺曼充其量不过是个共产主义同路人,可能以后也不会发生诺曼自杀的悲剧。周一良认为诺曼这部1939年完成初稿的处女作,不仅“未能利用野吕荣太郎同志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集体编写的相关著作是一个‘严重的疏漏’”,〔5〕6还存在许多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的问题。诸如夸大个人作用,忽视人民群众力量,低估农民在维新运动中作用,贬低农民“置身事外”;英国忙于侵华,暂时武力无暇顾及日本,只是维新发生的外因,诺曼强调了这个外因,忽视了日本社会内在变革要素——内因;为西方列强殖民地计划辩护;等等。因此,在“引言”的开头和结尾,他直截了当地批评诺曼:
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和解释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发展。但他在摆脱偏见,比较认真地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也得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意的结论。……
从上述作者略历可以看出作者是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因此,帝国主义学者为殖民侵略辩护的倾向在本书里也必不能免。〔5〕2,6
周一良的这些评价才是坚持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的学术立场。
其实,诺曼的政治思想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一一明显地反映出来。翻开他历史随想录《历史女神克里奥的谦虚》(On the Modesty of Clio,日译本书名是《クリオの顔》,岩波文库,1986),只要稍微读上几页,就感觉诺曼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至少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比如,在《站在克里奥的花园里》一文中,他说:“掌握专制权力领袖,把难以抗拒暴力强加给人民的话,那将是一场可怕恶梦。看到了希特勒那样倒转了钟表的指针带来可怕结果的恶魔般的权力者,人们就没有必要坚信人类是必然进步的。”还说:“历史决不是一直线、也绝不是根据单纯因果关系公式发展的,既不是正义必然战胜邪恶,也不是黑暗必然走向光明。”这不是赤裸裸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的立场?〔6〕12—13再如,在《是说服,还是暴力》一文中,他还说:“总之,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富人还是劳动阶级、圣人还是流浪汉,从无私无欲的人到强烈的利己主义者,都聚集在自由的旗帜下。”〔6〕26—27否定自由的阶级性学者,也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吧!
诺曼在东京的知交丸山真男在《悼念赫伯特·诺曼》一文中对赫伯特·诺曼的学术评价,可以归结成这么三点:一、诺曼对西方古典文化有很高的素养,特别对罗马文化,不仅是个东洋史学家,也是个世界史学者,既继承了西欧追求自由的优良传统,又能理解和热爱东方人文主义的那一类欧美具有宽容精神的知识分子;二、与历史上帝王将相相比,更把注意力投向时代的异端者、遁世的讽刺家;与孔孟相比更关注墨、庄,与朱熹、王阳明相比更看重李卓吾,所以会挖掘出安藤昌益这个“被遗忘了的思想家”;三、他继承了洛克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接受柏克和托克维尔思想的同时,认为历史中的悲剧和不幸都是由于暴力强制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变化。他以全部精力投入这样的工作:当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引以为自豪的政治睿智、成熟的判断力由于恐怖和仇恨蒙上阴影时,让西方反过来掌握亚洲、阿拉伯民族主义风暴面对“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变化”适应能力。〔7〕丸山真男的这篇悼文所作的评价,也正说明了赫伯特·诺曼去世30多年之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盛行的今天,他60多年前完成的《日本维新史》以及两部重要著作《安藤昌益:日本封建主义解剖》(Ando Shoek and the Anatomy of Japanese Feudalism,1949)、《日本的士兵与农民:征兵的起源》(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The Origin of Conscription,1943)在那些关注弱者命运的人们中依然能获得读者的原因。
参考文献
〔1〕Edwin O.Reischauer, Edwin O.Reiso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
〔2〕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
〔3〕远山茂树:《ノーマン史学の評価の問題》,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国家の成立》,岩波文库,1993。
〔4〕工藤美代子,《悲剧的外交官:赫伯特的一生》。
〔5〕诺曼,《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
〔6〕《クリオの顔》,岩波文库,1986。
〔7〕丸山真男,《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を悼む》,同〔6〕,第193—194页。
日本维新史
诺曼著,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
在今年3月17日的中新网上,读到这样一段新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于20世纪60年代任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特别助理的乔治·帕卡特(George R.Packard)15日在华盛顿演讲时透露,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于1966年在日本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内临时保管过核武器,后因赖肖尔强烈抗议而撤走。
读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我正在读乔治·帕卡特的新著《赖肖尔与美国所发现的日本》(Edwin O.Reiso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的第九章“乌云密布的天空”(A Darkening Sky)中就有一节“岩国基地发现核武器的真相”比共同社报道更详细地叙述事情的经过。乔治·帕卡特是一位继赖肖尔之后的、在东亚史和美日关系史领域著名的历史学学者。该书实际是部传记性的追忆,又有很多涉及当代史的内容,作为历史学学者的乔治·帕卡特不仅追求挖掘、利用新史料(如赖肖尔的私人信件、最新解密的政府档案),也因为自己与传记主人有常年亲密的私交关系,还必须笔下处处留意对自己的恩师、上司一生的学术成就和从政业绩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书中,乔治·帕卡特力图把赖肖尔写成一个有教养的、睿智的知识分子,时不时掩盖他是一个体制内屈服、顺应体制的自由主义学者。然而,对于乔治·帕卡特来说,写作上再现这样一个赖肖尔的最大困难,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担任驻日本大使——处于冷战前线时期,是赖肖尔生涯的顶峰时期,也是书中最有故事性的时期,也是赖肖尔生平中最有争议的时期,所以,作为新的一代东亚史和美日关系史领域历史学学者的乔治·帕卡特还不得不在这本书里提到另外一位在日本学术界、知识分子中,声誉超越赖肖尔的人物,也是一个学者兼外交官的人物,他又是引起左翼的后辈、同行批判赖肖尔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赫伯特·诺曼。
在该书第十章 “硬着陆”(A Hard Landing)里,乔治·帕卡特集中谈了赖肖尔与诺曼的分歧、对立以及在美日两国东亚史研究者中引起的论战,诺曼在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中远比赖肖尔受欢迎,帕卡特在书中叙述赖肖尔与日本知识界有广泛交往,涉及的却都是政界人士,没有能说出几个是日本学术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因为20世纪60年代、乃至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末,与诺曼有亲缘关系的左翼倾向学者在日本知识界占优势。
虽然1936年赫伯特·诺曼担任过中国人民之友协会的书记,又在哈佛燕京研究所研究过中国史,但是他的名字,中国读者可能至今还很陌生,尽管1962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成名作的中译本《日本维新史》(Japan’s Emergence as aModern St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eiji Period,1940;日译本书名《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国家の成立》,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又重版了该书)。帕卡特在书中带有为恩师赖肖尔辩解的倾向,但平心而论,他对赖肖尔和诺曼之间的分歧叙述和分析,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在此,我想以这本书的内容为引子,介绍一点赫伯特·诺曼的人与事。
赫伯特·诺曼和赖肖尔有相似的身世背景,不仅年龄相仿,都出自北美赴日传教士家庭,少年时期在日本度过,日本对他们来说,是第二故乡,而且两人都在美国哈佛完成最后的博士学业,专业都是日本史、东亚史。两人最后都成了外交官,都曾担任过驻日大使(诺曼战后担任过加拿大驻日本代表,其实相当于日美和平条约签署之后的驻日大使),在从事外交官职业时,都不时频频回首留恋学术生活。帕科特简约又精当地指出了诺曼和赖肖尔两人的身世背景最不同之处,这也是以后政治观、学术观发生分歧的原因:
……1930年代,全球大萧条严峻时期,正值他们俩长大成人时期。成长时期,诺曼在长野农村,目击农民悲惨的贫困,而赖肖尔却在东京看到现代大都市的迅速发展;根据传记作家波温的叙述,1933年至1935年诺曼在剑桥大学特里尼特学院(Trinity College)学习期间,关心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而赖肖尔在巴黎留学。〔1〕20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西班牙内战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使得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觉得共产主义似乎是文明的最后希望。英国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盛行,特别是历史学科,这个传统即使在今天还是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列举出不少是共产党党员或有这种倾向的著名的史学家:E·P·汤普森、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克里斯多夫·希尔、罗伊登·哈里森、维克多·基尔南、乔治·汤姆逊、拉斐尔·萨缪尔。〔2〕97以后最令人惊奇的是,正是诺曼就学年代,剑桥大学诞生了一个苏联的间谍四人帮。这个间谍四人帮的诞生,给赫伯特·诺曼的人生带来极大的麻烦和不幸。诺曼离开剑桥之后又回到北美在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继续研究东亚史,1938年加入太平洋问题调查会(IPR),写下了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日本维新史》。1939年诺曼就职于加拿大外交部任三等秘书派往东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回国连续15年从事历史研究。二战结束后,诺曼深受加拿大外长皮亚森的信任,1946年起,作为加拿大驻日本代表到东京工作5年。20世纪50年代离任,1951年任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其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因原共产党员、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卡尔·维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等人的牵连或证言,诺曼先后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调查委员会和众议院治安调查委员会的调查,1952年治安委员会调查他在“剑桥就学期间的交友关系”。可笑的是当时甚至还有人检举:1945年10月诺曼曾亲自到东京府中监狱释放关押在那里的日共领袖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住宅区。而这一接送共产党政治犯出狱,却是占领当局(GHQ)的决定。诺曼深受怀疑的根本原因,是前不久即1951年“剑桥苏俄间谍帮”成员盖伊·伯格斯和唐纳德·马克里恩因败露逃往苏联,造成了西方情报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虽然诺曼被怀疑为间谍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加拿大国家警察(RCMP)严密的调查,皮亚森还是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信任他。1952年后,诺曼历任外交部远东情报部部长、驻新西兰大使、驻埃及大使。担任驻埃及大使的1957年春天——加拿大国家警察已经做出诺曼不是间谍、对祖国忠诚的正式结论,加拿大政府也为此对美国提出了拒绝干涉内政的抗议。但是,诺曼听到美国众议院治安调查委员会要再度召他去听证会作证(关于当年在美国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都留重人有过接触的问题)的消息后,在开罗从高层住宅顶上坠楼自杀身亡,终年47岁。1947年耶鲁大学曾邀诺曼去任教、1955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设亚洲系,也曾邀请他任教。面临外交官和学者的道路两难选择,诺曼为了不辜负皮亚森的信任、期望,选择了留在外交部工作,好多日本学术界的友人、后辈听到他自杀的噩耗后,都在追忆中惋惜地说,如果那时诺曼选择了学者生涯,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帕卡特在书中这么叙述赖肖尔与诺曼在日本近代史研究中的分歧和对立。
赖肖尔把德川幕府时代封建制度看成是推进以后近代国家形成的积极要素,为以后的宪法的颁布、政党和议会的形成、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好了准备。这样的秩序减少了过渡期的混乱、在非欧洲国家中是一个难得的典范。诺曼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则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本质上依然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下级武士与富裕商人掌握政权后就压制底层民众的大众运动,从封建时代向现代转换中并没有切断原先阶级统治的连续性。简而言之,赖肖尔赞赏自上而下、渐进的改良,导致秩序稳定地实行现代化;诺曼主张只有彻底的大众革命,才能解放被压抑的大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转折。这一对日本近代社会与现代化进程的观点分歧,延续到他们的徒子徒孙。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占领当局改变了在东亚的政策,对战犯处罚的宽大、日本强化维持天皇的象征性和扶植保守政权,都是为了防范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左翼大众运动。这些政策的变化,在北美的一些左翼的东亚史研究的后辈看来,实际上赖肖尔的近代日本观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20世纪60年代,当赖肖尔任驻日本大使,表现出支持越战的现实政治立场,还让批判赖肖尔的人们认为美国武力干涉越南内政,实际是否定根本性的激进社会革命——不允许旧殖民地国家独立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另外一条现代化道路;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是霸权主义。所以,赖肖尔为越战辩解的立场可以追溯到他否定根本性变革的近代日本历史观。赖肖尔的学生杜威(John W.Dower)就是从这一出发点激烈批判赖肖尔的。帕卡特确认杜威的批判错了,援引一段赖肖尔回忆诺曼的文字(Bowen, Roger, W., ed., E.H.Norman: His Lfe and and Scolarship, p.12.)来反驳杜威的批判。文中,赖肖尔称诺曼是终身的友人,是一个怀有出色才能的作家、学者,是一个具有深邃学识、思想、良知和同情心的人,赞赏地说:“他,作为一个学者对所生活的时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有深远意义值得怀念的人。”
麦克阿瑟占领当局的民主化改革,确实使战前的日本国家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诺曼日本观中强调德川幕府时代的消极历史要素,也无疑对这一变革有警示作用,但是,帕卡特回避了真正的问题:这一变革是否就等同于诺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期望的日本社会自下而上的、根本性的革命?这才是左翼知识分子们质疑的地方。另一方面,赖肖尔上述文字,恐怕也只是悼念旧时友人的客套话,并非出自本意。远山茂树在《诺曼的史学评价问题》一文中,说到赖肖尔主持的美国“近代日本研究学会”,在1960至1968年举行6次年会,每年汇集的数量庞大论文《年会报告》中,很少有援引诺曼著述的论文,即使偶有引用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W·莫利),却是为了批判诺曼的著述,认为诺曼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证据是诺曼的论著把日本讲座派观点作为论据。〔3〕354可见,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浪潮冲击之后,诺曼在北美东亚史研究领域中,已经被边缘化了。
在第八章“辉煌的时光”(One Shining Moment)中,帕卡特特意用两节谈到赖肖尔大使任职期间与日本知识界的交往,承认赖肖尔并不受日本知识界的欢迎,几乎没有著名的知识分子与他保持亲密的关系。相反,赫伯特·诺曼生前在日本学术界有许多友人,可以列举出一连串名字:丸山真男、高木八尺、中野好夫、服部之总、高见顺、渡边一夫、羽仁五郎、加藤周一等等,而且都是日本一流的学者。前面提到的远山茂树也是其中一位。针对J·W·莫利的批判,他为诺曼抱不平辩护说:《日本维新史》“参照了日本的实证主义派、社会经济史学派、唯物史学派等多种学风的研究成果,如果仔细读该书的注释的话就很清楚了。就数量而言,倒是非唯物史观派的占压倒多数。……参照讲座派的却意外的少。”“诺曼的著作在日本之所以受欢迎,是日本史学界想从对唯物史观历史学开放的欧洲历史学传统中学到最好的东西,追求唯物史观与非唯物史观相互交流和批判的场域。”〔3〕356—357换言之,在远山茂树看来,诺曼史学研究继承了欧洲历史学优良传统。
那么,赫伯特·诺曼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20世纪50年代,诺曼接受调查中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在剑桥加入了共产党,可是各种诺曼传记一般都是根据1933年3月3日他给哥哥哈瓦德的信中说起自己入党的事情,承认诺曼曾加入过加拿大共产党。1990年3月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议对赫伯特·诺曼进行委托学者佩通·雷安(Peyton Lyon)调查,后需要写成题为“赫伯特·诺曼的忠诚”的调查报告(The Loyalties of E. Hebert Norman),长达40页,得到议会认可、采纳。这份雷安报告对诺曼的间谍嫌疑作了决定性最终否定的结论。雷安认为,1933年3月3日的信,与其说把自己的信仰告诉兄长,倒更像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信仰不弱于作为牧师的哥哥的那种自豪的遣词和语气,并不能作为曾加入过共产党的证据,而且在英国、美国共产党档案中找不到诺曼的名字。雷安报告不否定诺曼曾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认为诺曼思想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大致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最后使得诺曼远离共产主义的决定性事件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和苏德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的签订。诺曼故后23年,加拿大议会采纳、通过的雷安报告,是对他那颗对民主主义、对祖国忠诚心的最后的盖棺论定。雷安报告是公正、客观的,因为人的思想会变化的,特别是青年期的信仰,随着人生阅历、体验成熟起来会发生变化的。乔治·奥威尔在那个年代也曾信仰社会主义,亲赴西班牙内战战场,逃离西班牙之后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可惜的是,当年美国、加拿大有关当局负责对诺曼进行政治审查的人们没有读到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历史学权威学者周一良在给《日本维新史》写的“引言”中对诺曼及其著作所作的评价,如果他们读了这些评语的话,一定会对诺曼是共产主义者、间谍之类的嫌疑发生动摇,也会认为诺曼充其量不过是个共产主义同路人,可能以后也不会发生诺曼自杀的悲剧。周一良认为诺曼这部1939年完成初稿的处女作,不仅“未能利用野吕荣太郎同志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集体编写的相关著作是一个‘严重的疏漏’”,〔5〕6还存在许多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的问题。诸如夸大个人作用,忽视人民群众力量,低估农民在维新运动中作用,贬低农民“置身事外”;英国忙于侵华,暂时武力无暇顾及日本,只是维新发生的外因,诺曼强调了这个外因,忽视了日本社会内在变革要素——内因;为西方列强殖民地计划辩护;等等。因此,在“引言”的开头和结尾,他直截了当地批评诺曼:
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和解释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发展。但他在摆脱偏见,比较认真地研究资料的情况下,也得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同意的结论。……
从上述作者略历可以看出作者是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因此,帝国主义学者为殖民侵略辩护的倾向在本书里也必不能免。〔5〕2,6
周一良的这些评价才是坚持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的学术立场。
其实,诺曼的政治思想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一一明显地反映出来。翻开他历史随想录《历史女神克里奥的谦虚》(On the Modesty of Clio,日译本书名是《クリオの顔》,岩波文库,1986),只要稍微读上几页,就感觉诺曼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至少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比如,在《站在克里奥的花园里》一文中,他说:“掌握专制权力领袖,把难以抗拒暴力强加给人民的话,那将是一场可怕恶梦。看到了希特勒那样倒转了钟表的指针带来可怕结果的恶魔般的权力者,人们就没有必要坚信人类是必然进步的。”还说:“历史决不是一直线、也绝不是根据单纯因果关系公式发展的,既不是正义必然战胜邪恶,也不是黑暗必然走向光明。”这不是赤裸裸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的立场?〔6〕12—13再如,在《是说服,还是暴力》一文中,他还说:“总之,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富人还是劳动阶级、圣人还是流浪汉,从无私无欲的人到强烈的利己主义者,都聚集在自由的旗帜下。”〔6〕26—27否定自由的阶级性学者,也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吧!
诺曼在东京的知交丸山真男在《悼念赫伯特·诺曼》一文中对赫伯特·诺曼的学术评价,可以归结成这么三点:一、诺曼对西方古典文化有很高的素养,特别对罗马文化,不仅是个东洋史学家,也是个世界史学者,既继承了西欧追求自由的优良传统,又能理解和热爱东方人文主义的那一类欧美具有宽容精神的知识分子;二、与历史上帝王将相相比,更把注意力投向时代的异端者、遁世的讽刺家;与孔孟相比更关注墨、庄,与朱熹、王阳明相比更看重李卓吾,所以会挖掘出安藤昌益这个“被遗忘了的思想家”;三、他继承了洛克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接受柏克和托克维尔思想的同时,认为历史中的悲剧和不幸都是由于暴力强制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变化。他以全部精力投入这样的工作:当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引以为自豪的政治睿智、成熟的判断力由于恐怖和仇恨蒙上阴影时,让西方反过来掌握亚洲、阿拉伯民族主义风暴面对“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变化”适应能力。〔7〕丸山真男的这篇悼文所作的评价,也正说明了赫伯特·诺曼去世30多年之后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盛行的今天,他60多年前完成的《日本维新史》以及两部重要著作《安藤昌益:日本封建主义解剖》(Ando Shoek and the Anatomy of Japanese Feudalism,1949)、《日本的士兵与农民:征兵的起源》(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The Origin of Conscription,1943)在那些关注弱者命运的人们中依然能获得读者的原因。
参考文献
〔1〕Edwin O.Reischauer, Edwin O.Reiso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
〔2〕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
〔3〕远山茂树:《ノーマン史学の評価の問題》,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国家の成立》,岩波文库,1993。
〔4〕工藤美代子,《悲剧的外交官:赫伯特的一生》。
〔5〕诺曼,《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
〔6〕《クリオの顔》,岩波文库,1986。
〔7〕丸山真男,《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を悼む》,同〔6〕,第193—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