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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认为当代中国家庭是个体生命价值和公平正义的聚集之地,正是家庭政治和亲密关系的斗争和互不妥协导致了自杀,可以说点中了中国式自杀发生的要害。如何重建家庭伦理关系,保障个体价值的稳固安放,值得我们深思。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吴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国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维护个体的人格价值,在纷繁的社会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又缘何想不开而自杀,读吴飞的《浮生取义》,我们也许会明白其中的逻辑和文化真义。吴飞认为,中国人并不一定要“舍生”才能“取义”,关于“生命”和“正义”的问题在正常“过日子”的过程中自然可以化解,也就是说,个体的人格价值是在人生过程中实现的。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过日子”并不以社会为背景,而是在家庭中展开,由家庭至社会至国家。所谓家国一体,正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生命得以自我实现,得以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的意义,得以过上幸福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一句话,家庭不仅是社会最基本单位,也是个体生命的实现单位(《浮生取义》,33页)。然而,中国人的人格价值实现方式何以与西方不同,家庭现代化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当代中国人非要用自杀来成就“正义”,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如何变动?种种问题搅动着我的思维,也启发着我对中国式自杀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理解。
价值观念的产生流变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结构。西方社会的结构是“团体格局”,建立于其上的价值体系不能离开其宗教观念(《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32页),个体要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就必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讲公道,在人与神的关系上讲平等和救赎。在宗教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宗教结构与社会结构是内在统一的,宗教以其教义教规和信仰体系实现了对个人的人身控制和灵魂拯救。西方传统社会中的个体具有同质性,个体价值意义献身于超验的宗教理念,但现代化打破了这一切。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化、世俗化运动一方面高扬科学理性的大旗,将宗教教义和教会一概视之为落后封建,在文化价值层面将其打倒在地,另一方面,社会力图以自身的团结整合和集体意识的建构来整饬社会秩序和个体价值。但集体意识的弱化和社会整合能力的下降导致现代个人时常游移在集体生活之外,疏离感和无意义感纠缠着个体。当个体找寻不到价值信仰依托的时候,就会发生心理紊乱甚至自我毁灭。西方社会的自杀现象本质上是个体对病态社会的一种无声控诉,它以对神圣生命的伤害来成就自我的人格价值,在表现形式上,它以心理创伤、精神抑郁、生死本能来表达个体的孤独无助。
中国人价值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是在“过日子”的生活常态中,在人、财、礼基本的家庭生活中展开的。“过日子”是一个动态的,与家庭成员不断互动,调解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生活过程(《浮生取义》,22—24页)。对中国人来说,家庭至关重要。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社会构成是伦理本位,轻个人而重家庭,先个人而后国家,家庭生活乃中国人的第一重生活,社会生活不过是家庭生活的延伸”(《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16页)。家庭作为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纽带,为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伦理提供了构建基础。中国文化中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有三重需在家庭中获得,从中我们可以瞥见家庭生活的地位。中国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单位,而且是个体人格价值生长发育的源泉,只有维持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才能保证家庭秩序的稳定和个体价值心理的平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飞才把“过日子”的生活常态放在家庭生活中理解。一个人要会“过日子”就得学会处理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处理家庭人际关系实际上是平衡家庭政治和亲密关系,这是一门艺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既要在家庭政治博弈中胜出,又不危及亲密关系的延续,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家庭关系协调不当,可能冲垮个体的人格价值底线,造成自杀现象的发生,吴飞对孟陬县自杀现象的调查分析印证了这一点。
在传统农业社会,为保证社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把生育子女和农业生产作为家庭生活的重心。靠农业谋生的人一辈子都要和土地打交道,他们安土重迁,生活自给自足,世世代代都在村落中活动,社会变迁速度缓慢。农业生产靠经验传承,靠长辈言传身教,一般说来,年龄越大,越懂得生产和生活规则;一个小孩自呱呱坠地起,就必须在长辈的教化中成长,熟悉由长辈构建的家庭秩序,学习家庭伦理文化,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一个既定的位置等着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社会和家庭赋予的他的任务。在这样的家庭中,没有政治,只有伦理,没有公义,只有教化和顺从。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父权和夫权自然成为家庭中的重要权力,妇女家庭地位低下,三纲五常和孝道伦理也被作为家庭文化要义被不断阐释和遵从。传统社会男女结婚的意义,不是两情相悦基础上的自然结合,而是以此扩大社会联系和人际交往,保证生育制度的完整执行,确立家庭农业生产的有序分工,必要时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在如此社会和家庭伦理熏陶下成长的个人,很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也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去冲破这一伦理网络,他必须承认并且内化这一稳定的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个人人格价值从家庭中生长出来,家庭是每个中国人生活的主心骨,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家庭的幸福和家人的支持,正是因为家庭中正义和情理的混合包融,才使得每个人既能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也能学到处世做事的能力。费孝通所谓中国人际结构的“差序格局”也正是以家庭为小石子投在社会这一水中而激起的涟漪。总之,传统家庭中情与义的混杂是个体价值生长的基点,家庭生活是培育个人生命和滋润个体人格的源泉。
依费孝通的理解,在乡土中国中,为了保障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家庭生命的延续,就必须压制男女情爱,实行男女有别原则,将代际关系作为家庭伦理一条主线。代际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尽孝道赡养老人,二是抚育子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通过子女传承,将有限生命赋予无限意义;通过子代反哺父代,对家族祖宗的祭祀来报答父代的养育之恩,获得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在具体家庭生活中获得超越性意义和生命的升华。家庭中最难处的是婆媳关系,常常是婆婆强势、媳妇弱势,婆婆对媳妇进行欺凌压榨,媳妇进行斗争反抗,婆媳关系紧张,但这种婆媳关系既不是家庭生活的常态,也不是历史上家庭关系的主流。因为家庭结构的长幼有序,亲亲尊尊,婆媳之间一般不会将注意力放在家庭权力的较量和个人的短暂得失上,而是关注家庭整体的未来发展,正是婆媳携手照料家庭生活,养育子女,滋润家庭情感生活,站在家庭立场上考虑谋划、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家庭生活变得温馨而有序。在传统社会中,因为相对稳定的代际交换,因为婆媳之间的友好相处,因为夫妻为抚育子女和保证家庭再生产而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从而使个体价值与家庭合二为一,使得家庭伦理稳健积极,个人健康成长,心态成熟。
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始于人民公社时期,但家庭伦理的变异却滥觞于改革开放。1958年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农业生产以生产队为单位,个人的生活来源依赖于集体劳动获得的工分,此时作为家庭重要功能的生产活动被剥离,家庭仅仅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和生育单位。接下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并未完全冲散家庭结构,因而也使得家庭伦理和个体价值观的变化不甚强烈。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生产功能重新接入家庭,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现代大众传媒的冲击,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国家权力的介入,个体权利和市场意识的增强等使得中国家庭结构开始变动,家庭中父子轴地位下降,夫妻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家庭伦理在相应发生变异。传统父代养育子代,子代反哺父代的代际关系发生错位,一方面,父代养育子代,无论是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都很是周到细致,一旦子女长大,却只顾追求个体的物质享受,不赡养甚至虐待父母的现象时常见诸报端,另一方面,子代视父代的经验传授为封建老土、守旧愚昧,将老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视为老古董,代际情感交流越发淡薄。夫妻之间越来越注重亲密关系的培养,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的生产活动为主,压制情感交流的夫妻关系变为现在更加注重情感交流和个体幸福,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由于社会开放和自由流动,男人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进退自如,男女双方对家庭地位和价值的认知方式开始出现差异。中国家庭正在发生一场重大变革,变革的关键是个体现代意识的增长与家庭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它不仅造成家庭伦理关系的可能紧张,而且危及个体的人格价值,自杀现象也开始在中国家庭出现。
现代性对家庭伦理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夫妻伦理的缺失,代际伦理的错位。如果我们细数吴飞调查的自杀案例,就会发现自杀现象围绕家庭主要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金钱观念和营利意识越来越强烈,一些个人因此抛家弃子,在外经商打工赚钱,本以为个体价值可以建立在世俗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享乐里,到头来却发现人财两空,妻离子散,找寻不到自己人格价值的安放点,于是觉得人生无望而自杀;二是在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大众传媒的宣传下,个体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得到增强,人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婚姻观念和对性行为的态度发生转变,它导致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和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破裂,个体不能从夫妻关系中得到情感润泽,又在代际关系交换的不平衡交换中受窝囊气,于是以自杀维护个体的尊严价值。在这两种自杀现象中,一种自杀发生在家庭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个体企图在家庭伦理关系之外安放个体价值,到头来却孤零零一个,愧疚自杀;一种自杀发生在家庭内部,个体为改变家庭中的权力结构,重建家庭伦理,求得亲人间的公道而自杀。无论是哪种自杀,我们都看到个体与家庭成员互动的微妙关系。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神圣也世俗,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不仅交换物质情感,而且获得人格价值。家庭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关系何以会出现政治与亲密关系势不两立且你死我活的较量呢?
把中国家庭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来理解,也许我们能明白个体价值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现代化对家庭的冲击是深刻而彻底的,它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对家庭关系进行肢解和抽离,其潜在的寓意是使个体走出家庭,从社会生产生活中获取安身立命的尊严价值,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伦理秩序的强大久远抑制了这种价值转换。在这个讲求劳动分工、金钱至上且碎片化、物欲化的社会里,个体很难将信仰价值寄托其上。当个体因为代际关系、夫妻关系的交换不畅而又向外拓展生活价值和意义空间时,他就远离了生命价值生长延续的源泉,最终是获得短暂的欢愉却无法真正安身立命,一旦个体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破裂,他(她)不被社会承认和理解,且失去了家庭最后一个“避风港”,自杀也许是成就自己尊严和价值的最好方式。
对于大部分中国妇女来说,限于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她们并不能完全走出家庭,从事生产活动,供养自己生活。她们主要的生活空间是家庭,家庭对她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个体价值的唯一安放处。家庭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家庭政治和亲密关系相分离,表现方式是夫妻关系、伦理关系的断裂和错位,个体急欲在家庭政治博弈中求得人格价值的健全稳定。对于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来说,家庭教化功能和规则恪守意识已退出历史舞台,新型家庭伦理并不是传统伦理的自然转换。对于当代中国家庭来说,家庭伦理关系是在商讨,在日常生活的磨合斗争中重新建构的。当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不能对现代个体实现有效整合,个体又在“过日子”中找寻不到弥合这种家庭人际关系的有益方式时,个体就会向家庭成员发力,家庭就会遭遇正义和公道诉求,家庭政治也就继之而起。“家庭以亲密关系为基本特征,无论是否有家庭政治,亲密关系都是其最终目的”(《浮生取义》,123页)。在家庭生活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互相帮助是我们构建良好家庭关系,获得社会成功、赢得社会地位的基础。我们可以把社会中通行的公平公正原则运用到家庭,但我们要明白家庭亲密关系的位置和意义。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存在张力,但并不能相互替代,良好的家庭关系是传统家庭情感与政治道义的有效混合,但在个体意识强烈的今天却很难真正做到。如何在个体主义甚嚣尘上的现代找到情感和政治之间的均衡是我们过好家庭生活的关键,也是个体价值意义稳固获得的关键。当妇女把整个生命价值都寄托在家庭生活中,却不幸被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的家庭伦理缺位挫伤生活积极性,在新的家庭伦理构建中又不得不面临家庭政治博弈且势单力薄时,选择自杀就不仅仅是赢得家庭道德资本的有效方式,而且也是挽回个体人格价值的一条有益途径。
家庭人际关系的和谐美满是个体价值意义的生长源泉,但个体人格价值也可以通过社会人际关系来获得,问题是,社会关系伴随个体命运的发生发展而起伏变化,它本身是不确定的、趋炎附势的,尤其是身处各种矛盾和冲突频发的当代社会,个体命运的转折更像是老天开的玩笑。理论上讲,当一个人生活动力缺乏,感到生活无意义、没有人生方向的时候,最容易丧失生活勇气,也最容易以极端的方式成就意义,生活中点滴小事都可以成为他结束生命的理由(《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陈柏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70页)。当我们的人生命运陷入低谷,个体生活不堪重负且穷途末路时,树倒猢狲散,个体立刻陷入孤立无援和无聊空虚中,此时社会求助和社会福利政策并没有完善建立,家庭自然成为我们获取动力的源泉,但家庭关系的复杂多变和伦理关系的失序却使我们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只能以自杀反抗生活。家庭伦理的变异,正是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后屏障被打破而无可奈何的举动。综观吴飞所举证的自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妇女因为儿子既不好好学习又不听话而赌气自杀的,有妻子在丈夫和公公婆婆之间关系调理不顺而自杀的,有家庭破裂,在外打拼生活不如意而觉得丢人自杀的。无论哪种自杀,都是个体价值不能在家庭实现而导致。作者孜孜不倦地讲述家庭政治不是决定家庭幸福的根本因素,只是想告诉我们,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的不同,家庭政治不仅仅关涉公平正义,更涉及亲密关系及与之相联的个体人格价值。如果说个体在公共政治中有道德资本、有强力,他可以以此获取斗争的胜利,但在家庭政治中,权力游戏却很容易成为个体自杀的催化剂。
吴飞认为当代中国家庭是个体生命价值和公平正义的聚集之地,正是家庭政治和亲密关系的斗争和互不妥协导致了自杀,可以说点中了中国式自杀发生的要害。如何重建家庭伦理关系,保障个体价值的稳固安放,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吴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国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维护个体的人格价值,在纷繁的社会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又缘何想不开而自杀,读吴飞的《浮生取义》,我们也许会明白其中的逻辑和文化真义。吴飞认为,中国人并不一定要“舍生”才能“取义”,关于“生命”和“正义”的问题在正常“过日子”的过程中自然可以化解,也就是说,个体的人格价值是在人生过程中实现的。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过日子”并不以社会为背景,而是在家庭中展开,由家庭至社会至国家。所谓家国一体,正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生命得以自我实现,得以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的意义,得以过上幸福生活,享受天伦之乐。一句话,家庭不仅是社会最基本单位,也是个体生命的实现单位(《浮生取义》,33页)。然而,中国人的人格价值实现方式何以与西方不同,家庭现代化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当代中国人非要用自杀来成就“正义”,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如何变动?种种问题搅动着我的思维,也启发着我对中国式自杀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理解。
价值观念的产生流变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结构。西方社会的结构是“团体格局”,建立于其上的价值体系不能离开其宗教观念(《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32页),个体要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就必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讲公道,在人与神的关系上讲平等和救赎。在宗教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宗教结构与社会结构是内在统一的,宗教以其教义教规和信仰体系实现了对个人的人身控制和灵魂拯救。西方传统社会中的个体具有同质性,个体价值意义献身于超验的宗教理念,但现代化打破了这一切。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化、世俗化运动一方面高扬科学理性的大旗,将宗教教义和教会一概视之为落后封建,在文化价值层面将其打倒在地,另一方面,社会力图以自身的团结整合和集体意识的建构来整饬社会秩序和个体价值。但集体意识的弱化和社会整合能力的下降导致现代个人时常游移在集体生活之外,疏离感和无意义感纠缠着个体。当个体找寻不到价值信仰依托的时候,就会发生心理紊乱甚至自我毁灭。西方社会的自杀现象本质上是个体对病态社会的一种无声控诉,它以对神圣生命的伤害来成就自我的人格价值,在表现形式上,它以心理创伤、精神抑郁、生死本能来表达个体的孤独无助。
中国人价值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是在“过日子”的生活常态中,在人、财、礼基本的家庭生活中展开的。“过日子”是一个动态的,与家庭成员不断互动,调解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生活过程(《浮生取义》,22—24页)。对中国人来说,家庭至关重要。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社会构成是伦理本位,轻个人而重家庭,先个人而后国家,家庭生活乃中国人的第一重生活,社会生活不过是家庭生活的延伸”(《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16页)。家庭作为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纽带,为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伦理提供了构建基础。中国文化中的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有三重需在家庭中获得,从中我们可以瞥见家庭生活的地位。中国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单位,而且是个体人格价值生长发育的源泉,只有维持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才能保证家庭秩序的稳定和个体价值心理的平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飞才把“过日子”的生活常态放在家庭生活中理解。一个人要会“过日子”就得学会处理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处理家庭人际关系实际上是平衡家庭政治和亲密关系,这是一门艺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既要在家庭政治博弈中胜出,又不危及亲密关系的延续,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家庭关系协调不当,可能冲垮个体的人格价值底线,造成自杀现象的发生,吴飞对孟陬县自杀现象的调查分析印证了这一点。
在传统农业社会,为保证社会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把生育子女和农业生产作为家庭生活的重心。靠农业谋生的人一辈子都要和土地打交道,他们安土重迁,生活自给自足,世世代代都在村落中活动,社会变迁速度缓慢。农业生产靠经验传承,靠长辈言传身教,一般说来,年龄越大,越懂得生产和生活规则;一个小孩自呱呱坠地起,就必须在长辈的教化中成长,熟悉由长辈构建的家庭秩序,学习家庭伦理文化,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一个既定的位置等着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社会和家庭赋予的他的任务。在这样的家庭中,没有政治,只有伦理,没有公义,只有教化和顺从。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父权和夫权自然成为家庭中的重要权力,妇女家庭地位低下,三纲五常和孝道伦理也被作为家庭文化要义被不断阐释和遵从。传统社会男女结婚的意义,不是两情相悦基础上的自然结合,而是以此扩大社会联系和人际交往,保证生育制度的完整执行,确立家庭农业生产的有序分工,必要时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在如此社会和家庭伦理熏陶下成长的个人,很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也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去冲破这一伦理网络,他必须承认并且内化这一稳定的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个人人格价值从家庭中生长出来,家庭是每个中国人生活的主心骨,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家庭的幸福和家人的支持,正是因为家庭中正义和情理的混合包融,才使得每个人既能从中学到做人的道理,也能学到处世做事的能力。费孝通所谓中国人际结构的“差序格局”也正是以家庭为小石子投在社会这一水中而激起的涟漪。总之,传统家庭中情与义的混杂是个体价值生长的基点,家庭生活是培育个人生命和滋润个体人格的源泉。
依费孝通的理解,在乡土中国中,为了保障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家庭生命的延续,就必须压制男女情爱,实行男女有别原则,将代际关系作为家庭伦理一条主线。代际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是尽孝道赡养老人,二是抚育子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是通过子女传承,将有限生命赋予无限意义;通过子代反哺父代,对家族祖宗的祭祀来报答父代的养育之恩,获得一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在具体家庭生活中获得超越性意义和生命的升华。家庭中最难处的是婆媳关系,常常是婆婆强势、媳妇弱势,婆婆对媳妇进行欺凌压榨,媳妇进行斗争反抗,婆媳关系紧张,但这种婆媳关系既不是家庭生活的常态,也不是历史上家庭关系的主流。因为家庭结构的长幼有序,亲亲尊尊,婆媳之间一般不会将注意力放在家庭权力的较量和个人的短暂得失上,而是关注家庭整体的未来发展,正是婆媳携手照料家庭生活,养育子女,滋润家庭情感生活,站在家庭立场上考虑谋划、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家庭生活变得温馨而有序。在传统社会中,因为相对稳定的代际交换,因为婆媳之间的友好相处,因为夫妻为抚育子女和保证家庭再生产而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从而使个体价值与家庭合二为一,使得家庭伦理稳健积极,个人健康成长,心态成熟。
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始于人民公社时期,但家庭伦理的变异却滥觞于改革开放。1958年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农业生产以生产队为单位,个人的生活来源依赖于集体劳动获得的工分,此时作为家庭重要功能的生产活动被剥离,家庭仅仅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和生育单位。接下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并未完全冲散家庭结构,因而也使得家庭伦理和个体价值观的变化不甚强烈。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生产功能重新接入家庭,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现代大众传媒的冲击,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国家权力的介入,个体权利和市场意识的增强等使得中国家庭结构开始变动,家庭中父子轴地位下降,夫妻轴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家庭伦理在相应发生变异。传统父代养育子代,子代反哺父代的代际关系发生错位,一方面,父代养育子代,无论是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都很是周到细致,一旦子女长大,却只顾追求个体的物质享受,不赡养甚至虐待父母的现象时常见诸报端,另一方面,子代视父代的经验传授为封建老土、守旧愚昧,将老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视为老古董,代际情感交流越发淡薄。夫妻之间越来越注重亲密关系的培养,传统社会以男耕女织的生产活动为主,压制情感交流的夫妻关系变为现在更加注重情感交流和个体幸福,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由于社会开放和自由流动,男人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进退自如,男女双方对家庭地位和价值的认知方式开始出现差异。中国家庭正在发生一场重大变革,变革的关键是个体现代意识的增长与家庭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它不仅造成家庭伦理关系的可能紧张,而且危及个体的人格价值,自杀现象也开始在中国家庭出现。
现代性对家庭伦理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夫妻伦理的缺失,代际伦理的错位。如果我们细数吴飞调查的自杀案例,就会发现自杀现象围绕家庭主要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金钱观念和营利意识越来越强烈,一些个人因此抛家弃子,在外经商打工赚钱,本以为个体价值可以建立在世俗社会和个人的生活享乐里,到头来却发现人财两空,妻离子散,找寻不到自己人格价值的安放点,于是觉得人生无望而自杀;二是在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大众传媒的宣传下,个体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得到增强,人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婚姻观念和对性行为的态度发生转变,它导致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动和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破裂,个体不能从夫妻关系中得到情感润泽,又在代际关系交换的不平衡交换中受窝囊气,于是以自杀维护个体的尊严价值。在这两种自杀现象中,一种自杀发生在家庭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个体企图在家庭伦理关系之外安放个体价值,到头来却孤零零一个,愧疚自杀;一种自杀发生在家庭内部,个体为改变家庭中的权力结构,重建家庭伦理,求得亲人间的公道而自杀。无论是哪种自杀,我们都看到个体与家庭成员互动的微妙关系。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神圣也世俗,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不仅交换物质情感,而且获得人格价值。家庭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关系何以会出现政治与亲密关系势不两立且你死我活的较量呢?
把中国家庭放在现代化过程中来理解,也许我们能明白个体价值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现代化对家庭的冲击是深刻而彻底的,它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对家庭关系进行肢解和抽离,其潜在的寓意是使个体走出家庭,从社会生产生活中获取安身立命的尊严价值,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伦理秩序的强大久远抑制了这种价值转换。在这个讲求劳动分工、金钱至上且碎片化、物欲化的社会里,个体很难将信仰价值寄托其上。当个体因为代际关系、夫妻关系的交换不畅而又向外拓展生活价值和意义空间时,他就远离了生命价值生长延续的源泉,最终是获得短暂的欢愉却无法真正安身立命,一旦个体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破裂,他(她)不被社会承认和理解,且失去了家庭最后一个“避风港”,自杀也许是成就自己尊严和价值的最好方式。
对于大部分中国妇女来说,限于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她们并不能完全走出家庭,从事生产活动,供养自己生活。她们主要的生活空间是家庭,家庭对她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个体价值的唯一安放处。家庭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家庭政治和亲密关系相分离,表现方式是夫妻关系、伦理关系的断裂和错位,个体急欲在家庭政治博弈中求得人格价值的健全稳定。对于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体来说,家庭教化功能和规则恪守意识已退出历史舞台,新型家庭伦理并不是传统伦理的自然转换。对于当代中国家庭来说,家庭伦理关系是在商讨,在日常生活的磨合斗争中重新建构的。当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不能对现代个体实现有效整合,个体又在“过日子”中找寻不到弥合这种家庭人际关系的有益方式时,个体就会向家庭成员发力,家庭就会遭遇正义和公道诉求,家庭政治也就继之而起。“家庭以亲密关系为基本特征,无论是否有家庭政治,亲密关系都是其最终目的”(《浮生取义》,123页)。在家庭生活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互相帮助是我们构建良好家庭关系,获得社会成功、赢得社会地位的基础。我们可以把社会中通行的公平公正原则运用到家庭,但我们要明白家庭亲密关系的位置和意义。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存在张力,但并不能相互替代,良好的家庭关系是传统家庭情感与政治道义的有效混合,但在个体意识强烈的今天却很难真正做到。如何在个体主义甚嚣尘上的现代找到情感和政治之间的均衡是我们过好家庭生活的关键,也是个体价值意义稳固获得的关键。当妇女把整个生命价值都寄托在家庭生活中,却不幸被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的家庭伦理缺位挫伤生活积极性,在新的家庭伦理构建中又不得不面临家庭政治博弈且势单力薄时,选择自杀就不仅仅是赢得家庭道德资本的有效方式,而且也是挽回个体人格价值的一条有益途径。
家庭人际关系的和谐美满是个体价值意义的生长源泉,但个体人格价值也可以通过社会人际关系来获得,问题是,社会关系伴随个体命运的发生发展而起伏变化,它本身是不确定的、趋炎附势的,尤其是身处各种矛盾和冲突频发的当代社会,个体命运的转折更像是老天开的玩笑。理论上讲,当一个人生活动力缺乏,感到生活无意义、没有人生方向的时候,最容易丧失生活勇气,也最容易以极端的方式成就意义,生活中点滴小事都可以成为他结束生命的理由(《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陈柏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70页)。当我们的人生命运陷入低谷,个体生活不堪重负且穷途末路时,树倒猢狲散,个体立刻陷入孤立无援和无聊空虚中,此时社会求助和社会福利政策并没有完善建立,家庭自然成为我们获取动力的源泉,但家庭关系的复杂多变和伦理关系的失序却使我们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只能以自杀反抗生活。家庭伦理的变异,正是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后屏障被打破而无可奈何的举动。综观吴飞所举证的自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妇女因为儿子既不好好学习又不听话而赌气自杀的,有妻子在丈夫和公公婆婆之间关系调理不顺而自杀的,有家庭破裂,在外打拼生活不如意而觉得丢人自杀的。无论哪种自杀,都是个体价值不能在家庭实现而导致。作者孜孜不倦地讲述家庭政治不是决定家庭幸福的根本因素,只是想告诉我们,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的不同,家庭政治不仅仅关涉公平正义,更涉及亲密关系及与之相联的个体人格价值。如果说个体在公共政治中有道德资本、有强力,他可以以此获取斗争的胜利,但在家庭政治中,权力游戏却很容易成为个体自杀的催化剂。
吴飞认为当代中国家庭是个体生命价值和公平正义的聚集之地,正是家庭政治和亲密关系的斗争和互不妥协导致了自杀,可以说点中了中国式自杀发生的要害。如何重建家庭伦理关系,保障个体价值的稳固安放,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