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12年9月15日晚，杨某与小唐（已判刑）、小任（已判刑）、小玉（在逃）、小陈（在逃）等人在某乡镇街上一饭店喝酒。席间，小陈以在街上居住的小路曾骂过他为由，提出让杨某等几人帮忙去教训教训小路，得到响应。随后，杨某等人骑着摩托车赶到小路家，在院门口吆喝着叫小路出来。当小路的姐夫欧某打开院门询问事由时，杨某上前就是一拳，将欧某打倒在地。杨某等人的叫骂闹事引来周围居民的围观。借着酒性，小唐、小任等人将路过此地的一辆电动三轮车和一辆“捷达”牌轿车砸毁，经鉴定，车损4838元。砸车时，杨某和小玉因害怕摩托车出事，骑车离开现场。当两人回到现场时，轿车和三轮车已被砸，其他人全部逃离。案发后，杨某逃走，两年后投案自首并被起诉。
　　在审查起诉时，对杨某是否涉嫌寻衅滋事罪出现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杨某具有寻衅滋事的行为，但是因为没有参与砸车，其行为情节较轻，不应以犯罪论，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另一种意见认为：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系与小唐、小任等人共同犯罪。杨某没有参与砸车，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
　　[速解]本文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该案涉嫌寻衅滋事罪。我国《刑法》第293条对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表现和结果进行了界定。该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强拿强要，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和情节严重的行为。纵观该案，第一，杨某等几名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明显。小陈为了发泄对小路的不满，提出教训教训小路，得到杨某等人的支持。显然，杨某等人具有逞强争霸、显示威风的犯罪动机。第二，该案客观方面不仅表现为随意殴打他人（侵犯人身权），显然欧某是无辜的，而且表现为损毁他人财物（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并且造成较大损失，属于情节严重。第三，杨某等人在乡镇大街上寻衅滋事，其群势的威力给公众心理上带来恐惧和压力，严重扰乱了公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侵犯公共秩序）。
　　其次，该案系涉嫌共同寻衅滋事犯罪。我们说，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为同一目标相互联系，并为实现目标而共同活动，活动与犯罪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有共同犯罪的认识因素，行为人对自己与他人一道实施某种犯罪具有彼此的认同性；还有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各行为人对相互间的结合以及行为结果具有认同性。就该案而言，杨某等人在小陈的提议下为了报复小路、教训小路，自愿纠合在一起，其主观认识的统一性、目标的一致性显而易见；而且不计打人、砸车等后果的严重性。而这一结果与杨某几个人的共同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三，杨某没有参与砸车不能成为影响对其定性的因素。杨某等人到达小路家门口后，杨某首先殴打小路的姐夫，具备主要参与者身份的条件。侦查表明，杨某和小玉在其他人砸车时不在现场，主要原因是担心作案交通工具——摩托车被对方侵犯，是转移作案交通工具的时间与同伙故意毁坏他人财物行为（砸车）的时间相重叠。从中可以看出，杨某在主观上应当是知道要砸车，而且一旦砸了车，对方可能报复而毁坏己方财物，为了维护自己一方的利益，需要转移摩托车。在客观上，正是杨某的行为（转移摩托车，不再现场），解除了团伙中其他人的后顾之忧，助长了砸车毁物的嚣张气焰，可以说是对砸车行为具有辅助之作用。杨某虽然没有直接砸车，但是杨某的行为与他人的砸车行为具有关联性。那么，杨某离开现场不是犯罪的中止，也不是主动放弃犯罪，更不是毫不知情，只是与他人在共同犯罪时承担不同的角色而已。
　　第四，该案中的杨某在涉嫌与他人共同寻衅滋事犯罪中，与其他犯罪嫌疑人相比，只有地位上主次的差别、作用上大小的差异，影响的是量刑，不影响定性。共同犯罪是一种众势，其社会危害性较之于个体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基于“群胆”之上的犯罪手段可能更残忍、行为可能更狂妄、结果可能更严重，给公众造成的恐惧感和压力也可能更强烈、更大。对共同犯罪分段定性、分人定性，不符合打击群体性犯罪（共同犯罪）的立法本意，也是对共同犯罪性质的曲解，可能造成放纵犯罪，损害司法的权威和严肃性，不利于维护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