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致开幕词时，蒋介石说：“我可以说今天我们抗战军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见充实，一切技术与组织更有进步，敌阀已经上了绝路，已经预备进入坟墓……”通篇的致辞，蒋介石的神态都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坚毅。然而，谁都明白，现实远非那么乐观。
　　那一年，蒋介石正经历着一生中最焦虑不安的时刻之一。他被逼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
　　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寻求外部的支柱。
　　战时外交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权迅速地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
　　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蒋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长职务，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规、不问手续，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职业外交方式。
　　他曾在日记中批评中国的职业外交官说：“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
　　因而，在蒋介石处理对外关系时，他更乐于使用非正规的外交途径，常常倚重一些“外围人物”。
　　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
　　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
　　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诸如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间的外国特使，更使得蒋介石有能力绕过常规外交渠道，从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
　　废约交涉
　　战时外交，除了在军事、经济上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外，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在政治上争取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
　　1941年7月，蒋介石在和他的美国政治顾问拉铁摩尔长谈时说：“中国进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战争，到头来却发觉自己依旧处境孤立……步入抗战的第五年，却没有一个盟国。”
　　与此同时，日本却利用这种状况大肆宣扬说，白人依旧把中国作为一个殖民地加以对待，中国尽管进行了四年的战争，却仍然没有得到民主国家的平等对待，因此应该另谋出路。
　　蒋介石说：“如果这一现象不加以制止，将会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随即，他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两个建议：建议之一是，由罗斯福倡议英国和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建议之二是，中国参加英美澳和荷属东印度召开的太平洋联防会议。“这两个建议中的任何一个付诸实施，都将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处于平等地位，并消除歧视中国人的感觉。”
　　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蒋介石做出了积极的外交努力，但英苏忙于欧战，无暇顾及远东，美国也极力避免过早地与日本发生沖突，所以对蒋的建议反应冷淡。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不宣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命运的转机也随之来临。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中国政府便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宣布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这样，中国与日本、意大利及其轴心国同盟的西班牙所签署《辛丑条约》的相关条款至此废止，而德国从《辛丑条约》中所获得一切权益也早在“一战”后就被中国收回。
　　条约终结
　　1942年1月1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24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此，中国与英美正式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关系。
　　从法理上，这些不平等条约依然将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
　　1942年10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维尔基时说：“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
　　1943年1月11日，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
　　同天，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驻华大使薛穆也在重庆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国与英、美两国之间的《辛丑条约》正式废止。
　　中国与英美交涉的成功，对其他的国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中比条约、中荷条约、中法条约均做出同样规定，废除《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原签字国共十一国。除上述英美比荷法五国外，其余如德、奥、俄、日、意大利、西班牙六国，因宣战或改定新约，也已取消。
　　至此，《辛丑条约》强加于中国的约束基本得以清空，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在中国获得的权益只剩下使馆界一些房屋的产权而已。
　　（水云间摘自《周末》201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