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整风分两个层次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了。整风，我是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的，但那只是一般中下级干部和学员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当时以至后来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延安整风分两个层次。其实决定中国命运的，主要的还是上层整风。
　　现在看来，对于延安整风的两个层次，大概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上层整风是进行路线斗争，反对两个宗派；普遍整风是改造思想，反奸审干。
　　上层整风，党史上已经正式定为：开始于1941年政治局的“九月会议”。我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只能从1942年4月3日中宣部作出在延安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整风和毛主席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即第一个“四三”决定） 算起。
　　张闻天找我谈话
　　当然，在正式开始整风前还是有些先兆的，表现在1941年的延安生活已出现很大变化，盛行于1938—1939年的许多活动，像以前那种遍地歌声和经常的集会游行、纪念会、联欢会、大报告、上大课、上下一同逛街等，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有些现象，如等级制、保密制、警卫制、宣传教育的管理等，却明显加强了，开始不断改革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张闻天找我谈了一次话。
　　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下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期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早饭后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从我们住的清凉山东边的黑龙沟到杨家岭，甩开大步，大约也得走一个小时。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接见，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意见。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实际问题，比方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很快就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也才十八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做法还是对的，马列主义还学得不够。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那时的等级制还不十分严格，上下的生活待遇也悬殊不大，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严于律己和不开后门，所以他们吃的小灶和我吃的大灶悬殊并不太大。他们有两个炒青菜，也没肉，油水并不多。我们只有一种大锅菜，都是煮熟的，没油水。主食，我们完全是小米饭。他们却每人有四个约老秤半两的小馒头，小米饭管饱。刘英挺热情地说：“你们平时吃不上馒头，今天这几个馒头都归你，我们吃小米饭。”甭提这几个小馒头对我的诱惑力了。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气地给吃了个精光，但连个半饱都谈不上，又不好意思再吃小米饭，就只好起身告辞，打道回府了。后来我跟张闻天工作了十多年， “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和刘英来往了二十多年，还多次提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谈话的详细内容是大半忘了，但那几个小馒头却始终牢记在心。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和我一样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近几年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 《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包括经过毛泽东看过和书记处通过的有关干部教育的文件。可见，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不过说老实话，我的感觉还是太迟钝，不但当时，就是事后也没把这次谈话和很快就开始的整风运动联系起来。
　　学习整风文件
　　普遍整风是从学文件开始的。中宣部的《四三决定》 规定了十八个文件 （后来陆续增加到二十七件，正式定了个名字叫 《整风文献》），包括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几个讲话和 《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康生的两次报告，中央的几个决定，斯大林的十八条 （《联共党史》 结束语六条，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以及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要大家学习讨论、写笔记，还要考试。按照延安机关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单位也改为半天学俄文，半天整风。
　　学了一阵文件后，按规定就要联系实际、检查工作了。头一段主要是给领导提意见，每天开会，还出墙报，也可以给上面写信。这阵时间，当领导干部的感到紧张，我们这些学员们却显得轻松。例如俄文队队长曹慕岳 （解放后改名曹慕尧，在沈阳军区工作），听大家提意见和本人检查就开了一个星期的全队大会，他自己也承认有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不过这种矛头向上、批评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向各人联系自己的实际，按 《四三决定》 的要求，“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这样一来，形势又倒转了过来，群众 （一般知识分子干部） 开始紧张，领导干部显得轻松了。特别是进入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领导上抛出一批思想斗争的重点和审查历史的对象，使这些人感到巨大压力，既要在会上接受大家 （主要是积极分子） 的批评和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还得不断写出书面的检查交代。其余的人，也是既要准备自己的反省，开会时还得向重点对象进行批判和提出质疑。这样一搞，没有多久就走向全面紧张，俄文学习完全停止，集中力量搞整风了。所以毛主席说，1942年是基本上停止工作搞整风的“整风年”。
　　批判王实味
　　学习文件搞了没几个月，就开始批判王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