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读盛巽昌、朱守芬编撰《学林散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二千三百一十四条说：“马一浮十二岁在会稽县五百名考生中获第一名，而鲁迅为第三十七名，周作人为第三十一名（三十一应为三十四之误——引用者）。”
　　近读《书屋》（2016年第7期），《书屋絮语》说：“马一浮（1883—1967），早年即有‘神童’之称。1898年与同乡鲁迅、周作人兄弟共赴童子试，在五百多名考生中榮登榜首，名噪一时。鲁迅列三十七名。”
　　看来鲁迅当年县考为“三十七名”这个说法被多次采用。《学林散叶》是从书籍、报刊采撷二十世纪中国学者作家处世治学的遗闻轶事，计四千条，所辐射的人物有一千余名，没有注明所引材料的出处，不知“鲁迅县考第三十七名”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
　　而张中行《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却说“马（一浮）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小一岁（应为1883年，比鲁迅小二岁——引用者），他们都是绍兴人，并且一同应过县考，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路，鲁迅先生是‘其命维新’，马先生是‘仍旧贯’，因而声名就大异，鲁迅先生是家喻户晓，马先生则名限于亲友弟子间，并将渐渐为人遗忘。”
　　马一浮的名次第一，三书说法完全一致，没有疑义；而关于鲁迅的名次，两种说法却大相径庭，孰是孰非？我想当事人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可靠的。请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的有关记载：
　　在当时山阴、会稽还未合并为绍兴县的时候，会稽一县的考生总有五百余人，当时出榜以五十人为一图，写成一个圆图的样子，共有十图左右，而每“进学”就是考取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所以如考在第十图里，即使每年不增加来考的人，只就这些人中拔取，待到自己进学，也已在十多年以后了……
　　以此看来，县考成绩排名的顺序是由高分到低分、从一图排到十图以至十几图，每图五十名；即一图是第一名到第五十名，以此类推，十图即四百五十一名到五百名。周作人在下一篇文章又说：
　　日记里戊戌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初六日，我同大哥（鲁迅）往应县试……于廿九日项下，记有往看“大案”一事，“大案”云者，县考初试及四次复试之后，再将总应考的人数计算一遍，出一总榜，只要榜上有名的人，便可以去应府试，再经过院试，就决定名额，算是合格的秀才了。当时大案的情形如下：
　　“会稽凡十一图，案首为马福田，予（周作人）在十图三十四，豫才（鲁迅）兄三图三十七，仲翔叔头图廿四，伯文叔四图十九。”这里须得说明，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马一浮，仲翔伯文乃是我们的族叔……这里鲁迅着实考的不坏，只是考了一次，也不曾去复试……
　　周作人“十图三十四”，应是第四百八十四名（9×50 34=484），鲁迅“三图三十七”，应是第一百三十七名（2×50 34=137）；他们的名次被分别提前了四百五十名和一百名，以致鲁迅的名次原比周作人高出三百四十七名，却变成低了三名，因此《学林散叶》的说法是错误的。而张中行说“鲁迅屈居二百几十名”，名次又被拉后了一百名，也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