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尚熹：我想先说说文化交流的问题。我前段时间去台湾高雄参加一个雕塑创作营，与台湾的雕塑家接触了一段时间，对他们也有所了解。台湾艺术家的台独倾向还是比较厉害的，他们对中国的雕塑界非常不了解。我想这说明我们在文化艺术的交流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这也许不是由我们现在来讨论的问题。但是雕塑杂志作为一个媒体，包括雕塑专业委员会、雕塑学会两个民间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多的考虑给港澳台雕塑家们一席之地？
　　第二点，关于文化施舍问题。我们这两年的不少展览，比如大英博物馆馆藏展览，是英国大英博物馆要改建，为了处理它的藏品储存问题而办的巡展活动，我们就觉得很荣幸。我们并没有分析我们目前缺少的是什么，需要更多了解的是什么。我们应当主动地去引进我们需要的艺术展览，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文化施舍。
　　
　　陈培一：就刚才老朱谈的这个问题，我想说一点。政府并非没有在做工作，而是每年都花了大量的经费刻录电影、电视的光盘，编印书刊杂志，免费向海外友人赠送、发放、宣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果和崭新风貌，但是西方世界妖魔化中国的情绪强烈，总是将负面报道集中发布给公众。即使政府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关于中国大陆的正面报道到了他们那儿就泥牛入海，没有音讯了。
　　
　　唐尧：他们对大陆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我们到香港去，和他们的雕塑家交谈，感到他们对大陆雕塑界很陌生，很想了解。这种文化上的隔膜，也导致了大家认同感的薄弱。比如我们和一位雕塑家说起文楼先生，他就说文先生去“中国”办展览了。
　　陈培一：这也就是我先前说的文化殖民现象，自1997年香港回归已经十年了，这个老兄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秦璞：这需要有个过程，有个过渡期。
　　文化现象方面，刚才大家都谈得比较充分了。我就从经济角度谈一谈。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深层面的意义在于文化上。通过文化的发展又推动了经济发展。我曾经拜访过一位长春市的市长，他谈起长春的雕塑展览。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展览搞个两三届就完了，没想到小小的雕塑展览竟然牵动这么多的国家部门，包括文化部、外交部，起到了如此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通过这个展览，让很多国外朋友了解了长春，也了解了中国。因此还要继续搞，并且出大钱搞。我认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应该是相得益彰的。这也是这次港台三位雕塑家来大陆办展览的一个背景。
　　另外，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港澳台这些地方的人对中华民族的血脉必然有更深的感受。不管文楼先生还是朱铭先生，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他们有意无意地都会有那种叶落归根的情感。文楼先生抓到了“竹子”这个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朱铭先生使用了“太极”，这次又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还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凝聚力。
　　
　　
　　乔迁：我觉得这种文化的归属感不是因为你来自于什么地方，最本质的是情感上的归属。这也是我对故乡的概念。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我最终回归的故乡是情感上的故乡。以我自己为例，我离开故乡已经快20年了，但是并不想念，我想念的一直是我心中以为的故乡，一种来源于童年记忆的提炼的故乡印象。当我在英国伦敦的异国他乡时，很奇妙，我有种回到故乡的感觉，因为他们符合我的“以为”。故乡这种感觉可以是一种共性，而并非仅仅是你的地理意义上的真实故乡。所以我觉得，艺术上的共鸣或归属感也不能仅仅用民族性的情感来限定。
　　
　　唐尧：爱因斯坦曾经提出“世界政府”，哈贝马斯也提出“世界公民”的概念。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整个人类的立场和出发点。世界文化就像是一桌大宴席，我们并不是固守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观念，试图用我们的东西来征服别人。而是把我们的拿手菜，也上到这一桌宴席里。文楼的竹子和朱铭的太极最终指向的都是人的生命感，生命的气节和境界。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启示：我们可以在形式语言上有一个开放的姿态，在文化方式上有一个独特的路径，共同指向人类文化的价值核心。比如说假如朱铭只是在形式上单纯地接近亨利·摩尔，而没有使用“太极”的符号，文楼先生也只是停留在前期的果实分裂、太空像的创作阶段，而没有找到“竹子”，我们便仅仅会认为他们在移植西方的雕塑语言，却不能在文化路径和精神本质上给予其高度的认可和评价。
　　
　　裴建国：对，他们找到故乡了。找到并且表达出来了。有很多感觉可能绝大部分人都体悟到并且思考过，但是唯有他们这样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方式是他们自己的、独特的。
　　
　　秦璞：我前段时间与一个国外的雕塑家聊天，他说起了世界文化同质化的问题。但是到了中国之后，他觉得很兴奋，因为他觉得看到的东西挺不一样。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中国的肌理很丰富。可以入大雅之堂，也可以进街井酒肆。语言的确很丰富，不过怎么去挖掘自己独特的雕塑语言，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乔迁：我始终觉得形式大于内容，比如说马蒂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形式语言的开创，他的作品中并不带有多少民族符号。
　　
　　海民：对于雕塑形式和材料的探索，西方艺术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如果只是机械地跟着他们走，不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加入新的元素，无论如何都只能是拾人牙慧。如何赋予旧的前人已发挥极致的形式以新的生命力，是我们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问题。在其中注入民族性的内容并非狭隘和偏颇，只是选择而已。
　　
　　裴建国：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各种技术手段、各种材料都能被艺术家使用。今天流行的就是观念，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有时候可能大家想的都差不多，无非是人家已经先做出来了。这一点上，萧长正可能比文楼和朱铭走得都更远。
　　
　　朱尚熹：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是评价体系多元的时代。对雕塑家也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确定的评价。
　　
　　裴建国：从艺术家的发展道路上说，每个艺术家的发展都是一个个案。继续沿着他们的旧路走下去，是没有意义的。谁走到哪一步，和个人自身的条件和外部环境都有关系。重要的是“被关注”的程度、强度和长度。如今策展人体制下，策划、运作以及策展人本身的影响力对艺术家也是至关重要的。
　　
　　陈培一：港台三位著名雕塑家文楼、朱铭、萧长正在今年上半年集体登陆中国美术馆，是值得我们大陆雕塑界重点关注的事情。它们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两岸三地的艺术家需要加强交流、增进沟通和理解的积极愿望。必将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复兴和繁荣。
　　
　　谢谢各位专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