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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英是我国第一位水利部女部长，曾参与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规划，以及诸多水利水电重大工程的决策性研究。并在治理淮河及密云水库、刘家峡水电站、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等工程建设中处理过许多重大技术难题，数十年与水结缘。
两个理想的抉择
钱正英出生于1923年，当时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国内军阀混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边缘。钱正英的父亲是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的土木工程师，他在钱正英幼年时就有意培养她继承自己的事业，他也为女儿规划了一条学习工科的奋斗道路。因此，当一名女工程师就成为钱正英的理想和追求。钱正英回忆年轻时的理想时曾指出：“父亲颇具信心地为我设计这条奋斗道路。我也充满了自信心地沿着这条路去奋斗，并且憧憬未来当一名能盖大楼的土木工程师。”
抗战爆发后，钱正英全家从南京搬到了无锡。日军从吴淞口登陆后，江苏省许多地方相继沦陷。为了躲避战火，钱正英的父母决定逃到上海的租界区，这里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还是所谓的“和平区”。钱正英回忆说：“抗战期间的上海，除极少数人整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外，广大人民的生活是十分难熬的”，“每天早晨上学，屋檐下常见冻死的饿殍。报纸每天都登载收了多少具死尸的新闻。街道两旁的乞丐数不胜数，就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由于米价天天上涨，日子也不好过。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也不得不常去排队抢购米”。国将不国，理想又何在呢？虽然少年懵懂的钱正英看到了国家和人民面临的苦难，也思考过国家命运和自己的前途，但是还没有放弃最初的理想。
1939年，钱正英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当时大学里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思想进步且倾向革命的钱正英也开始结交这些进步的朋友，并且参加了读书小组，开始秘密地阅读《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论持久战》等革命理论书籍，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在不断的接触和受教育中，钱正英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她开始思考自我理想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她常常问自己：“今后是当工程师呢？还是献身革命，当一名职业革命家呢？”这两条不同的道路，让年轻的钱正英无所适从。但是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钱正英很快就想通了，她后来回忆说：“我逐渐懂得，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的前途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两个理想是不可能统一的。我决定放弃当工程师这个一贯的志愿，1941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的钱正英成为学校女学生联谊会的负责人，她们组织剧社演出、办刊物、筹款募捐，学习进步书籍，传播革命思想。
1942年秋冬之际，由于给新四军采购药品而使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的行踪暴露，有同学遭到逮捕，地下活动面临威胁，党组织即把钱正英等一批青年地下党员紧急转移到了解放区，这年钱正英19岁。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1942年10月，钱正英等5名中共地下党员从上海撤退到了淮北解放区的泗县半城镇，这里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部所在地。钱正英等一行人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亲自接待了他们。在座谈中，钱正英遗憾地说：“我的专长是土木工程，只因生不逢时，才放弃了科学，投身于革命。”彭雪枫立刻安慰道：“将来解放区也要建设，你还是有机会当工程师的。”
很快，这些知识分子都成为了新四军的新战士，领到了崭新的军装，一一换下原来穿着的旗袍、套装、大衣、皮鞋等。不久之后，日军开始对淮北解放区进行“扫荡”，钱正英等5人被编成一个班，跟随师政治部机关干部一同计划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淮南解放区去。他们白天隐蔽起来打游击，晚上连夜行军，虽然钱正英只背着自己的背包、挎包和干粮袋，并在腰间别着两颗手榴弹，但是连日以来的紧张和疲惫已经让她吃不消了。一天晚上，在稻田埂上急行军，由于看不清楚前路，钱正英一连摔了五跤，她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越摔腿越软，心越急，只恨自己不争气”。当时还想：“像我这样的人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我咬紧牙关，苦苦坚持，总算在火与血的考验中渡过了战争的第一关。”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犹豫又一次次坚持中，钱正英终于挺了下来。
反“扫荡”结束后，钱正英等人重新返回到半城镇。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来看望他们，并嘱咐大家说：“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要自觉补好这一课。”之后，钱正英主动要求给师部机关里的战士当文化教员，学员中有炊事员、警卫员、勤务员等等。钱正英在教他们识字的同时，还积极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也乐于教给钱正英各种有关农村的常识。钱正英感慨地说：“这可算是我在‘中国农村大学’的第一课。”
1943年春节刚过，钱正英被分配到泗五灵凤县（位于泗县、五河、灵壁、凤阳四县的交界地带）的浍南地区办学，担任浍南分校教员兼党支部书记，在学生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并教育和动员当地青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钱正英被调回半城镇，担任淮北行署水利科长之职。同年彭雪枫牺牲，淮北区党委决定修建一座抗日烈士纪念塔，纪念彭雪枫和全体阵亡将士，钱正英协同鲁莽等人一起参与了抗日烈士纪念塔的修建工程。
“我坚决要求人工流产”
在解放战争中，钱正英在山东战场上当了一年修路架桥的工兵后，于1947年底又回到了水利战线上。从1948年到1950年，钱正英开始担任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党委书记，为了顺利渡过黄河“凌汛期”，她和有关专家在黄河大堤上废寝忘食地研究和制定打开黄河“冰路”的方案，最终获得了成功。面对重新开始从事水利工作，后来钱正英满怀深情地回忆：“我为黄河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水利这门职业。”
1950年3月，钱正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7月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 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并提出关于“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10月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华东财政委员会主任的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钱正英兼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为了贯彻国家的治淮方针，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同钱正英以及一大批专家规划在淮河干流上游修建一批水库，拦蓄洪水，开发水利。 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并安全度过汛期后，经组织批准，钱正英和相恋8年的时任华东共青团团委统战部部长黄辛白在上海结婚。黄辛白是1942年和钱正英一同由上海奔赴淮北解放区的同学，更是一起参加反“扫荡”战争的亲密战友。1951年9月7日早晨，钱正英从蚌埠坐火车刚赶到上海便上街采购结婚用品，当晚华东区团委就为他俩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结婚茶话会”，简单而匆忙地办完结婚仪式。钱正英没有在家中多作停留，即告别新婚的丈夫，又回到蚌埠治淮的第一线。
正当治淮工作进入第3年之时，钱正英怀孕了。面对紧张繁琐的工作，她想：自己作为治淮工程的负责人之一，在这个时候怀孕不但会影响整体工作的开展，而且必然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思虑再三，她决定打掉孩子。曾山是钱正英的直接领导，钱正英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曾山，她说：“我坚决要求人工流产。”曾山听了后却微笑着摇了摇头说：“不要做人工流产手术。我的爱人生过几个孩子，我对女同志生孩子的问题有所了解。按照你的体质，怀孕了虽然稍稍有些反应，但是不会影响工作，你可以一直工作到临产。产前休息没有什么意义。要把产假用在产后，一般就影响两个月的工作。”曾山这一席话，给钱正英从各方面都做了设想和分析，这才打消了她不要孩子的所有顾虑。
对山西引黄工程的贡献
在任水利部长期间，钱正英曾参与或负责修建过不少水利水电重大工程。在山西人民的生命工程——万家寨引黄工程的立项与建设中，这位可敬的水利元老也起了重要作用。钱正英对山西引黄工程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引黄工程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议事工程，并不断推动立项进程；二是在技术上给予引黄工程全面的大力支持。
山西省原政协主席、引黄入晋工程总指挥郭裕怀在纪实作品《摸着石头过黄河》中，曾深情记叙了钱正英部长在引黄项目立项低潮时出谋划策、奔走呼号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可以说，正是钱正英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打的报告，才拉开了引黄工程正式进入立项程序的序幕。她所起的作用，远不止是技术层面上的。好几次，引黄工程面临极大困难甚至是夭折的危险时，都是她在上层努力斡旋才得以转危为安。
从技术层面上讲，引黄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高扬程、长距离、大流量”的引水工程。钱正英深知这项工程的难度，无论是工程选址、勘察设计，还是组织施工、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她始终全程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1996年9月，她带领一批涵盖众多专业的知名专家，通过对万家寨枢纽和引黄工程工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后来称为引黄“晋祠七条”的意见。
在谈到工程质量验收问题时，钱正英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含糊其辞的说法，她说：“这种作风要不得！”“干这个水利工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吃红脸饭！’最后检查你的，是水来检查，不是人来检查。水可是无孔不入的，是对你一点也不留情面的。所以工程要有毛病的话，最后非红脸不可。”她冷静地指出：“这个工程这么复杂，战线又这么长，我们又缺少经验，施工中间出些毛病是难免的，问题在于你要及早检查出来，及早改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正是有钱正英这样的严格要求，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不但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而且后来该工程建设还在水土生态保持方面做出很大努力，成了真正的良心工程和放心工程。
唯一一次“搞特殊”
钱正英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尽量把过去治水工作中曾经犯下的一些错误纠正过来。钱正英卸任水利部长多年后，新疆塔里木河断流，她焦虑地坦言：“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时的责任。”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水，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在于水，人类的生存命脉在于水。”水利建设对钱正英来说是一生的追求，更是融入血液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从1999年开始，她带领一批院士，连续承担了6项以“水资源”为主题的战略咨询研究项目，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取得了丰硕成果，温家宝总理对于他们坚持了13年的这项咨询工作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其“为中央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正英一生律己甚严，从不在工作上掺杂个人感情等私人因素。让人不解的是2005 年7月，钱正英破例带儿子前往黑龙江出差。很多项目组成员疑惑：钱正英居然“带头破坏”自己定下的不带家属的规矩。后来，人们才了解到，就在队伍出发之前，钱正英被查出患有乳腺肿瘤，必须立即住院。为了不影响项目组成员的士气和已经定好的行程安排，她的病情连秘书都不知道，只有儿子随身照顾。知道了真相的人们，纷纷为钱正英舍己为公的精神所感动。
在她的带动下，项目组的院士、专家们不辞辛劳，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他们以国家建设为己任的高度负责态度，让很多人不止一次地感动。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项目组院士、专家时讲了这样一段话：“钱正英等同志围绕全国和区域性水资源问题开展的一系列咨询研究，从民族生存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国的水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体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责任感和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
早在1988年钱正英刚卸任国家水利部部长时，一位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劝她把过去的工作经历写出来，她婉言谢绝，还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英文：“I am not writing history ， I am still making history。”（我还不想写历史，我仍在创造历史。）
桑榆不晚 霞尚满天
从水利部部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钱正英先后当选为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她自嘲是“半吊子的政协副主席”，并幽默地说：“我当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三分之二时间都在种‘自留地’，就是搞水利，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当政协副主席。”当有人问她“回顾以前的工作和情感，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时，她说：“我虽然离开水利部多年了，但我还是经常参加水利方面的活动。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我当年主持的水利工作有什么失误，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或者有片面的地方。我竭力地想在有生之年把我当年的失误或做得不够的地方补足。我知道再做点事情的时间不多了，希望尽量弥补偏差。”为此，她每年都要抽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到祖国各地的江河湖海走走，为一些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支招”。先后致力于灌区的配套改造、中国水资源的战略研究、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等项目。她说：“西部问题研究后我就准备完全退休了。”
如今，已年逾九旬、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奉献了一生的钱正英仍然在创造她以水利造福人民的历史，用实际行动继续落实着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知识来源于人民，我要把它用在人民的事业上。”
两个理想的抉择
钱正英出生于1923年，当时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国内军阀混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边缘。钱正英的父亲是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的土木工程师，他在钱正英幼年时就有意培养她继承自己的事业，他也为女儿规划了一条学习工科的奋斗道路。因此，当一名女工程师就成为钱正英的理想和追求。钱正英回忆年轻时的理想时曾指出：“父亲颇具信心地为我设计这条奋斗道路。我也充满了自信心地沿着这条路去奋斗，并且憧憬未来当一名能盖大楼的土木工程师。”
抗战爆发后，钱正英全家从南京搬到了无锡。日军从吴淞口登陆后，江苏省许多地方相继沦陷。为了躲避战火，钱正英的父母决定逃到上海的租界区，这里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还是所谓的“和平区”。钱正英回忆说：“抗战期间的上海，除极少数人整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外，广大人民的生活是十分难熬的”，“每天早晨上学，屋檐下常见冻死的饿殍。报纸每天都登载收了多少具死尸的新闻。街道两旁的乞丐数不胜数，就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由于米价天天上涨，日子也不好过。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也不得不常去排队抢购米”。国将不国，理想又何在呢？虽然少年懵懂的钱正英看到了国家和人民面临的苦难，也思考过国家命运和自己的前途，但是还没有放弃最初的理想。
1939年，钱正英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当时大学里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思想进步且倾向革命的钱正英也开始结交这些进步的朋友，并且参加了读书小组，开始秘密地阅读《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论持久战》等革命理论书籍，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在不断的接触和受教育中，钱正英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她开始思考自我理想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她常常问自己：“今后是当工程师呢？还是献身革命，当一名职业革命家呢？”这两条不同的道路，让年轻的钱正英无所适从。但是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钱正英很快就想通了，她后来回忆说：“我逐渐懂得，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的前途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两个理想是不可能统一的。我决定放弃当工程师这个一贯的志愿，1941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的钱正英成为学校女学生联谊会的负责人，她们组织剧社演出、办刊物、筹款募捐，学习进步书籍，传播革命思想。
1942年秋冬之际，由于给新四军采购药品而使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的行踪暴露，有同学遭到逮捕，地下活动面临威胁，党组织即把钱正英等一批青年地下党员紧急转移到了解放区，这年钱正英19岁。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1942年10月，钱正英等5名中共地下党员从上海撤退到了淮北解放区的泗县半城镇，这里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部所在地。钱正英等一行人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亲自接待了他们。在座谈中，钱正英遗憾地说：“我的专长是土木工程，只因生不逢时，才放弃了科学，投身于革命。”彭雪枫立刻安慰道：“将来解放区也要建设，你还是有机会当工程师的。”
很快，这些知识分子都成为了新四军的新战士，领到了崭新的军装，一一换下原来穿着的旗袍、套装、大衣、皮鞋等。不久之后，日军开始对淮北解放区进行“扫荡”，钱正英等5人被编成一个班，跟随师政治部机关干部一同计划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淮南解放区去。他们白天隐蔽起来打游击，晚上连夜行军，虽然钱正英只背着自己的背包、挎包和干粮袋，并在腰间别着两颗手榴弹，但是连日以来的紧张和疲惫已经让她吃不消了。一天晚上，在稻田埂上急行军，由于看不清楚前路，钱正英一连摔了五跤，她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越摔腿越软，心越急，只恨自己不争气”。当时还想：“像我这样的人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我咬紧牙关，苦苦坚持，总算在火与血的考验中渡过了战争的第一关。”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犹豫又一次次坚持中，钱正英终于挺了下来。
反“扫荡”结束后，钱正英等人重新返回到半城镇。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来看望他们，并嘱咐大家说：“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作为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要自觉补好这一课。”之后，钱正英主动要求给师部机关里的战士当文化教员，学员中有炊事员、警卫员、勤务员等等。钱正英在教他们识字的同时，还积极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也乐于教给钱正英各种有关农村的常识。钱正英感慨地说：“这可算是我在‘中国农村大学’的第一课。”
1943年春节刚过，钱正英被分配到泗五灵凤县（位于泗县、五河、灵壁、凤阳四县的交界地带）的浍南地区办学，担任浍南分校教员兼党支部书记，在学生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并教育和动员当地青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钱正英被调回半城镇，担任淮北行署水利科长之职。同年彭雪枫牺牲，淮北区党委决定修建一座抗日烈士纪念塔，纪念彭雪枫和全体阵亡将士，钱正英协同鲁莽等人一起参与了抗日烈士纪念塔的修建工程。
“我坚决要求人工流产”
在解放战争中，钱正英在山东战场上当了一年修路架桥的工兵后，于1947年底又回到了水利战线上。从1948年到1950年，钱正英开始担任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党委书记，为了顺利渡过黄河“凌汛期”，她和有关专家在黄河大堤上废寝忘食地研究和制定打开黄河“冰路”的方案，最终获得了成功。面对重新开始从事水利工作，后来钱正英满怀深情地回忆：“我为黄河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水利这门职业。”
1950年3月，钱正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7月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水灾， 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并提出关于“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10月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华东财政委员会主任的曾山兼任治淮委员会主任，钱正英兼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为了贯彻国家的治淮方针，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同钱正英以及一大批专家规划在淮河干流上游修建一批水库，拦蓄洪水，开发水利。 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完成并安全度过汛期后，经组织批准，钱正英和相恋8年的时任华东共青团团委统战部部长黄辛白在上海结婚。黄辛白是1942年和钱正英一同由上海奔赴淮北解放区的同学，更是一起参加反“扫荡”战争的亲密战友。1951年9月7日早晨，钱正英从蚌埠坐火车刚赶到上海便上街采购结婚用品，当晚华东区团委就为他俩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结婚茶话会”，简单而匆忙地办完结婚仪式。钱正英没有在家中多作停留，即告别新婚的丈夫，又回到蚌埠治淮的第一线。
正当治淮工作进入第3年之时，钱正英怀孕了。面对紧张繁琐的工作，她想：自己作为治淮工程的负责人之一，在这个时候怀孕不但会影响整体工作的开展，而且必然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思虑再三，她决定打掉孩子。曾山是钱正英的直接领导，钱正英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曾山，她说：“我坚决要求人工流产。”曾山听了后却微笑着摇了摇头说：“不要做人工流产手术。我的爱人生过几个孩子，我对女同志生孩子的问题有所了解。按照你的体质，怀孕了虽然稍稍有些反应，但是不会影响工作，你可以一直工作到临产。产前休息没有什么意义。要把产假用在产后，一般就影响两个月的工作。”曾山这一席话，给钱正英从各方面都做了设想和分析，这才打消了她不要孩子的所有顾虑。
对山西引黄工程的贡献
在任水利部长期间，钱正英曾参与或负责修建过不少水利水电重大工程。在山西人民的生命工程——万家寨引黄工程的立项与建设中，这位可敬的水利元老也起了重要作用。钱正英对山西引黄工程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引黄工程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议事工程，并不断推动立项进程；二是在技术上给予引黄工程全面的大力支持。
山西省原政协主席、引黄入晋工程总指挥郭裕怀在纪实作品《摸着石头过黄河》中，曾深情记叙了钱正英部长在引黄项目立项低潮时出谋划策、奔走呼号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可以说，正是钱正英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打的报告，才拉开了引黄工程正式进入立项程序的序幕。她所起的作用，远不止是技术层面上的。好几次，引黄工程面临极大困难甚至是夭折的危险时，都是她在上层努力斡旋才得以转危为安。
从技术层面上讲，引黄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高扬程、长距离、大流量”的引水工程。钱正英深知这项工程的难度，无论是工程选址、勘察设计，还是组织施工、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她始终全程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1996年9月，她带领一批涵盖众多专业的知名专家，通过对万家寨枢纽和引黄工程工地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后来称为引黄“晋祠七条”的意见。
在谈到工程质量验收问题时，钱正英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含糊其辞的说法，她说：“这种作风要不得！”“干这个水利工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吃红脸饭！’最后检查你的，是水来检查，不是人来检查。水可是无孔不入的，是对你一点也不留情面的。所以工程要有毛病的话，最后非红脸不可。”她冷静地指出：“这个工程这么复杂，战线又这么长，我们又缺少经验，施工中间出些毛病是难免的，问题在于你要及早检查出来，及早改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正是有钱正英这样的严格要求，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不但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而且后来该工程建设还在水土生态保持方面做出很大努力，成了真正的良心工程和放心工程。
唯一一次“搞特殊”
钱正英说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尽量把过去治水工作中曾经犯下的一些错误纠正过来。钱正英卸任水利部长多年后，新疆塔里木河断流，她焦虑地坦言：“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时的责任。”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水，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在于水，人类的生存命脉在于水。”水利建设对钱正英来说是一生的追求，更是融入血液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从1999年开始，她带领一批院士，连续承担了6项以“水资源”为主题的战略咨询研究项目，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取得了丰硕成果，温家宝总理对于他们坚持了13年的这项咨询工作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其“为中央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正英一生律己甚严，从不在工作上掺杂个人感情等私人因素。让人不解的是2005 年7月，钱正英破例带儿子前往黑龙江出差。很多项目组成员疑惑：钱正英居然“带头破坏”自己定下的不带家属的规矩。后来，人们才了解到，就在队伍出发之前，钱正英被查出患有乳腺肿瘤，必须立即住院。为了不影响项目组成员的士气和已经定好的行程安排，她的病情连秘书都不知道，只有儿子随身照顾。知道了真相的人们，纷纷为钱正英舍己为公的精神所感动。
在她的带动下，项目组的院士、专家们不辞辛劳，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他们以国家建设为己任的高度负责态度，让很多人不止一次地感动。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项目组院士、专家时讲了这样一段话：“钱正英等同志围绕全国和区域性水资源问题开展的一系列咨询研究，从民族生存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国的水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体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责任感和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
早在1988年钱正英刚卸任国家水利部部长时，一位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朋友劝她把过去的工作经历写出来，她婉言谢绝，还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英文：“I am not writing history ， I am still making history。”（我还不想写历史，我仍在创造历史。）
桑榆不晚 霞尚满天
从水利部部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钱正英先后当选为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她自嘲是“半吊子的政协副主席”，并幽默地说：“我当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三分之二时间都在种‘自留地’，就是搞水利，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当政协副主席。”当有人问她“回顾以前的工作和情感，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时，她说：“我虽然离开水利部多年了，但我还是经常参加水利方面的活动。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我当年主持的水利工作有什么失误，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或者有片面的地方。我竭力地想在有生之年把我当年的失误或做得不够的地方补足。我知道再做点事情的时间不多了，希望尽量弥补偏差。”为此，她每年都要抽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到祖国各地的江河湖海走走，为一些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支招”。先后致力于灌区的配套改造、中国水资源的战略研究、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等项目。她说：“西部问题研究后我就准备完全退休了。”
如今，已年逾九旬、为祖国的水利事业奉献了一生的钱正英仍然在创造她以水利造福人民的历史，用实际行动继续落实着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知识来源于人民，我要把它用在人民的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