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从去年4月起，长沙市全面启动“拆墙透绿”工作，要求区、县政府自拆围墙还绿于民，并完善相关便民设施，将机关大院变成市民休闲的社区公园。围墙被拆除后，长沙县委、政府机关大院与一街之隔的“星沙文化广场”联成一体，成为该县最大的群众休闲广场。
　　县委、政府机关主动拆除了与民隔离的墙，当然是善政一件。想不到却引来了群众的满腹狐疑，认为那只是一个“作秀”的噱头。就连机关干部一时也难以认同，认为机关大院的围墙没了，外来的车辆全部停在政府院内，安全没有保障，管理难度增加。
　　何以如此？
　　想来这许多年来，群众见多了官员的各种“秀”，“秀”视一切，虽真真切切地见到了那堵高墙轰然倒塌拆除了，心下却是以为说不定哪位领导哪一时又会砌起来一堵更高更大的墙。至于机关干部，过惯了高墙围圈的生活，以至于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了那堵墙上，一朝围墙拆除“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立感六神无主惶惶不可名状。
　　曾几何时，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经常在柴扉、断壁残垣封闭的空间中自得其乐，即使围一圈歪歪扭扭的铃铛刺，都比通灵宝玉还值钱，你要动它一根半枝试试！
　　而自古以来，官员对于威严、排场的趋附，也是靠“墙”的巍峨来表述的，所以古时候的衙门、官员的宅第，一向壁垒森严。《尧山堂外纪·卷八十二》里说，明朝南京大理少卿杨公复，家里养了一头猪，每天让家僮到玄武湖边采集萍藻当饲料。当时，有个叫吴思庵的都察院长官，因为杨家家僮经常靠近都察院采浮萍，就毫不客气地“拒之”不许。杨公复甚不满意，写诗云：“太平堤下后湖边，不是君家祖上田。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讥讽吴思庵小家子气，不是当宰相的料。可奚落归奚落，杨家的猪崽，此后再也咀嚼不到官府附近的浮萍了。
　　墙，在中国人心里已矗立了几千年，形成了我们这个社会所特有的墙文明。“墙，垣蔽也。”（《说文》）“止如堵墙。”（《尉缭子·战威》）“无逾我墙。”（《诗·郑风·将仲子》） “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论语·公冶长》）高墙柴篱圈起了一方又一方安全的小天地，连国家也要修一道一万多公里的高墙以求安全感，若一日墙倒了，那就家将不家、国将不国了。因而从某种角度上说，几千年来国人保家卫国，其实就是不惧血雨腥风身家性命全力维护这堵墙，墙不倒，家就安，国就安。
　　如此根深蒂固的墙，倘有一天拆除了，带来的冲击，就可想而知。
　　可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却常常是需要逾越那堵高墙的，甚至要拆除那堵墙。摆脱那堵墙的拘限，才有了人与物的流动与交流，才促动人文与经济的发展与提高，才激起了探索未知的欲望，人及社会才有了生气与活力。否则，我们只能永远囿于围墙圈住的那一方小天地。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于崩溃的边缘以大无畏的魄力拆除了那堵最大的墙，打开国门，对外开放，于是有了今日的繁荣与发展，人人受惠于拆墙的伟大成果，谁也不会疑惑于有朝一日恢复那堵封闭的墙。
　　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到南京的“总统府”游览。那时的“总统府”，既是景点又兼省政协的机关。于是见识到一番奇异景观：干部在房间里正襟危坐，游客在走廊上穿梭浏览，互不相扰。未闻有哪个官员抱怨不安全，也听不到“肃静”“回避”的吆喝，官與民相安无恙。
　　不想三十多年后，长沙“拆墙透绿”，却拆出了群众的“作秀”之嫌，拆出了机关干部的不安全感？！
　　今日的我们，是否失去了三十多年前拆墙时的无畏与拆墙后的淡定？是否囿于新的既得利益而失去了无畏进取的勇气？
　　看来，在坐拥拆墙开门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一些人又在心里砌起了新的一堵墙，以此圈蔽他们的既得财富与利益。这堵墙，正是我们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需要拆除的那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