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网络电影“恶搞”成风。如火如荼的“恶搞”大有营造一种新文化时尚的趋势。2006年4月，作为我国传媒权威的中央电视台被狠狠地涮了一把。第十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被“恶搞”——“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变成了《“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制作人的名字也极其搞笑——胡倒戈，大有将“恶搞”进行到底的架势。“恶搞”片中，把原来影片中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变成了“八七电影制片厂”，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潘石屹，潘冬子的母亲一心想参加“非常6 1”，而且她的梦中情人是主持人李咏。其中，还有一个大坏蛋、比赛评委名字叫做“老贼”，而央视的人都知道这个“老贼”就是青年歌手大赛总策划秦新民的外号。潘东子更是对同伴说：“我爸说了民族唱法才能上春晚。”其中还有不少“送礼拿奖”、“歌手参赛只为抬高走穴身价”的讽刺内容等。
　　该片中的“恶搞”成份完全不亚于2005年底风行的针对陈凯歌的电影《无极》的“恶搞”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简称“馒头”)。《“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将那已经发了馊的“馒头”给重新挖了出来，虽然陈凯歌与胡戈的官司已不再吸引眼球，但他们却带来了2006至“IN”的词——“恶搞”。“恶搞”一词，有人说源于香港商业电影的无厘头风格，有人说译自日语KUSO，表示一种玩笑到底、近乎无聊的拼命娱乐精神。很难精确其定义。对于“恶搞”的普遍理解，是对公众熟悉的人物或事物根据个人的意愿进行夸张、具有讽刺意味地重新定义和打破传统理解的没有明确因果关系的重新诠释。这种诠释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个人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对被“恶搞”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正面或侧面的讽刺与嘲弄。人皆有表达的需要和娱乐的本能，“恶搞”是一种实施手段，它早于互联网诞生。自从有了互联网，青年人都在疯狂找乐中：传播PS图片、创作搞笑文学、制作Flash或DV短片……在网络时代。“恶搞”史无前例地给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机会——原创的丰富和表达的自由：而“恶搞”也借着网络更加“声名远扬”。如今，“恶搞”已经是一种全球娱乐。“恶搞”也分很多种：是致敬，是扔臭鸡蛋：是东施效颦，是狗尾续貂；是貌合神离的质变，是脱胎换骨的进化：是聊博一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讽刺：是个人的表达方式，折射出集体无意识等等。本文所指的“恶搞”主要是指“网络电影”恶作剧，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定义，它属于亚文化的一种形式。
　　“网络电影”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超过电视剧的单集长度。从四年前火爆网络的《大史记》到《网络惊魂》，从那些彻头彻尾就一个“玩”字的“博客电影”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等，不是所有的网络电影都是“恶搞”，“恶搞”只是“网络电影”的一种形式。网络电影的经典之作是《大史记》的前两部《大史记1》是将《东邪西毒》、《鬼子来了》、《骆驼祥子》、《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有话好好说》等当代流行电影以及《董存瑞》、《苦菜花》、《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电影的片断，巧妙地组接在一起，配以搞笑的对白和音调，讲述了一个时代背景大概是2001年的故事。在片子的最后。制作者还打出这样一句话：“晚辈戏说电影，如有不敬之处，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史记2》又称《分家在十月》或《讲述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是以《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电影画面来戏说、讽刺某电视台一个部门闹分家的事。制作者将影片中的人物分别安上了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名字，惟妙惟肖地模拟这些电视明星的性格和语言特征，剧情充满了调侃和嘲讽，在制作、剪辑和配音等方面都堪称圆熟。
　　近年来，文学乏人问津，电影创意缺失，电视都在选秀……中国的大众文化看似热闹，实则黯淡，产值巨大，价值微小。传媒在讨好资本与受众之间已经顾此失彼。“网络电影”的出现，被认为是电影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打破了电影制作的神秘感，把电影拉入了草根阶层，变成了纯粹的娱乐。读图时代，“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寻求新刺激，而网络文化的核心在于以自由及兼容为基础的草根文化，因此解构、反讽成了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正是电子媒介网络化、无中心、多元、多层次的特征，使“网络电影”本身就包含了文化意义，即所谓蕴含着平等、民主、自由和消除思想奴役的作用。而让“网络电影”如星星之火般燎原的则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馒头”是自由音乐人胡戈解构陈凯歌的大片《无极》后所做的影视评论，它标志着民众的解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针对曾经沸腾一时的陈凯歌与胡戈的官司，有律师就指出：“馒头”只是胡戈为了个人学习、娱乐而创作出的影视评论，短片中运用多媒体手段是其独创，不存在侵权之说。在此我们就事论事，且不评说其侵权与否。
　　说实话，一个人看了《无极》，对其评价不管是捧还是贬，都没有任何意义，那些评价都无法改变电影镜头。而对于更多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来说，总有解构的权利吧。在陈凯歌为胡戈的“馒头”一怒冲冠的同时，也有人看到了胡戈带来的种种经济效益，主动邀请他来“恶搞”，为自己的影片加码。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总是离不开“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介入，这种介入导致的结果不是“国家行为的市场化”。就是“市场行为的国家化”。当下影视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影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票房数)而实现的。有高收视率(票房数)就必然带来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而追求高收视率(票房数)则必然导致电视、电影的媚俗倾向。中国电影日益走进导演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的云端。高投资、猛宣传、大手笔的电影一部接一部地推出，但做出的影片并未缓解电影市场的低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各种玩票性质的短片在网上人气高涨，大有和传统电影争食的架势。网络上“馒头”一出，就有那么多的网友为胡戈振臂欢呼，而极力贬低陈凯歌的《无极》，在于“馒头”让人们感到兴奋，甚至让人们感到解气。从文化研究角度仔细分析，原因如下。
　　其一、按照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阐述的观点，“网络电影”是抵制性的亚文化之一，它总是受到商业娱乐的威胁。“网络电影”的形式吸收了抵制的模式和风格，表现出了大众的认同的意识形态。普遍的观点：对任何亚文化意义都可以提出不同的阐释。这些解读或阐释常常忽略亚文化对于它的参与者的意义，这一难题由于青年亚文化和其他亚文化在大众媒体中是高度公开的这个事实而复杂化。在大众媒体中，“现在边缘化已不再限于少数群体，相反变成大规模的、扩散的了。”边缘化成了普遍现象，边缘群体现在成了沉默着的大多数。正是“网络电影”的出现，使得那些沉默着的大多数也得到了他们的话语权。也就是说，“馒头”中的“恶搞”成 分其实都是观众对电影《无极》的贬谪之处。“大众而不是属于大众。”也就是说，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对立。正是这种对立不断地把文化领域划分为“大众的”和“非大众的”。事实上，建构原则包含的是力量与关系，大体上说，它们决定着各个时期中，被视为精英的文化活动(形式)与不被视为精英的文化活动(形式)之间的区别与差异。“网络电影”正是当下不被视为精英的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后现代思潮勃发的今天。网络“恶搞”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草根阶层通过网络颠覆和嘲弄主流文化。从而表达自己话语权的一种方式。“馒头”对《无极》的解构，从一个侧面映衬了后现代的表现美学。胡戈的草根立场与陈凯歌的精英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凯歌试图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阐释他的电影理念和电影哲学，而胡戈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造就了“馒头”。体现了平民大众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了在社会现实中无法取得的话语权。
　　其二、“网络电影”作为“视觉文化”的一种形态，它超越了单纯的通俗文化和媒介文化的边界，伸向了艺术史和日常生活领域。“视觉文化的诸种形式与社会的各种变迁紧密相连——而且，这种变迁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的性别维度——的重要组建的组成部分。”视觉文化包含了对于世界表象的社会标准化了的所有思考、行动和感觉方式。“视觉的霸权仅仅出现于视觉表征——更准确地说是图像表征——充满日常生活的文化中。”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说过。司空见惯的事物，人们往往对它们熟视无睹。他创造的“叙事剧”旨在把熟悉的变成陌生的，以引起观众的警觉，此乃“陌生化”，即“间离效果”。而“网络电影”所用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以“馒头”为例：它利用了电影《无极》、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新闻节目、上海马戏团的演出录像、爱因斯坦照片等视频素材与其它一些音乐素材，如：电影《Matrix-Revolution》《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DieAnother Day》(《007之择日而亡》)的音乐、歌曲《谁的眼泪在飞》、《灰姑娘》、《月亮惹的祸》、《走进新时代》、《红梅赞》等。把电影《无极》的部分片段打乱、镜头分切后，配以前面提到的音乐素材。再巧妙地组接在一起。因为素材都是大家熟悉的经典，而且相互之间又毫无相似性，但刻意地剪辑、合成在一起，再配上搞笑的对白和音调后，就达到了预期的陌生化效果。使制作者对影片《无极》的剧情、表演等的调侃和嘲讽一目了然。
　　其三、“文化产品是情绪和感觉的表述结构。这些情绪和感觉不但包括个人的欲望和快乐，而且包括群体的共同经历。文本的快感至少部分地来自共同的理想、社会希望的实现和社会欲望，而并非只是由更基本的性欲的升华了的表述。”对于任何一部商业电影，老百姓没有什么更高的需求，他们仅仅是需要那一声发自肺腑的“哈哈大笑”。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快感正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快感似乎是不存在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将责任感、批评距离或审美纯粹性一类东西放在中心——道德范畴使快感成为某种不相干的不合法的标准。”这就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完全置自身于大众审美的框架之外，如此无论在字面上还是比喻义上。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都留在了“理论”的象牙塔里。“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权力当然不是绝对的。恰恰是此一意识形态一目了然的‘理论的’和话语的性质，暴露了它权力上的局限。它的影响主要限制在人们的观念和理智意识之中，限制在人们谈及文化时所用的话语之中。”但是这些观念和理性化未必一定就规范了人们的社会实践，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固然见于社会机制的方方面面，诸如教育和文化批评，但是它一统天下的规范话语，事实上对大众实践中的文化爱好，产生了一种反作用。以至于大众不是出于无知或缺乏知识，而是出于自尊，因而拒绝臣服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或者听任它来主宰他们的爱好。这一大众主义立场为这类拒绝提供了直接声源，因为它整个儿反对在“好”“坏”之间作任何一刀切的区分，而且反对对任何一种特定趣味抱着内疚或羞耻感。因此。在知识分子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和大众主义意识形态“自然而然”的实践魅力之间。存在一种犬儒主义的辩证。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标准愈是严厉，它们愈被认为是一种压迫力量，反之大众主义立场就愈见吸引力。这一立场截然不同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道德，使大众有可能追随自己的爱好，享受自己的趣味。看了“馒头”后，网友们所表现出的“快感”正是整个亚文化群体的共同经历：同样。对“馒头”的追捧也显示了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统治下对商业文化的犬儒主义态度。
　　综上分析可见，“网络电影”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显示了它的多元化倾向；“馒头”正是大众对文化与传媒选择的交待：而“恶搞”之所以大有蔓延之势，而且越来越离谱，最根本的也是文化多元化的结果。其实，“恶搞”是相对的。相对记录唐玄奘印度取经的《大唐西域记》。小说《西游记》是“恶搞”湘对《西游记》，电影《大话西游》是“恶搞”：相对《大话西游》。网络动画《大话G游》是“恶搞”。在如今不甘寂寞的网络时代。只要能吸引口水或板砖就是效应，因此想“恶搞”的人已经进入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境界”，整个“网络电影”呈现出“人有多大胆、‘恶搞’就有多大产”的“繁荣局面”。只要人需要娱乐并有娱乐精神。谁都不能把“恶搞”一巴掌拍死：但当“恶搞”日渐露出其伤人的獠牙和诋毁的格调，“网络电影”就能变成一个臭名昭著的事物。对此，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李宗桂认为，“恶搞”问题十分复杂，并不是简单的“该宽容还是该严惩”这样二元对立思维就能解决的。从文化价值观和文化选择论的角度看，“网络电影”是文化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它不拘泥于固有的文化价值理念。敢于表现自己的文化品性，张扬自己的文化性格，这并非坏事。问题在于这种表现和张扬。在眼中充满自我的同时，还应看到社会大众。还应尊重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尊重他人的文化选择。否则。就是用新的文化独断去取代旧有的文化独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对“恶搞”的认识，本身就是文化多元化的表现。但是。任何娱乐调侃都必须把握好“度”，像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部分人爱看，娱乐一下也不为过，但要以恶作剧颠覆几代人心中的英烈形象，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社会对网络文化的宽松包容，绝不是放任自流。因此，网上“恶搞”必须有个度，这个“度”就是法律的规定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只图自己痛快甚至为了“点击率”等商业目的而肆意伤害众人感情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谴责和制止。
　　在2006年5月份的《环球》杂志上，作家郭松民的一段话让人们记忆犹新：“恶搞文化，虽然有其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必然性，但恶搞之后，我们仍需要寻找崇高。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在无根的状态下追求一种自由的发泄。那么这种冲动就可能反噬自身，并可能导致一个民族在不断的哄笑中最终迷失。”但愿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网络电影”，在遵守法律，不违反基本的社会公德，不超越公民道德底线的基础上，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