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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传统戏剧，特别是包公戏。包公办案私访，总随行带着厉害的宝贝：三口铜铡和尚方宝剑。“龙头铡”专杀皇亲国戚，“虎头铡”专杀贪官污吏，“狗头铡”专杀犯罪奸民。
尚方宝剑则可以先斩后奏，表示后台很硬，有人撑腰。作奸犯科者，当然要怕得要死。
但有时候，包公要对付的坏人，也拥有非常厉害的防御型法宝——同为御赐的“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比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券》，剧中的鲁斋郎出生于开国元勋之家，是一名无恶不作的花花太岁，但官府却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有祖传的“铁卷丹书”护身。
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的对决画面，从法理上说，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确实是自相矛盾的。
曾有法律史学者已经探讨过，包公戏中必不可少的司法道具——三口铡刀与尚方宝剑，其实是出自元明清落魄文人的想象，绝无可能现身于宋朝法庭。
那么作为防御一方的护身法宝：丹书铁券，有没有可能在宋朝包拯时代出现呢？即便有了丹书铁券，是不是就可以百无禁忌，高枕无忧了呢？
据历史学者研究，宋王朝并没有丹书铁券的制度，虽然北宋初与南宋初，赵宋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给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铁券，但随着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其人自焚或被诛，铁券亦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宋真宗时，宋臣王曾出使辽国，接待的辽臣邢祥炫耀“其国中亲贤赐铁券”，王曾告诉他：“铁券者，衰世以宠权臣，用安反侧，岂所以待亲贤耶？”可知此时宋朝已没有赐铁券之制。南宋前期，学者程大昌考据历代典章，说及丹书铁券：“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
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
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晚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但都没有在法律上形成制度。
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
然而明朝开国元勋中，除了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大多数人都不得善终。而这些被朱元璋诛杀的功臣里，有许多人手里是有丹书铁券的。
李善长（1314年～1390年），字百室，少时爱读书有智谋。朱元璋平定滁州的时候，李善长前往迎接拜见，朱元璋问李善长：“天下之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他回答说：“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从普通百姓中崛起。他生性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五年成就了帝王的基业。现在元朝纲常已经混乱，国家四分五裂。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攻占滁州，成为朱元璋的参谋，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主管军队的物资供应，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洪武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论平吴之功，封李善长为宣国公。改官制，以左为大，以李善长为左相国。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当时被封公爵的，共有6人，分别是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李善长。在这6人中，李善长位居首位，朱元璋诏书中将他比作萧何，对他褒奖备至。朱元璋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供给军粮，功劳很大，应当晋封大国。”
朱元璋授李善长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李善长还与朱元璋结为亲家，其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并授予铁券，免李善长二死，其子免一死，这就是常说的“免死金牌”，金书铁券。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三年的这次大封功臣，公6人，侯28人，每人都赐有这样的免死铁券。得到的人大概都以为会免死，而忘记了上面的这4个字“谋逆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看来，朱元璋早有打算，他后来的大杀功臣，算不得出尔反尔，因为你犯了谋逆之罪，所以杀你不冤。
李善长是朱元璋起家的根本“淮西集团”的带头大哥。淮西集团是明朝肇建之中，是朱元璋赖以建立明朝、统一南北的核心力量。在长达十余年的创业过程中，能够让朱元璋完全信任，外出领兵作战、攻城略地的基本都是淮西人，而这些淮西人因为朱元璋的老乡身份，也特别愿意拼命作战。 随着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淮西集团这群人成为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为了皇权的稳固，淮西集团成为需要制衡的对象。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病辞官归居。李善长辞去丞相之位后，李善长着力培养的接班人胡惟庸当了右丞，汪广洋为左丞。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占城国国王派来使臣向大明朝进贡，朱元璋却不知道此事，认为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却不能当面接收属国的贡物，心中十分不悦。朱元璋就找来胡惟庸询问。
胡惟庸也不敢说什么，只好叩首谢罪，将责任全部推到具体负责朝奉进贡事宜的礼部。
被皇帝陛下责问，礼部可不敢硬扛，坚称已将占城国进贡一事报告了中书省，而胡惟庸、汪广洋正是中书省的左右丞相。
省、部两方互相推诿责任，朱元璋下令囚禁了中书省和礼部的一些官员，要查清事情真相。
这年年底，刘基去世。中丞涂节上奏朱元璋，说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问及此事，汪广洋回说不知。朱元璋大怒，斥责汪广洋朋党欺君，将汪广洋贬谪海南。当船行到太平时，朱元璋追究其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又不揭发杨宪阴谋等罪过，下诏赐毒而死。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他们还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胡惟庸更加高兴和自负。
《明史》上说胡就是从此时开始有了异心。
事情到了节骨眼上，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于车下，胡惟庸下令将驾车的人杀死。朱元璋大怒，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密告四方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
1380年五月初二（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观赏大明祥瑞之兆头，胡丞相家井水里长出来的石笋。
朱元璋车驾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
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
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
朱元璋当即下令逮捕胡惟庸，当天即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对和胡来往密切的官员也进行抄家灭族。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三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洪武二十三年，年已77岁的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獄。
没过多久，钦天监的一位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星变”，按照天人感应来说，当“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听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长。
首功之臣李善长就这么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
朱皇帝亲赐的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也没有救得了李善长的命。
尚方宝剑则可以先斩后奏，表示后台很硬，有人撑腰。作奸犯科者，当然要怕得要死。
但有时候，包公要对付的坏人，也拥有非常厉害的防御型法宝——同为御赐的“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比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券》，剧中的鲁斋郎出生于开国元勋之家，是一名无恶不作的花花太岁，但官府却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有祖传的“铁卷丹书”护身。
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的对决画面，从法理上说，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确实是自相矛盾的。
曾有法律史学者已经探讨过，包公戏中必不可少的司法道具——三口铡刀与尚方宝剑，其实是出自元明清落魄文人的想象，绝无可能现身于宋朝法庭。
那么作为防御一方的护身法宝：丹书铁券，有没有可能在宋朝包拯时代出现呢？即便有了丹书铁券，是不是就可以百无禁忌，高枕无忧了呢？
据历史学者研究，宋王朝并没有丹书铁券的制度，虽然北宋初与南宋初，赵宋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给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铁券，但随着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其人自焚或被诛，铁券亦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宋真宗时，宋臣王曾出使辽国，接待的辽臣邢祥炫耀“其国中亲贤赐铁券”，王曾告诉他：“铁券者，衰世以宠权臣，用安反侧，岂所以待亲贤耶？”可知此时宋朝已没有赐铁券之制。南宋前期，学者程大昌考据历代典章，说及丹书铁券：“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
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
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晚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但都没有在法律上形成制度。
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
然而明朝开国元勋中，除了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大多数人都不得善终。而这些被朱元璋诛杀的功臣里，有许多人手里是有丹书铁券的。
李善长（1314年～1390年），字百室，少时爱读书有智谋。朱元璋平定滁州的时候，李善长前往迎接拜见，朱元璋问李善长：“天下之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他回答说：“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从普通百姓中崛起。他生性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五年成就了帝王的基业。现在元朝纲常已经混乱，国家四分五裂。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攻占滁州，成为朱元璋的参谋，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主管军队的物资供应，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洪武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论平吴之功，封李善长为宣国公。改官制，以左为大，以李善长为左相国。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当时被封公爵的，共有6人，分别是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李善长。在这6人中，李善长位居首位，朱元璋诏书中将他比作萧何，对他褒奖备至。朱元璋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供给军粮，功劳很大，应当晋封大国。”
朱元璋授李善长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李善长还与朱元璋结为亲家，其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并授予铁券，免李善长二死，其子免一死，这就是常说的“免死金牌”，金书铁券。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三年的这次大封功臣，公6人，侯28人，每人都赐有这样的免死铁券。得到的人大概都以为会免死，而忘记了上面的这4个字“谋逆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看来，朱元璋早有打算，他后来的大杀功臣，算不得出尔反尔，因为你犯了谋逆之罪，所以杀你不冤。
李善长是朱元璋起家的根本“淮西集团”的带头大哥。淮西集团是明朝肇建之中，是朱元璋赖以建立明朝、统一南北的核心力量。在长达十余年的创业过程中，能够让朱元璋完全信任，外出领兵作战、攻城略地的基本都是淮西人，而这些淮西人因为朱元璋的老乡身份，也特别愿意拼命作战。 随着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淮西集团这群人成为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为了皇权的稳固，淮西集团成为需要制衡的对象。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病辞官归居。李善长辞去丞相之位后，李善长着力培养的接班人胡惟庸当了右丞，汪广洋为左丞。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占城国国王派来使臣向大明朝进贡，朱元璋却不知道此事，认为自己作为一国之君，却不能当面接收属国的贡物，心中十分不悦。朱元璋就找来胡惟庸询问。
胡惟庸也不敢说什么，只好叩首谢罪，将责任全部推到具体负责朝奉进贡事宜的礼部。
被皇帝陛下责问，礼部可不敢硬扛，坚称已将占城国进贡一事报告了中书省，而胡惟庸、汪广洋正是中书省的左右丞相。
省、部两方互相推诿责任，朱元璋下令囚禁了中书省和礼部的一些官员，要查清事情真相。
这年年底，刘基去世。中丞涂节上奏朱元璋，说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问及此事，汪广洋回说不知。朱元璋大怒，斥责汪广洋朋党欺君，将汪广洋贬谪海南。当船行到太平时，朱元璋追究其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又不揭发杨宪阴谋等罪过，下诏赐毒而死。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他们还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胡惟庸更加高兴和自负。
《明史》上说胡就是从此时开始有了异心。
事情到了节骨眼上，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于车下，胡惟庸下令将驾车的人杀死。朱元璋大怒，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密告四方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
1380年五月初二（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观赏大明祥瑞之兆头，胡丞相家井水里长出来的石笋。
朱元璋车驾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
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
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
朱元璋当即下令逮捕胡惟庸，当天即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对和胡来往密切的官员也进行抄家灭族。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短短五年的时间，被胡惟庸案牵扯进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三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洪武二十三年，年已77岁的李善长被朱元璋以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了獄。
没过多久，钦天监的一位官员向朱元璋报告说有“星变”，按照天人感应来说，当“主大臣移位”。朱元璋越老越迷信，一听此言，立刻明白“大臣”指的就是李善长。
首功之臣李善长就这么丢了性命，和他一起赴死的还有他的妻、女、弟、侄等一共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
朱皇帝亲赐的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也没有救得了李善长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