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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10月上旬，“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的处境和选择”研讨会在北京西山空军招待所举行，我应邀参加。会议期间，有人提议去拜访王富仁老师，附和者众。我现在还记得，拜访者中有陕西师大的李继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李建华，《太原日报》的安裴智，吕梁师专的郝亦民等。于是，六七人浩浩荡荡，直奔北师大而去。
　　我也夹在这些人中间，想一睹王老师的风采。只是与他们相比，我还多了一层私心杂念：请王老师帮忙打招呼，然后去拜访童庆炳老师，在考博之前先去他那里报个到。心里是这么想的，但王老师会不会引荐，童老师能不能接见，我却完全没谱。因为王老师不认识我，童老师也不了解我（此前我并没有联系过童老师，既没写过信，也没打过电话），他们完全有理由把我的请求拒之门外。我把我这个担心说给同行的朋友，与王老师相熟者说：王老师乐于助人，肯定没问题。拿不准的人说：那就试试呗。
　　我们走进了王老师家客厅。
　　见来者众，王老师大喜过望。他给我们倒茶水，散香烟，然后就笑哈哈地与我们聊起来。聊的内容如今早已忘得精光，但那个场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几杆烟枪同时点火，不一会儿屋里就烟雾腾腾了。王老师似乎还觉得不过瘾，他又从沙发后边摸出一包万宝路，炫富般地嚷嚷：我这儿还有外国烟，来，尝尝这个，这个有劲。
　　终于，我向王老师提出了我的请求。为了得到王老师的理解，我在前面还铺垫了一番。王老师很爽快，说这个好办，我马上给童老师打电话。
　　电话拨通了，王老师说：我家里来了个考生，想去见见你，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童老师在那边回应着什么，王老师连说好，好。
　　放下电话，王老师给我发布命令：小赵你赶快去。童老师说前一拨客人刚走，后一拨客人要来，现在正好有个空，就2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赶快下楼，我告诉你楼门号。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北师大的家属区，一下楼就找不着北了。问二三人，始才瞄准方向，遂大步流星。终于找到丽泽九楼，想想时间已所剩不多，干脆小跑着上六层。当敲开童老师家门时，我已是呼哧呼哧大喘气了。
　　那一年我31岁。那时候我就那么莽撞、冒失和二。
　　童老师说……
　　童老师说了些什么，许多年之后我其实已经忘记了，幸亏前年我与安裴智有过一场争论，才让我想起了一些细节。
　　2013年3月25日晚，裴智兄见我转了一条有关童老师的微博，便跟帖留言，感慨一番。他说19年前的一天，开完那次学术会议之后，“与@北师大赵勇相随看望童先生”。我说打住打住，那次明明是我一个人去的嘛。他不悦，说我贵人多忘事。又提醒我，童老师当时聊起了格非，说他也来考过，因为外语没过线，无法录取，很是遗憾。童老师觉得外语是个关口，便由格非说到你，让你好好准备外语，难道这些你都忘了不成？
　　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一些，但我依然无法确定他是否与我同行，何况他干脆把去王老师家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结果那天晚上，我们在微博上抬开了杠——争辩、启发、调侃乃至生气，达20个回合之多。如此你来我往之后，一些情景或细节倒也逐渐丰满起来。最后我说：这样吧，明天我要见童老师，正好可以向他求证一番。
　　第二天下午，我与李春青老师去北医三院看望童老师，那是他患心脏病之后的又一次住院。我们走进病房时，他刚洗完头，稀疏的头发还湿着凌乱着，输液软管粘在手上，病号服似乎有些晃荡。他平时说话本来语速就慢，声音不高，那天更是低了八度，嗓音也略显嘶哑。那种虚弱不堪的样子我虽不是第一次见到，但看着依然揪心，便想着不能待得时间太长，应该让他好好休息。没想到聊开之后，他却谈兴颇浓——叙病情，谈生死，讲遗嘱，说莫言，夸罗钢，滔滔不绝俩钟头。待他提到王富仁老师时，我见缝插针，开始讲述我第一次见他的故事。讲到我的狼狈处，童老师笑出了声，精神头儿似乎也好了一些。但对于我的那次突然袭击，他已印象全无。他只是告诉我，格非就考过那么一次，具体是哪年，他已记不清了。他还告诉我，他家离王富仁家大概也就二三十米的距离。
　　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那一次见童老师我多了个心眼：一走进病房，我就打开了录音笔。
　　2
　　1999年，我终于考到童老师门下，用上了吃奶的力气。
　　那一年，我36岁，童老师63岁。
　　第一学期，童老师为我们开讲《文心雕龙》专题。头一次上课，他挨个儿介绍每一位学生，让大家相互认识。介绍到自己的几位学生时，他话就稠了，说：这位是王珂，福建师大的副教授，文章写得很多。这位叫吴子林，他也是福建连城人，我们两个人的村子挨得很近，是我的一个小老乡。这位嘛——童老师把手指向了我这里：他叫赵勇，是从山西的一所师专考过来的。他往我这里考了三次，最终把我考感动了。
　　众笑，我亦笑，但我笑得显然不是滋味。
　　有一阵子，我对童老师的这个说法耿耿于怀。考了三次确实不假，但考感动云云却会让人浮想联翩，这让同学们怎么看我？您老就不能换种表达？可是，童老师已经把那句话撂到那儿了，你能让他收回去吗？既然覆水难收，何不阿Q一把，将计就计？因为，在童老师的学生中，能把他考感动的似也不多，甚至我在这方面还拔了头筹。想到这里，我多云转晴。后来，每遇别人问起我与童老师的关系，我就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说：童老师本来是不想要我啊，我是死皮赖脸地考，接二连三地考，活活把他老人家考感动了啊。
　　许多年之后，记不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了，我在童老师面前比画模仿，把他当年如何介绍我们的故事讲述一番，那似乎是为了说明童老师的率真。在座的人都笑了，童老师笑得尤其开心，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但他只是笑，没评论，不解释。笑着笑着，我忽然就意识到童老师当年的那番说辞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当年童老师招收了我们四人，考分我排名第一。而我进入北师大之前，已经发表过70多篇文章，还出版过一本小书。这些成绩不能说有多大，却也说不上有多寒碜。童老师对这些自然心知肚明，可他不提别的，只说“感动”，这既应该是真实想法，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话语策略？他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压一压我的傲气。这样，我以后的路才能走得稳健、踏实。 　　我倒吸一口凉气。果如此，童老师的弦外之音，许多年之后我才算听出点意思。
　　但我当时却没去认真琢磨。我的思维方式是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童老师心直口快那么说，我就直眉愣眼那么听，一点都不打折地全盘接受，以至于当年都有了点小小的心理创伤。
　　因为没琢磨透，也因为重当学生，回炉再造，一切都有点不太适应，更因为毕业论文等等已给我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那个学期还没到中途，我就开始失眠了。连续两、三个月，我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做不成事，脑袋如糨糊，四肢无力气。不得已，我吃开了“安定”，但安定片在我这里也失去了效用。经常出现的情景是，我晚上12点多被安住定住了，但凌晨四五点钟却在惊悸中醒来，再也无法入睡。
　　大概是元旦前后，我们四人去童老师家汇报学习情况。我把我的这种苦恼说给童老师听，听得他满脸都是忧虑。他说：那可怎么办呢？主要是你得调整调整，把心态放平稳一些。我便给童老师打预防针，说：童老师，天天这么迷里八糊的，我都担心期末的英语考试通不过。童老师说：通不过也不要紧，不是还可以补考吗？临告别时，他找出一颗药，说：这是美国的安眠药，我吃得效果不错，你回去也可以尝尝。要是有效果的话，你可以把这种药吃起来。不过，这个药可不便宜。
　　至今我依然记得，那是一种黑色的药片。
　　似乎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童老师是资深失眠者，他应该尝试过各种安眠药。
　　我并没有马上把童老师送我的那颗药吃掉，而是把它放到了英语考试的前夜。
　　美国药并没有奇效，那天晚上我依然睡得很少，第二天昏头昏脑地走上了考场。所幸我还算发挥正常，没给童老师丢脸。
　　自从吃过那颗美国安定之后，我就彻底戒了安眠药，再也不去想它了。来年三四月间，我差不多已从失眠的困扰中走出，渐渐变得没心没肺，能吃能睡。童老师见我焕然一新，不再像是霜打的茄子（这是他喜欢使用的一个比喻），他也终于放心了。
　　3
　　从2001年暑假始，我便把全副身心投入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之中，但进行得颇不顺畅。我英文不好，却不得不大量阅读英文资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前，当我觉得困难无边时，我曾找童老师长谈，核心意思是希望他开恩，让我退回中国做点学问。
　　这涉及到换题，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去找他之前，我做了精心准备。我在他面前急迫地陈述着关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想法和方案，一心想着怎么才能说服他。他专注地听着，没插话，但脸上却渐渐布满阴云。见他神色凝重，我心想坏事了，今天看来是凶多吉少。
　　果然，他开始敲打我了，依然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语调，却暗含着一种威严，让人心里不由得发怵：你要是还想做点学问，就不能怕吃苦，你得给自己打点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可能比较难，但你现在都不敢去碰它，将来还有碰它的勇气和机会吗？大众文化在咱们这里还是个新东西，但阿多诺他们早就经历过了。经历过也思考过之后他们就有了理论，你现在需要走进去，进到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看看他们的理论有无道理，我们能不能把它拿过来，拿过来时会不会出问题。你还没进去，就想着逃之夭夭，这怎么行呢？
　　我羞惭而退，顿时觉得压力山大。本来，阿多诺、本雅明、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已是压在我头顶上的四座大山，现在看来还得加上童老师一座，而且，最后这座更令人生畏。说实在话，那时候我们都很怕他。尤其是因为论文，他把学生“修理”得涕泗滂沱的故事曾广为流传，于是大家仿佛得了传染病：一提导师和论文，手心就出汗，心里就发紧。而我敢找上门去，与他讨价还价，也算是吃了豹子胆。
　　置于死地而后生，我不得不又一次使出吃奶的力气。
　　进入九十月间，找工作的压力也扑面而来。身手快的同学已在到处投简历了，我却不敢轻举妄动，生怕乱了阵脚，让论文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告诫着自己：要沉住气，再往后推一推。毛主席不是说过“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吗？那就让他们先乱起来吧。我不停地给自己打气，但忍不住心里又一阵阵发虚。
　　10月底，童老师又一次带我们爬香山，他也在提醒我们该找工作了。他甚至向我们建议，有位学生叫王文宏，在北邮工作，可以问问她那里是否需要人手。于是我向童老师要来王师姐电话，准备与吴子林一起跟她联系;我也向一位博士刚毕业的大学同学要来她的简历，照猫画虎，弄出一份自己的东西。一切准备就绪，我决定完成一个章节后就把简历撒出去，有枣没枣打一杆。
　　11月5日上午，童老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电话里他三言两语，只是让我下午去办公室找他，他想跟我聊聊。
　　聊什么呢？好像不大可能聊论文。那么会不会是聊工作？莫非他那里有了什么去处，要把我推荐过去？要不就是……北师大这里有了什么动静？
　　这种猜测刚冒头，我就把它摁下去了，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我知道自己还算努力，但并不认为有多出色。更重要的是，此前童老师从未跟我透露过他这方面的任何想法，就连含含糊糊的暗示也没有。既如此，怎么可能会突然来这么一下呢？
　　就像第一次去童老师家那样，我又一次找不着北了。
　　下午，我在童老师约定的时间去了他的办公室。入座之后，他开门见山：赵勇，我决定把你留下来。
　　我有点晕菜，好像是在梦中。我能够清晰地意识到的是，折磨了我一中午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随后，他说出了留下我的理由：一、科研能力比较强;二、人实诚，且比较成熟;三、机会好，正好有名额。
　　童老师还说：把你留下来，也与教研室的老师商量过。有老师说：赵勇各方面都还不错，就是年龄有些大了。我就答复他说：这一次我就是想留个年龄大的。
　　说到最后，童老师叮嘱我：这个事呢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你的名字随后要以人才招聘的名义在北师大网站公布出来。所以，你不能去别的地方投简历找工作了，接下来要安心写论文，把你的论文做好。
　　事到如今，我必须承认，在留校这件事情上，童老师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但他仿佛摸透了我的心思：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说实在话，在童老师找我谈话之前，我并非没有其他想法。但多少年来，我不是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归宿吗？不是一直把读书、教书、写书看作是自己孜孜以求的生活方式吗？既如此，童老师命令我安营扎寨，起火生灶，我还有什么可纠结的？为什么不把母校当成自己后半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所呢？ 　　几天之后，我终于平静下来，一门心思投入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之中。对于童老师的信任，我无以为报，只能恶狠狠地与博士论文较劲了。
　　2014年三四月间，我们这里又准备进人了。童老师有次电话里跟我说：进人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需要考察的东西很多。现在的进人方式其实已经退步了。只是通过半小时左右的试讲，那能看出什么东西呢？当年之所以把你留下来，那是我观察了你两年多，然后才发现你是老老实实做事情的，有什么是什么，不加掩饰……
　　不加掩饰——这是童老师对我的评价。这个评价实实在在的，让我觉得温馨。那一刻，我的心里涌出一种久违的感动。
　　4
　　直到童老师去世之后，我们才精确统计出童门弟子的人数。仅童老师带出来和未毕业的博士，便有近80人。
　　有时候我会想，对于大部分的童门弟子来说，能够聆听老师教诲的时间不过三年，即便加上攻读硕士学位，顶多也就五六年。其后，他们渐行渐远，老师的音容笑貌也就定格在那段时光里，成为一种珍贵的记忆。这种记忆当然也会有所添加，那是因为后来的相遇、造访或电话，但终究来去匆匆，不可能那么稠密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却不是三年，也不是六年，而是整整16年。如果从我第一次见他第一次考博算起，已有20年的时光倏忽而逝。岁月如此漫长，记忆便流成了河，开成了满山遍野的花朵。
　　现在想来，能够有幸被童老师相中，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否则，我哪里还有机会不断地让他耳提面命？哪里还能零距离地看到他的喜怒哀乐？
　　说一件让童老师震怒的事情吧。
　　那是2006年，那一年我又一次申报教授职称，科研成果名列前茅，但在院一级的评审会中却被投成第四。当年学校只给了文学院三个名额，这意味着我将出局。听说结果后，童老师出离愤怒了。他认为这种评法，评的都是年龄和资历，与学术无关，已无任何公正可言。他告诉我他要站出来，把他的另一副面孔露出来，向不公与不义宣战，向这种评审的潜规则开火。
　　果然，他站出来了，像一头威风凛凛的狮子，但他又是一位战略家，讲究的是“塔里点灯，层层孔明诸阁亮”的美学效果。他给我分析，这个事情得从何处入手——何处建厅，何处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俟布局了然，他开始挥斤运斧了。结果，校方怕事情搞大，便在常委会上专门讨论我的问题，最终决定增加一个名额息事宁人。我心里很清楚，增加名额并不是童老师斗争的最终目标，但为顾全大局，他不得不妥协了。即便如此，他已开创了北师大的记录，因为有史以来，还没有谁为了别人的职称如此抗争过;即便抗争，还没有谁能把这一仗打得如此漂亮，以一己之力让这个傲慢的体制晃动起来。
　　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这件事情，甚至时过境迁之后，我在私下场合也不愿再说了。因为说得越多，招惹的人就越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不同的人会对童老师的做法有不同解读。我不希望童老师因为我而被别人窃窃私语。
　　童老师却并非如此。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我的职称成了他常讲不衰的一个话题。
　　2010年9月11日，我陪童老师去华东师大开会，坐动车，10小时，家长里短聊一路。那一年我47岁，童老师74岁。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与师兄陶东风坐在一起，童老师不在那桌。
　　陶老师说：教师节时我们与童老师聚会，他可是讲了你上职称的故事啊，没想到那么惊心动魄！
　　我开玩笑：是不是像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童老师以前应该跟你们讲过吧？
　　讲过，陶老师说，但以前都是泛泛而谈，这一次讲得特别详细。讲完之后童老师还总结了一下，认为这是他这辈子办成的三件事之一。
　　另两件呢？我赶紧问。
　　一是建成了文艺学研究中心，第二嘛……让我想想，好像是当年在研究生院工作时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我记不太清了。
　　我陷入深思。我知道童老师把我上职称的事情看得很重，但万没想到会重到如此地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上职称，上的结果是我的，但上的过程却是他的。那是他心目中的一件作品。
　　2014年10月17日，我去北师大出版社开一小会，学术著作分社社长谭徐锋先生在场。一见我他就说：您就是赵勇老师啊，我是从童老师那里知道您的名字的。最近我去童老师家聊选题，他给我讲起了你上职称的故事。他还说，他要写个小说，题目就叫做《赵勇评职称》。
　　赵勇……评职称？这题目？哈哈哈哈。
　　笑过之后忽然就想起9月份童老师曾打电话于我，说别的事情，说着说着就又扯到了我的职称，他给我讲了当年的一个细节之后说：我要以你上职称这个事为题材，写成小说。你也可以再去调查调查，搜集一些素材，把它写出来。
　　我说：童老师您放心，这件事情我肯定是要写的，但不是现在。
　　5
　　是的，我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不仅仅是这件事情，在童老师那里，可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多。比如，童老师与诸弟子的故事？可以写。童老师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故事？也可以写。童老师带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编写高中语文教材的故事？还可以写。童老师狠狠批评或者说是骂我的故事？更可以写。童老师去世前后发生的故事？太可以写了……能写散文的写散文，写不成散文的写小说。童老师不是说过小说是越写越多散文却越写越少吗？童老师不是很喜欢汪曾祺吗？汪曾祺不是年届花甲才重操旧业写开小说了吗？小说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实际上，小说是一种无奈的文体，忧伤的文体，是写不成散文之后的变形。当现实精彩得连小说都自愧弗如时，哪里还需要什么虚构？虚晃一枪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在童老师的启发下，我仿佛破译了小说的写作密码。这应该是他最后教给我的一招。
　　但是，我现在还不敢轻易下笔，生怕把这些好素材写坏了。
　　我需要距离，因为距离不仅产生美，而且还能沉淀出真。 　　我也需要寻找写作的契机，因为，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也许，只有在讲述故事的年代里，那些故事才能被我从容讲述。而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心情和笔法。我只能写出局部的真实，其实那只是冰山一角。
　　但真实往往又是比较残酷的，有时候它更适合珍藏，却不适宜讲述。
　　比如，在许多人眼中，童老师是强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子。但是，我却看到了他晚年的孤独，像是《老人与海》中的那个圣地亚哥。因为孤独，所以他要言说乃至倾诉。他见面的时候说，不见面时就打电话说。他慢条斯理地说，他童言无忌地说，他高兴地说，他伤心地说，他详说，他略说，他说呀说，谈人生，评人物，叹人事，讲故事，故事里面套故事，提起簸箩斗动弹……
　　童老师是有故事的人，也是讲故事的人。许多时候，我只要竖起耳朵就可以了。
　　学会倾听，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6
　　年头岁尾，文艺学研究中心总是要开一次会的。这样的会议在2014年12月12日下午三时又一次召开了。
　　谈到来年的课题申报时，李春青老师对大家说：赵勇现在手头已没有课题了，明年都招不成学生了。然后他转向我：明年你是不是申报一个？我很消极，说：我无所谓，申不申报都可以吧。李老师就急了，嗓音也提高了好几度：赵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可不是求你。你要是不申报，我这里还有备选的。
　　李老师说的是重点研究基地的课题，归教育部管。
　　童老师插话了。他听说我已招不成学生，有些吃惊，便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无法招生的事情一直没跟童老师说过，不是不敢说，而是不想说，以免让他老人家忧虑（事实上，从9月初开始，童老师的身体便又一次成为大家担忧的事情）。但我跟我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学生说过，并让他们广而告之，以便有意投考者另择高枝。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北师大开始试行博士生导师招生经费配套制度，招第一个学生时，人文学科的导师必须从自己的课题经费中拿出三千元，名曰助研津贴（学校出大头，给学生每人每年九千;导师出小头，须给学生配套一千）。导师没课题，就交不出这笔钱（其他途径出钱一律无效，必须从学校备案的课题经费中扣除）;交不出这笔钱，就取消你的招生资格。
　　我对申报课题一直兴趣不大，只是因为童老师的推动，才在2007年弄下个教育部的课题。因为拉着几位朋友入伙，分到每人手中的课题经费只有两万元。到2011年前后，我这笔经费中已无钱可扣。但当时制度刚在试行，还可以打擦边球，于是我就向有课题的老师借钱招生。2012年年初，一位副校长到文学院调研，说起导师交钱招生一事，大家意见很大。副校长便承诺说，以后导师招第一个学生可以不收钱。但副校长的话只管了一年，后来就又照收不误了。
　　童老师并不知道其中的这些曲折，于是我简单解释几句后说：童老师，我已经借钱招了两次学生了。头一次跟爱斌借，第二次跟老方借。今年我不想再借了，也不让再借了……话还没说完，童老师便打断我：这个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你可以跟我借啊。说着这些时，他正半靠在沙发上，仰面怔怔地盯着站起来的我，目光中一半是关切，一半是责备，仿佛我没跟他张嘴是一个重大错误。
　　我心里一热。显然，我是被童老师的这句话击中了。但我的犟劲也上来了，并没有借坡下驴，而是延续着自己的思路：事不过三啊童老师，我哪能老是觍着个脸跟别人借钱呢？所以就干脆退出这种游戏，大家都省事。
　　童老师见我情绪冲动，又开始犯愣了，便劝我：赵勇，我跟你说，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回去后你还是得考虑个题目，去申报一下。博士生招生不能断了，断了不好。
　　我不置可否。此前，我与童老师不止一次讨论过拿项目做课题的弊端，他对我不去申请课题的真实想法应该是知道一二的。但有无课题又事关能否招生，性质似乎也就发生了变化。胳膊扭不过大腿，我想，当童老师劝说我时，他应该也充满了无奈。
　　年底，收到了社科处《关于做好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工作的通知》，起初，我并没有当回事。过年从老家回来，忽然想起童老师的那番话，便又开始犹豫了。申还是不申，在别人那里也许非常简单，但我却仿佛遇到了哈姆莱特式的命题。
　　离交表的截止日期只有两天了，这时候，我才打起精神，开始填表。想出的题目并不陌生，进展便也顺利，但毕竟弄得匆忙，也就对这次申报没抱什么希望。
　　5月中旬，有消息灵通人士告我，我的课题已经通过。
　　6月11日上午，接连收到三个短信或邮件，都是向我道喜。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课题开始了公示，便去国家社科基金的网站瞧了瞧。果然。
　　我没什么好兴奋的，但心里却动了一下：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童老师，让他不要再为我的事情操心了。是打电话说还是写一个简短的邮件呢？犹豫了一会儿，又想到过几天我要外出，那时候肯定是要给他打个电话的，何不届时捎带说起？想到这里，就忙着备课去了。第二天我有两门课，那也是我这学期的最后两次课。
　　三天之后，童老师在金山岭长城溘然长逝，我再也跟他说不上话。
　　赵勇，1963年生，山西晋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著有《文坛背后的讲坛》《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透视大众文化》《审美阅读与批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