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医院是让人紧张的地方，急诊科就得加个“更”字。在这里，病人和家属心急如焚，医护人员“箭在弦上”。因为，来此诊治的绝大多数是危重病人，诊断救治有个“时间窗”，抓住了，病人是生的希望，错过了，就是死的威胁，时间在这里是与生命等价的。所以，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其责任心当更强，其医术当更高，其反应处置速度当更快。
　　2015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张国强，是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主任。记者采访他，跨进医院的大门，“急诊”两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目光再往下，看到的是两辆救护车。
　　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科，每年收治急诊病人18万余人次，抢救危重患者1万余人次。全科有80余位医护人员，张国强作为主任被称作“科里的主心骨”。
　　理念，给急诊校准定位
　　张国强1985年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从事急诊工作。他1980年上大学，当时医学院对专业的划分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精细，他学医学专业，属于宽口，这对于他日后的工作是有利的，因为急诊相当于全科，收治的病症十分广泛。
　　急诊医学是1979年被列为医学领域的第二十三门专科的。1984年前后，我国的综合性医院开始设立急诊科室。张国强一毕业就从事刚起步的急诊工作，从急诊室到急诊科，从不到10位医护人员到现在的80位医护人员，从与其他科室同处的几间病室到现在相对独立的近3000平方米的诊疗区域，可以说，张国强的职业生涯，紧紧地伴随着急诊医学和医院急诊业务的发展历程。他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
　　急诊是医院劳动强度最强、风险程度最高的科室。在张国强的心中，急诊有明确精准的定位：急危重症的抢救中心，疑难症的会诊中心，多系统多器官病症的留观处置中心，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中心。
　　张国强正是按着这样的理念和目标来建设和发展急诊科的。一年365天，每天进行抢救的危重病患都在10人以上，而最近几年，每年收治的属于疑难症需要协调院内相关科室进行会诊，或因为病症涉及多系统多器官需要留观的病人高达几百人。
　　提起急诊医学的发展历程，张国强很是感慨：“应该说，急诊医学是被发展起来的。”随着专科划分的精细化，许多由急诊收治的病人在“抢救时段”之后没能转送到专科去，或是疑难病症，难以断定对应哪个科室，或因病症涉及多系统多器官送到哪个科室都属“挂一漏万”，或因病人年老体衰一种病发影响了全身，就这样，急诊科不再单纯体现为“急”，还被动发展了“全”，在实施“抢救”之后，还要进行“治疗”。这是急诊医学向前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推动力。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社会对急诊的关注度大大提升，各大医院都对急诊更加重视，急诊科也能留住医护人员了。而在此前，可不是这样。张国强是中日友好医院第一个大本学历留守在急诊科的，3天一个夜班，一上就是24小时，苦和累还不算什么，让张国强当年面对着调离机会有所动心的是，急诊承担着更多的功能性，难以看到作为医学的一个专科进行发展的希望。但张国强坚持下来了，原因也很简单，在急诊，他和同事们一起将一个又一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抢回来，让无数的家庭“有惊无险”地回归原来的幸福生活。作为急诊医生，他深深地领会了“价值感”和“成就感”的切实涵义。
　　担当，给自己定高职责
　　曾有一位从郊区转来的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在转运途中发生了心脏骤停，送至急诊时已无生命迹象。张国强指挥紧张有序的抢救，30分钟过去，患者的情况依然。连家属都深感绝望了，张国强却从患者短暂的心肌电活动中看到了希望，他指导着医师继续进行心肺复苏，1小时后，奇迹出现了，患者恢复了自主循环和呼吸。
　　张国强所在的急诊科有两位副主任，30多人的医师队伍也很齐整，但是科里收治危重病人，他总是会在现场指挥抢救。去年11月，科里来了一位腹痛的患者，不到30岁，很胖。张国强根据患者的症状诊断为脂源性重症胰腺炎，这是死亡率高达50%的病症，更何况患者的情况急转直下，三大严重并发症相继出现，血压不好，休克，急性呼吸窘迫和腹腔间隙综合征。张国强镇定自若，上呼吸机，切气管，运用CRRT，直到患者脱离生命危险。此后，张国强总到病房去了解病情，而不是在办公室听主治医师的汇报。张国强说，对于重病患者，只有在病床前细心观察检视，才能抓住治疗的拐点。“比如给休克的病人补液，补少了达不到效果，补多了会引起心衰，尽管有手段进行监测，但监测到的只是数据，需要医生根据病人的个体情况进行分析评判找到平衡点。”
　　那位身患胰腺炎的病人在急诊科住了十多天，张国强一直关注着他，下班回家临睡心里不踏实，要到医院看一下才放心，好在他家离医院不远，步行一会儿就到。出去开会或离京出差，他也随时询问病患的情况。直至记者采访时，张国强的微信中还保存着关于患者的信息，有主治医师发来的监测数据的照片，有他指导如何进行治疗的文字。
　　在张国强左手腕部的内侧，有两块硬币大小的疤痕，那是抗击“非典”疫情时留下的。2003年的春天，疫情刚出现时，北京各大医院的急诊都成了前沿阵地。作为急诊科主任，张国强第一批冲上战场。及至后来中日友好医院成为治疗“非典”的定点医院，收治的病患更多了，整个急诊区都住满了，张国强重返抗击“非典”的专科病房。由于疲累，他在一次工作中不慎将消毒液溅到了手腕处，皮肤破溃感染。院领导得知后要他撤离，可他却说：“我不能撤离，因为‘非典’病人还在这里，我的队伍还在这里。”领导见他如此坚定，只能同意他留下，但绝不允许再接触病人。
　　看着手腕上的疤痕，忆起此事，张国强讲得非常朴素：“医生是一种职业，选择了这种职业就选择了相应的职责和精神。就像战斗打响了战士不能离开战场一样。”
　　爱心，给病人更多关切
　　人在生病时，身体是衰弱的，心灵也是脆弱的。好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医技和神圣的职责，还要对病人怀着深厚的关切之情。张国强经常跟本科的医护人员强调：“对病人，应该总是去安慰，常常去关心。”
　　曾经有一位年仅17岁的尿毒症患者，是贵州农村的，父母离异，从小与爷爷艰难度日。他只身辗转千里从贵州来到北京，当他被几名志愿者送到张国强的科室时，出现了心衰、肺水肿，病情非常危急。张国强紧急组织医护人员进行抢救，启动绿色通道，安排透析等综合治疗。尽管病情得到了缓解，但由于多年生活的磨难和治疗的艰辛，患者逆反心理强烈，不但不配合治疗，还无端地指责医护人员。张国强非常理解患者当时的不理智，要求医护人员像对自家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与此同时，他和志愿者一起想办法筹措资金为患者后续的治疗和生活作准备。两个月后，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患者得以进行肾移植手术。
　　对于被自媒体炒得很厉害的伤医事件，张国强很是忧虑，因为医患关系紧张最终受害的必然是患者。为此，他举了医患关系和谐会使患者受益的例子。前不久，一位来医院探视病人的中年妇女突然倒在地上，是急性心肌梗死发作，按常规需送导管室打开血管放支架，可是这位病人情况非常严重，去不了导管室。张国强与专科的医生一起研究确定采取给药方式打开血管，这是有一定风险的方案。和病人家属沟通时，病人家属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完全同意。张国强说：“如果病人家属不信任医生，不同意采取这种有一定风险但更积极的方案，那我们只能做中规中矩的处置，也许病人就错过了抢救的时机。”
　　张国强所在的急诊科，出人意料地有些老病号，一旦旧病发作，他们就来这里治疗。记者想，也许他们就是出于对张国强所领导的科室的信任和那一份难得的关爱吧。
　　结束采访，临出医院时记者回望急诊楼，鲜红的“急诊”两个大字在初冬的阳光下十分醒目。此时，它们给记者的感受，从进大门时的“紧张”换成了“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