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为期四天的“五一”小长假，让国内各大景区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五一”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3.7%;实现旅游收入1176.7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6.1%。旅游市场的繁荣，超出了预期。
　　各大景区在游客井喷的同时，是否兑现了门票降价承诺，也引来了一波新的关注。
　　2019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这是自2018年国家发改委要求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进行调整后的再次发文。
　　通知发布后，各省市的重点国有景区在降价方面多有举措，如玉龙雪山、张家界、兵马俑等著名景区的门票都实行了降价。然而，依然有部分景区存在降价幅度小、进展缓慢甚至“明降暗升”的现象。
　　门票降价，触及了旅游业发展的哪些痛点？面对“后门票时代”。景区准备好了吗？

“假降价”套路多

　　文化和旅游部在2018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各地已有981个景区实施免费开放或降价措施（免费开放74个，降价907个），其中5A级景区159个，4A级景区534个。降价的907个景区中，降幅超过20%的达491个，占54.3%。降幅超过30%的214个。占23.6%。

　　对于张家界、峨眉山这样的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山岳型景区而言，景区门票、索道、环保客运的收入依然占据着营业收入的主要位置。因此，类似的景区并不愿意降低门票价格。

　　进入2019年，山东、湖南、安徽、四川、陕西和福建等省份又陆续出台了推动景区再降价的政策，要求2018年未降价或降价不到位的景区进一步降低门票价格。
　　然而。部分景区只降淡季门票价格，不降旺季门票价格;只降联票、通票价格，不降单个景点门票及服务项目价格。还有的景区提高了垄断性配套服务的价格。
　　据《南方都市报》调查，唐山市清东陵、苏州市吴中太湖、青岛崂山、贵阳市花溪青岩古镇等景区仅降低了联票价格。
　　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委員会官网显示。温州市雁荡山景区在2019年5月正式推出了A、B、C三条联票线路，联票价格虽然低于单个景点门票价格之和，但单个景点的门票价格并没有相应降低。
　　“五一”假期结束后，部分景区门票“假降价”的套路被一些媒体曝光，如今，景区门票价格“明降暗升”的现象渐趋减少。

“门票经济”是症结

　　为什么部分景区会对门票降价“打折扣”？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关注一下门票降价给一些景区带来的连锁反应。
　　前不久，张家界、峨眉山A、丽江旅游等旅游景区上市企业纷纷公布了2018年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在营业收入上，张家界、峨眉山A、丽江旅游分别同比下滑了14.78%、0.62%、1.28%。
　　值得注意的是，营业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景区客运价格、索道票价及门票价格的降低，而非接待人数的减少。
　　例如，丽江旅游旗下三条索道2018年共接待游客369.40万人次，同比增长3.43%，但因索道票价自10月1日起下调，公司索道业务营业收入下降。张家界环保客运服务受降价影响，营业收入同比减少15.15%、营业成本同比增加1.59%。
　　对于张家界、峨眉山这样的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山岳型景区而言，景区门票、索道、环保客运的收入依然占据着营业收入的主要位置。因此，类似的景区并不愿意降低门票价格。

转型升级的阵痛

　　门票降价，会倒逼景区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事实上，山岳型景区近年来也存积极拓展旅游产业链以寻求转型之路，比如张家界景区正在打造大庸古城这一新景区。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金鑫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大庸古城未来会成为以民俗文化旅游体验为主的新型旅游休闲景区。
　　然而，转型升级需要时间。在转型升级完成之前。又要面对门票降价，这样的日子并不好过。
　　同时，国有景区上市企业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景区的自然资源虽具有公共性.但相关配套设施却往往由当地政府、企业投资打造，这意味着企业既要注重社会效益，又要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获得经济收益。
　　“对于张家界来说，景区门票降价最好不要‘一刀切’，尤其是目前与门票合并销售的景区内交通票价。对于政府来说。部分景区的建设需要从门票收入中取得回报;对于公司来说，除门票降价后收益受影响外，公司还需承担景区道路、站场等硬件服务设施的建设投资，同时还需考虑股东回报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金鑫说。
　　金鑫认为，在“门票经济”已触及“夭花板”的当下，类似张家界的传统景区企业尚需要一定的“缓冲”来应对“阵痛”。
　　“门票背后有多个利益相关方，不仅包括景区管理方、资本方和游客，还有当地政府、居民，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副研究员韩元军告诉本刊记者。
　　发展旅游投入大、回报慢，无论是现有景区的升级、新型旅游吸引力的打造.还是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都需要所在地区投入大量资金。
　　景区营销专家孙震认为，很多景区的收入仅够维持日常运营，若门票降价，就更难拿出转型所需的资金，而当地政府若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也难以帮助景区实现转型升级。

门票打折，体验不能打折

　　门票收入减少后，如何保证服务质量不“打折”，是景区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降低门票价格，最根本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玩得起，进一步扩大市场消费的基础。但门票价格的下降不能以降低消费品质为代价，特别是不能以服务要素的短缺为代价。”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2018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發布公告，11家4A级景区存在景观和服务质量退化、服务设施缺失、“厕所革命”滞后、游客体验差、旅游功能弱化等问题，对这些景区进行摘牌处理。
　　实际上，这已不是景区第一次由于服务质量退化而遭到摘牌处理，即使是曾经享誉全球的老牌5A级景区，若不能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也不会永远成为“铁帽子王”。
　　有业内人士认为，门票降价后，景区应加快推进智慧旅游建设，在减少人工成本的同时保障服务质量。
　　“智慧旅游系统能够及时对客流量进行监测和预警，帮助人们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工作、避免拥堵。除此之外，电子售票、‘刷脸’入园、电子触摸屏等设施，不仅是智慧系统的应用，也是服务升级的表现。”旅游规划机构巅峰智业创新研究院院长刘馥馨对《嘹望东方周刊》说。
　　景区门票降价后服务价格会不会上涨，也是人们关心的话题。许多游客担心，景区附近的住宿、餐饮、购物等服务项目的价格会随着门票价格降低而上涨。
　　丹霞山管委会负责人说：“一方面，我们会通过线上平台发布信息、接受投诉，加强线下监管和联合执法，加强对经营者诚信、合法经营的宣传教育，以及对物价进行实时监控;另一方面，市县旅游部门和丹霞山保护管理机构也会将旅游投诉电话挂在醒目位置，设置24小时旅游热线方便游人咨询和投诉宰客现象。”

对管理体制的思考

　　在业内人士看来，景区更好地实现转型升级，有赖于现有管理体制的改变。
　　刘馥馨认为，保护等级较高的世界遗产类景区资源，可以借鉴西方的“国家公园”体制，由国家统一管理：“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本身不应该完全市场化，由国家统一保护，作为公益旅游项目，更有利于传承。”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游研究所所长刘思敏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但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大规模投资旅游景区建设，因此出台了鼓励国家、地方、集体、个人、外资‘五个一起上’和‘谁投资谁受益’的旅游景区发展政策。”其结果是，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地方政府多为旅游景区的开发主体。
　　因为景区与各地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想将重点国有景区的管理权限转至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为景区开发、建设、管理、维护的成本兜底，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实现。
　　“西方现有的国家公园是免费开放的，其公园体制是建立在一套完整财政体系基础上的，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和专项保护资金。在中国进行这种公园体制尝试要循序渐进，划清权责界限，在一揽子解决方案出台之前，一步到位还是有难度的。”金鑫说。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方案对“国家公园”的定义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这显然与“重点国有景区”内涵不同。
　　刘思敏建议，可以先推行国家公园试点，以此摸索与国际接轨的方式。
　　具体而言，选取几家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景区，探索由中央政府全额或差额补贴并统一管理，实行免票或低价格门票运作。同时，选取试点之外的100个同类景区，尝试国家公园预备清单制度。
　　“国家公园预备清单可以与国家公园试点并行推进，在全社会监督下明晰景区权责，授权地方政府托管，执行以‘合理成本 合理利润’为原则的门票定价机制。”刘思敏说。
　　国家公园试点与预备清单计划，能否彻底改变重点景区的管理现状，尚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景区门票降价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已引发人们对景区管理体制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