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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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评论认为,建设和管理好首都的探索,不仅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而且,对于中国破解特大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难题都具有示范性意义
  2017年国庆节前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总规》)正式公布。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明确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
  具有法律效力的《总规》,决定了北京未来如何发展,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作出了明确宣示。
  “《总规》通篇贯穿了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同时,统筹考虑疏解与整治、疏解与提升、疏解与发展、疏解与协同的关系,力求在疏解功能中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改变了以往聚集资源谋发展的思维定式。”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总规划师施卫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事实上,过去5年间,北京早已开始实践《总规》的精神。专家认为,建设和管理好首都的探索,不仅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且,对于中国破解特大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难题都具有示范性意义。

剥掉“白菜帮”,发展“白菜心”


  2017年10月6日晚6点,经营了12年的西城区“动批”世纪天乐市场正式闭市,这是“动批”内单体面积最大、商户最多的市场。至此,“动批”商圈内仅剩“天和白马”“东鼎”两个市场尚未闭市。而“动批”第一个完成疏解的市场——天皓成市场,早已在近3年前的2015年1月11日闭市。
  “动批”即动物园批发市场,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几十年时间中已经聚集了10多家商场,一度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日均人流量可达6万至7万人。
  北京市核心区最重要的是服务保障政治中心。根据统计,“动批”80%以上的业务服务外埠,大量人流、车流使周边环境、交通、安全问题突出。这显然不符合核心区乃至全北京的功能定位。
  而且,即便单纯从经济上来分析,也并不划算。北京市西城區副区长孙硕算过一笔账:“动批”年均给西城带来经济效益约6000万元,但政府支出的管理费用年均超1亿元。
  疏解“动批”被视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标志性项目。
  截至2017年8月,北京累计疏解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940家,调整疏解市场482家、物流中心83个,大红门、动批、天意等人们熟知的批发市场陆续腾退。
  而在增量方面,北京市也严格控制:北京制定实施并不断修订完善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截至2017年8月,北京不予办理的工商登记业务达1.78万件。

“跳出去”建新城


  2016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听取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后,习近平总书记说,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基本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
  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这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选择……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7年底,北京四大市级机关及相关市属行政部门有望正式入驻北京城市副中心,远期将带动疏解40万人。
  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承接高端商务、文化旅游等产业。以大运河为骨架,将形成一条蓝绿交织的生态文明环境带;沿六环路形成创新发展轴,依托水网、绿网和路网将形成12个共享组团。
  未来,这里将建设成为总书记期望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两翼”中的另一翼雄安新区,更为年轻,也将承载重大使命。
  按照中央的部署,距离北京市中心近110公里的雄安新区,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
  不过,雄安不仅要建设一座“新城”,更要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国的城镇化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目前,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等四大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取得明显进展。

古都的国际范儿


  疏解不是目的,而是要腾出空间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先后考察了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这些都是北京市2022年举办冬奥会冰球、短道速滑等项目的场所。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强有力的牵引作用。
  2016年,京张高铁、延崇高速公路等重要的冬奥会交通配套工程项目相继开始施工。按照规划,它们将于2019年底竣工。同年竣工投入使用的,还有北京新机场。
  除了申办和筹办冬奥会,过去5年中,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也同样给北京带来了“国际流量”。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北京怀柔雁栖湖举行,原本在国际上鲜为人知的雁栖镇一举成名。随后,一系列国际会议、会展向北京郊区的这个生态小镇涌来。
  当年,APEC会议雁栖湖主会场的投资建设方——北京北控置业董事长于力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4年年底前每天都排满了会议,明年上半年的会议也排满了。”他告诉媒体,会议订单大多数来自世界500强企业。
  北京也随之成为2014年中国举办国际会议数量最多的一个城市——名副其实的“国际会议之都”。   2017年,又一场重量级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期间,驾轻就熟的北京再次向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展示出自己独特的国际风范。

影响世界的能力


  不过,北京这座古都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国际会议、国际赛事的聚光灯下。每日每时,它都在发挥着自己影响世界的能力。
  总部经济是首都的显著特征。北京总部企业数量规模位居全国第一。自2013年以来,北京拥有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一直居于全球城市首位。
  科技领域,北京的创新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2014年,《大西洋月刊》刊出了一份问卷调查。他们调查了硅谷的50多名高管、发明人、创始人,这些高科技企业的领袖人物认为,中国正超越美国,成为硅谷精英眼中“新兴高科技产业最有希望的国家”。
  2016年,北京市统计局联合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首次发布“北京创新驱动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监测评价结果,以2010年为基准年,2015年,北京创新驱动发展总指数为130.7,指数连续五年稳步提升,年均提高6.1个。
  这种创新影响力并非偶得。过去5年间,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实施了28项国家层面和70项市级层面的改革,以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
  2016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4.6万亿元,较五年前增长1.3倍,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北京的科技创新能力还惠及北京市外:2016年,中关村示范区技术合同成交额流向外省区市和出口的占比达71.3%。
  不仅如此,在增强文化软实力上,北京也在发力。过去5年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总营收迈过万亿元大关以来,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同期北京市GDP的增速。而且,北京仍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力争达到15%,产业支柱地位更加巩固。

老城不能再拆


  出北京地铁二号线积水潭站,顺着新街口北大街往南,沿街店铺林立,招徕声此起彼伏。转而进入东侧胡同,几步后,周围又安静下来。这里距离什刹海不过一两百米。
  北京核心区二环以内是老城,占地62.5平方公里。这里相当一部分区域保持了传统老城风貌:南北向街道遍布商铺,喧哗热闹,东西向胡同里一排排四合院挨在一起。北京老城这种棋盘式的道路布局形态、商与居既融合又隔离的空间结构,在元朝确立,并延续了下来。
  10年前,根据卫星影像图,北京旧城中仅余四分之一左右保留了传统风貌街区的模样。而5年前,因房地产项目,梁启超、林徽因故居被拆后,曾引发一场如何对待老城的讨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离开北京展览馆后,实地考察的第一站——玉河古河道、南锣鼓巷雨儿胡同,就处于什刹海区域。
  考察中,他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国务院对《总规》的批复中特别提及“老城不能再拆”。《总规》也明确了类似规定。
  实际上,不仅北京,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很多老城都面临着类似问题。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其中明确提出“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促进功能提升与文化文物保护相结合”。
  2014年以来,北京不断加大老城的整治力度。尤其是,2017年开始,包括老城在内的北京全市整治临街店铺“开墙打洞”,节奏明显加快。1至8月,北京市拆除违法建设3834万平方米,拆除量达到去年的2.9倍;整治“开墙打洞”2.5万余处,完成全年计划的155.7%。北京市政府表示,以后将对新增违法建筑“零容忍”。
  老城街区的过度商业化问题也进入整顿日程。
  2015年8月,曾经是老北京文化代表的南锣鼓巷、什刹海景区更是落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街区,重要原因之一是商业气息过浓,且业态偏低端。
  随后,南锣鼓巷希望从历史文创领域寻求改变,最明显的是引入15位非遗传承人。2016年4月22日,南锣鼓巷暂停接待旅游团队。同一天,南锣鼓巷取消3A景区资质的申请获得通过。同一年,南锣鼓巷整顿低端“庙会小吃”,增加文创类店铺,把原先200多家商铺削减了四分之一。

治雾霾,疏交通


  过去的5年,也是北京向PM2.5宣战的五年。
  2015年12月8日,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这一天,北京首次实施因雾霾导致的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由北京市政府2015年3月30日发布。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指出,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
  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雾霾污染已经波及中国30多个省(区)的1000多个市(县)。2013年,國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首次将细颗粒物纳入约束性指标,并将改善环境质量纳入官员考核体系。
  2013年以后,北京市开展了控煤、控尘、控车、控制工业污染和新建项目污染等行动,治理雾霾。这其中,既有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科技手段,也有把雾霾治理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行政手段。同时,在不同环节,还会根据需要开展联防联治,加入的有京、津、冀、内蒙古、晋、鲁六地。
  除此之外,北京还在筹划并建设一套完整的通风廊道网络系统,意图把风送进市中心,加快雾霾扩散过程。
  经过治理,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5年之后,全市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年均浓度,较2012年分别下降23.7%、64.3%、7.7%、15.6%。
  5年来,作为“大城市病”之一的交通拥堵问题也在不断改进。北京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连续递增。2012年,北京市民高峰时段,选择公共交通等出行方式的比例为43.7%。2016年,全市市民纯电动汽车、公交地铁、自行车和步行绿色出行比例已达71%。
  在市民越来越多地选择绿色出行的背后,是北京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线路等的持续投入。
  轨道交通是北京市的交通主动脉。根据北京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数据,截至2017年1月,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经达到574公里。此外,北京市还在建设20条全长超过350公里的轨道线路。
  五年来,北京市公交线路和车辆也在持续增加:2012年,运营车辆为2.12万辆,运营线路为754条;2016年比2012年新增运营车辆8000辆,新增公交线路266条。截至2017年,北京市公交专用道已达850公里。途经专用道全程的公交线路平均提速41.9%至123.4%。
  此外,北京对步行、自行车系统进行了治理,步道、自行车道的出行体验也正在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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