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董树人教授经过多年辛苦编写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真是可喜可贺，作为老友，读后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并且在历史上曾经五代为都，因此，北京方言有其独特的地位。近世以来，由于推广国语、推广普通话的缘故，北京话更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研究北京话的文章及专著层出不穷。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专著就有十余部，这当中以金受申、陈刚、徐世荣等先生的著作分量最重。金先生的著作出版较早，印数较少，目前已很难见到。陈先生的著作，因拼音编排上一般人不习惯，觉得检索困难，当时就只在一般学者中流行，广大读者不欢迎那种编排形式。徐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90年，离现在最近，影响也比较大。因作者是地道的北京人，所以对一些词语的解释得心应手，缺点是在一些词语的解释上显得烦琐些，有的地方像需进一步加工的资料卡片。
相比于上述著作，我觉得董树人先生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有如下特点。
1.以往的一些北京话著作，只收北京城区的一些土词土语，不收郊区词语。大概那是当时北京市较小的缘故。1956年以后，先后有河北省的多个县并入北京市，北京的人口和面积得到了空前的扩充，北京大多了。基于此点，再那样反映北京话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因此，《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既收录城区词语，也收录郊区词语，甚至收录了属于北京方言片的词语，我想这是符合当今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需要的。事实上，人们心目中的北京，再也不是解放初期的北京，而是今天的大北京了。作家刘绍棠是通州人，写作多以大运河两岸的农村为背景；作家浩然祖籍河北省丰润县，写作多以京东农村为背景，可他们著作中的词语，大量被研究北京话的文章所引用。所以，今天编写北京话词典，必须重视郊区一些特有的词语。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2.基于同一理由，本书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农业、农村词语，这也是同类书所仅见的。耕耩锄刨、打尖儿、捋裤腿儿、翻秧、肥田粉、卫生田、爪镰、供鍁、拿楼、布粪、看秋、落穰等。这些词语，研究北京话的著作不收，研究河北方言的著作也不收，任由它们自生自灭，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把它们收在工具书中，是一种抢救，对将来人们阅读反映京郊生活的作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3.由于作者对民俗有浓厚的兴趣，本书收入民俗方面的词语较多。如“殃榜”“送三”“吊纸”“孝头”“浆汁筲”“倒头饭”“倒头纸”“催妆”“过礼”“喜歌儿”等。北京地区有结婚、孩子满月、打井、上梁等喜事时，行乞人员前来念喜歌儿讨要的习俗一直流行到解放初期，可是以前的北京话词典对这没有反映。董树人先生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却记录了念喜歌儿是怎么回事，这不但对阅读晚近反映北京市井生活的作品有帮助，对研究北京地区的民俗历史也很有好处。再如北京有一句俗语“我可叫了王承恩了”，有时在一些老年人的口中还能听到，意思是“我可没办法了”。以前的北京话词典也有收录，但解说不详，看了以后，我们依然不清楚它的来源。董树人先生根据相关史书记载，给出了两种来源：一说来源于明末国库空虚，太监王承恩代表朝廷向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去索捐，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向王承恩纷纷叫苦哭穷；一说来源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前喊王承恩“可怎么办？”。两种说法都有道理。语言既反映现实，也反映历史和文化，从在北京话中存留了三百七十多年的这句俗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道理。
4.编写一部方言词典，既要对所收录的词语进行恰当的释义，又要能够对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认为，董著很出色地做到了这点。
北京话中，火柴有两种说法：取灯儿和起灯儿。说取灯儿的人多，说起灯儿的人少。它们是什么关系，没有人说过，董先生却明确地指出，“取”是“起”的音变。“哭穷儿”还有一种说法叫“苦穷儿”，后者说的人虽然极少，但却可能是最初的说法，“哭”很可能是“苦”的误说。这从“哭穷儿”的解释“诉苦装穷”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瞎话”个别人说成xiáhuà,这个xiáhuà,董树人先生认为可能就是“假话”。因为“假”在古代本来就有三读jiǎ、jià和xiá。说不定xiá古代就有“虚假”义，只是辞书没有记录而已。
5.编写一部词典，要能够反映当前的研究成果。董著很好地做到了这点。如作为北京话第二人称的“您”，一般工具书的解释不外乎：①表示尊敬，用于尊长；②表示客气，多用于陌生人之间。董先生给出了第三个义项“在两性之间，表示距离”。这一解释就是吸收了上个世纪末语言学家研究北京话的成果。“蛛丝马迹”中的“马”，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南开大学的古汉语教师就给学生讲，“蛛丝马迹”中的“马”，指“灶马”，因为只有“蜘蛛”跟“灶马”并列，才合情合理。可这种意见，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一些工具书照样把“马”解释成拉车拉犁、供人骑驭的“马”。前几年，山西一位语言学学者作为发明又提出了这一看法，不知这次是否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董先生在注释“灶马”一词时，加了一句，“蛛丝马迹”中的“马”，就是指“灶马”。这种解释不是画蛇添足，而是针对语言学界对这一可喜成果长期以来不理不睬而发的。
6.最后，要说一说本书编写体例上的特点。本书的行文，条理清楚，简洁明白。词条、注音、词性、释义、例句，无不反映这个特点。没有冗杂的解释，也不用花样翻新招徕读者，而是实实在在为读者介绍知识。这一问题，看似简单，但今天做起来也不容易。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此书就像董先生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招人喜爱。听说本书书名原来本叫《简明北京口语词典》，后来根据责编的意见，删掉了太多的口语词，才改成了现名。
7.有关北京话的工具书，已经有二十余年没有新著问世了。当初立项的时候，出版社认为，再编写这样一部工具书很有必要。不过，编写出来，要能反映新的研究成果，要能反映新的语言实际；“前修未密”是必然的，而我们要做到“后出转精”。我认为董树人先生很好地做到了上述各点。本书在继承前辈成果的基础上，收录了被前贤疏忽的一些词语，纠正了一些词语的误释和误写，也收录了一定量的新词。从中可以看出本书的成绩。
但是，像任何事物优点、缺点并存一样，本书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如：(1)不管是不是北京话用法，只要是《现代汉语词典》中有的义项就不收。这样一刀切处理问题的办法是不是不好。作为工具书，为了避与《现汉》重，就只收现代汉语词典没有的义项，舍弃一些北京话的常用义项，就会使人觉得用法收得不全，没有反映北京话的用法全貌。不知道作者以为如何？提出来同作者及广大读者商榷。(2)城区、近郊、远郊的词语一齐收，固然有读者查找的方便，并且可以记录一些词语，为后人查看反映京郊的文献提供便利；但属于河北方言的一些词语进入本书已不可免，对专门把它作为研究北京话的专书而使用的人是不利的。(3)大概由于作者年长的缘故吧，给人的感觉是，本书收录的今天北京人不怎么用的词语偏多，而现在青年人中大量使用的新词语却较少。这是今后再版时应该注意的。
虽然如此，瑕不掩瑜，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好书，一部有分量的书，是二十余年来研究北京话的又一重大收获。
（通讯地址：300072 天津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并且在历史上曾经五代为都，因此，北京方言有其独特的地位。近世以来，由于推广国语、推广普通话的缘故，北京话更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研究北京话的文章及专著层出不穷。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专著就有十余部，这当中以金受申、陈刚、徐世荣等先生的著作分量最重。金先生的著作出版较早，印数较少，目前已很难见到。陈先生的著作，因拼音编排上一般人不习惯，觉得检索困难，当时就只在一般学者中流行，广大读者不欢迎那种编排形式。徐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90年，离现在最近，影响也比较大。因作者是地道的北京人，所以对一些词语的解释得心应手，缺点是在一些词语的解释上显得烦琐些，有的地方像需进一步加工的资料卡片。
相比于上述著作，我觉得董树人先生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有如下特点。
1.以往的一些北京话著作，只收北京城区的一些土词土语，不收郊区词语。大概那是当时北京市较小的缘故。1956年以后，先后有河北省的多个县并入北京市，北京的人口和面积得到了空前的扩充，北京大多了。基于此点，再那样反映北京话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因此，《新编北京方言词典》既收录城区词语，也收录郊区词语，甚至收录了属于北京方言片的词语，我想这是符合当今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需要的。事实上，人们心目中的北京，再也不是解放初期的北京，而是今天的大北京了。作家刘绍棠是通州人，写作多以大运河两岸的农村为背景；作家浩然祖籍河北省丰润县，写作多以京东农村为背景，可他们著作中的词语，大量被研究北京话的文章所引用。所以，今天编写北京话词典，必须重视郊区一些特有的词语。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2.基于同一理由，本书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农业、农村词语，这也是同类书所仅见的。耕耩锄刨、打尖儿、捋裤腿儿、翻秧、肥田粉、卫生田、爪镰、供鍁、拿楼、布粪、看秋、落穰等。这些词语，研究北京话的著作不收，研究河北方言的著作也不收，任由它们自生自灭，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把它们收在工具书中，是一种抢救，对将来人们阅读反映京郊生活的作品，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3.由于作者对民俗有浓厚的兴趣，本书收入民俗方面的词语较多。如“殃榜”“送三”“吊纸”“孝头”“浆汁筲”“倒头饭”“倒头纸”“催妆”“过礼”“喜歌儿”等。北京地区有结婚、孩子满月、打井、上梁等喜事时，行乞人员前来念喜歌儿讨要的习俗一直流行到解放初期，可是以前的北京话词典对这没有反映。董树人先生的《新编北京方言词典》却记录了念喜歌儿是怎么回事，这不但对阅读晚近反映北京市井生活的作品有帮助，对研究北京地区的民俗历史也很有好处。再如北京有一句俗语“我可叫了王承恩了”，有时在一些老年人的口中还能听到，意思是“我可没办法了”。以前的北京话词典也有收录，但解说不详，看了以后，我们依然不清楚它的来源。董树人先生根据相关史书记载，给出了两种来源：一说来源于明末国库空虚，太监王承恩代表朝廷向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去索捐，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向王承恩纷纷叫苦哭穷；一说来源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前喊王承恩“可怎么办？”。两种说法都有道理。语言既反映现实，也反映历史和文化，从在北京话中存留了三百七十多年的这句俗语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道理。
4.编写一部方言词典，既要对所收录的词语进行恰当的释义，又要能够对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认为，董著很出色地做到了这点。
北京话中，火柴有两种说法：取灯儿和起灯儿。说取灯儿的人多，说起灯儿的人少。它们是什么关系，没有人说过，董先生却明确地指出，“取”是“起”的音变。“哭穷儿”还有一种说法叫“苦穷儿”，后者说的人虽然极少，但却可能是最初的说法，“哭”很可能是“苦”的误说。这从“哭穷儿”的解释“诉苦装穷”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瞎话”个别人说成xiáhuà,这个xiáhuà,董树人先生认为可能就是“假话”。因为“假”在古代本来就有三读jiǎ、jià和xiá。说不定xiá古代就有“虚假”义，只是辞书没有记录而已。
5.编写一部词典，要能够反映当前的研究成果。董著很好地做到了这点。如作为北京话第二人称的“您”，一般工具书的解释不外乎：①表示尊敬，用于尊长；②表示客气，多用于陌生人之间。董先生给出了第三个义项“在两性之间，表示距离”。这一解释就是吸收了上个世纪末语言学家研究北京话的成果。“蛛丝马迹”中的“马”，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南开大学的古汉语教师就给学生讲，“蛛丝马迹”中的“马”，指“灶马”，因为只有“蜘蛛”跟“灶马”并列，才合情合理。可这种意见，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一些工具书照样把“马”解释成拉车拉犁、供人骑驭的“马”。前几年，山西一位语言学学者作为发明又提出了这一看法，不知这次是否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董先生在注释“灶马”一词时，加了一句，“蛛丝马迹”中的“马”，就是指“灶马”。这种解释不是画蛇添足，而是针对语言学界对这一可喜成果长期以来不理不睬而发的。
6.最后，要说一说本书编写体例上的特点。本书的行文，条理清楚，简洁明白。词条、注音、词性、释义、例句，无不反映这个特点。没有冗杂的解释，也不用花样翻新招徕读者，而是实实在在为读者介绍知识。这一问题，看似简单，但今天做起来也不容易。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此书就像董先生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招人喜爱。听说本书书名原来本叫《简明北京口语词典》，后来根据责编的意见，删掉了太多的口语词，才改成了现名。
7.有关北京话的工具书，已经有二十余年没有新著问世了。当初立项的时候，出版社认为，再编写这样一部工具书很有必要。不过，编写出来，要能反映新的研究成果，要能反映新的语言实际；“前修未密”是必然的，而我们要做到“后出转精”。我认为董树人先生很好地做到了上述各点。本书在继承前辈成果的基础上，收录了被前贤疏忽的一些词语，纠正了一些词语的误释和误写，也收录了一定量的新词。从中可以看出本书的成绩。
但是，像任何事物优点、缺点并存一样，本书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如：(1)不管是不是北京话用法，只要是《现代汉语词典》中有的义项就不收。这样一刀切处理问题的办法是不是不好。作为工具书，为了避与《现汉》重，就只收现代汉语词典没有的义项，舍弃一些北京话的常用义项，就会使人觉得用法收得不全，没有反映北京话的用法全貌。不知道作者以为如何？提出来同作者及广大读者商榷。(2)城区、近郊、远郊的词语一齐收，固然有读者查找的方便，并且可以记录一些词语，为后人查看反映京郊的文献提供便利；但属于河北方言的一些词语进入本书已不可免，对专门把它作为研究北京话的专书而使用的人是不利的。(3)大概由于作者年长的缘故吧，给人的感觉是，本书收录的今天北京人不怎么用的词语偏多，而现在青年人中大量使用的新词语却较少。这是今后再版时应该注意的。
虽然如此，瑕不掩瑜，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好书，一部有分量的书，是二十余年来研究北京话的又一重大收获。
（通讯地址：300072 天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