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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在2010～2012年期间为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依托河北大学成立了近40家动漫公司。两三年后这些公司全跑到北京去了
文化，对于中国城市的未来已经成为一个大命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主持的《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2015）》于日前发布。
在选择“参评城市”的时候，范周发现，“城市文化竞争力一定要和城市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经济发展对推动城市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基础，考量了好多国际化的城市也基本上都是这么一条道路。”
这份“文化家底报告”涉及36个城市，主要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通过样本抽查发现，“确实是这样，城市文化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非常相符。”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既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也是文化竞争力最为强大的地方。
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提给了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缺乏城市文化竞争力的诸多要素，它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寻找符合自己特点的文化发展之路。
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组成？
范周：竞争力是相关方在某一领域的能力、实力，城市文化竞争力是城市在文化方面的能力，是实力综合呈现的结果。我们设计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相关核心要素时，首先将城市文化竞争力作为文化综合评价体系来衡量，试图揭示城市文化发展的综合能力和整体实力。
我们认为城市文化竞争力主要体现为城市特有的文化风貌、文化发展活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能力以及文化管理能力。
根据这些内涵，我们提炼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五大核心要素，即文化禀赋要素、文化经济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文化潜力要素和文化交流要素。这核心要素分别代表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竞争，并且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要素有何不同的意义？
范周：比如说，硬要素就是文化禀赋要素，这是城市文化竞争力最初规模形成的基础，也就是文化资源。北京、上海、广州都比深圳有优势。
文化管理要素就是软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是城市文化发展规模上升时的推动力，也就是文化资源开发管理阶段。
在这方面，排在前面的城市中深圳最有代表性。它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文化管理，包括文化设施的投放、各种文化软件开发，都做得较好。深圳很早就有自己的城市交响乐团、全民读书活动。深圳最早的引进人才当中，把引进文化人才当成引进科技人才来对待。
文化经济要素属于硬要素。城市发展成熟并且形成规模时，文化创造财富的阶段特征就非常明显。
北京市2015年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在GDP中占到了13.1%，即使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这个占比也非常高，仅次于纽约，远高于伦敦、巴黎。
文化潜力要素是软实力。城市的规模扩大、再发展时，其长远的价值能够反哺文化发展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竞争力，对外影响力是否也为比较重要的一面？
范周：除了内部要素，城市文化还有开放的一面。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从城市文化产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角度来考量竞争力的大小和强弱。诸如文化传播要素、文化开放要素等也被考虑进来了。
最明显的就是上海。上海不是首都，但是上海的国际文化影响力很明显，被称作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文化开放程度很高，表现出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对外传播的途径、内容和效果以及城市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和吸引力等，这样就构成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外生化的过程，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城市的文化竞争力是从内生到外生的一个拓展，也构成了我们对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模型的基本构架。
除了以上的城市，武汉、南京，包括重庆，都是包容性特别强的城市。重庆是个码头城市，处于三江汇流处，在码头文化的影响下，城市的包容性非常强。不管巴文化还是蜀文化，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生存点。
这种文化，往小来看，是对城市文化建设有很好的基础;往大看，凡是这种包容性很强的地区，它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富有动力。
大城市有文化虹吸效应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概况有何总结？
范周：竞争力水平差异很大，呈现出层级化特点，像台阶一样。
第一个特点，就是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水平非常依赖城市整体的综合实力。这个综合实力包括区位、交通、资源、经济、环境等因素。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中，区域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由此形成了特定的区位条件。
有的城市地处西部，交通不便利。还有的城市虽然很古老，是六朝古都、十三朝古都，但老百姓还没有闲钱去进行大量文化消费。
也有的地区，城市人口的流失非常严重，东北三省表现得尤为突出。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人们都朝着南方或者东部沿海城市跑了。这样一来，区域城市活力就降低了。一个村子里，劳动力都跑了，村庄空心化。一个城市也是一样，大学生培养出一个就变成人家的了。
这样一来，边疆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经济发展中没有快速崛起的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滞后现象。
相反，像北京、上海以及广州这些城市，大家一边骂，但就是不走。为什么不走，它有资源、有核心竞争力，想干什么就有可能干成什么。
城市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大城市在资源和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优势？
范周：第三个特点就是，直辖市和一线城市文化竞争力具有绝对优势，发展的势头非常猛。要素在向这些城市流动，中小城市的文化发展空间和人才资源不断减少，从而形成了强者更强、弱者愈弱的发展现状。
2016年5月11日，读者在安徽制陵新华书店看书
比如河北、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就有虹吸效应的体现。
最典型的是河北省保定市。保定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为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依托河北大学成立了近40家动漫公司。两三年后这些公司全跑到北京去了。做动漫要找上游、下游，要和产业链结合在一起，但是保定这些都没有。
说中国现在文化产业遍地开花，其实是没有道理的，还是要相对集中在有些地区，要有聚集效应。
要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总体看，中国城市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趋势？
范周：我们有这么几个判断：首先，城市文化发展目标和城市的定位将逐渐明晰。也就是说每个城市的文化定位，是城市根据自身的文化条件，确立城市在未来区域发展和世界竞争当中的目标。
科学的文化定位能够突出城市的差异性优势，形成城市的文化个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所以政策措施则是这些城市文化理念和目标定位的具体化，同时为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梳理资料时，我们发现，许多城市都愿意把自己的定位做得“高大上”。比如说中国叫国际化城市的，我们算了算大概有近百个，但肯定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有国际化定位的城市也就那么三五个，小的国家可能就一个。
还有一些城市在定位当中想要“大而全”。应该在区域当中把定位搞清楚。比如，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与包头是什么关系？在辽宁，大连和沈阳是什么关系？在福建，福州和厦门是什么关系？其实福州是政治中心，而厦门则是经济中心，也更是文化中心。城市定位清晰对于城市发展非常重要。
这些年来，城市的文化定位可以说是越来越清楚。发展得较好的地区一定和文化定位是有关系的。这样的方法论可以推而广之。不能求全，但要求有特色。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大而全”的定位，可能代表了城市对于文化发展的期望，现在发展文化产业好像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路径？
范周：其实第二个趋势就是经济功能日益凸显。每个城市都在谋划自身的综合实力时，非常注重和经济活力之间的关联——比如说文化产业、新媒体产业、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等。这时，就会发现深圳的设计能力非常强，成都的工艺品特别发达，西部城市贵阳，突然间冒出来大数据中心。
第三，政府的作用要不断增强。最近正在审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建设中，政府一定要起主导作用，要统筹各种资源，为文化建设做好支持性的工作。
政府的支持在文化管理上要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文化投入到底占多少。比如，在最好的区域拿出来是做写字楼赚钱，还是做市民的休闲广场？
现在城市管理者也开始知道，把最好的资源配给文化。政府在文化建设当中，不单是投资、法制建设、提供配套资源，还有观念的转变。
文化生态“看得见摸得着”
2014年5月29日，深圳音乐厅，贽城交响乐Ⅲ和深圳交响乐团的演奏家联合排练交响乐《人文颂》
《瞭望东方周刊》：现状之下，城市文化发展的可行性路径有哪些？
范周：一是科学制定城市的发展规划，创造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我们经常说，一个地区的风气怎么样，其实指的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内蒙古人见面就喝酒，喝不醉不算好，这就是文化生态中的酒文化。还有的地方，讲什么事，一定要说一说站起来唱，也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文化生态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现在很多城市叫作“有经济没文化”。这就需要在文化生态上多做工作。
其次是大力发展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强文化市场活力，这是文化建设很关键的。基本温饱解决后，就要解决精神需求。所以中国这几年的公共文化需求的消费增长速度非常快。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统计数字，人均文化消费已近千元，而在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实际消费肯定远远高于这个数据。
《瞭望东方周刊》：欠发达地区的城市文化发展，有何不同的路径？
范周：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文化辐射和带动作用，产生创新扩散效应。有一些城市确实在文化影响力上有辐射，所以中央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就解决了两个中心城市对河北地区的辐射问题，甚至还包括对辽宁、山东和山西等地方的辐射地理影响。
第四是加大财政资金对文化投入的力度，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保障。满足老百姓的基本文化需求，目前东部基本上达标，中部正在建设，西部的欠账非常大，要加大投入。
第五是塑造城市精神及其文化品牌，加强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每个城市的文化品牌还是要定位准，要聚焦。
我下去调研时，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城市的领导都会给你讲半天，我说你讲了半天，人们能记住什么？他自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
我在承德挂职做了两年副市长，承德是什么文化？就是避暑山庄文化，不能把承德跟草原文化也沾上。人们想去草原，肯定直接想到内蒙古，而不是承德。
文化，对于中国城市的未来已经成为一个大命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主持的《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2015）》于日前发布。
在选择“参评城市”的时候，范周发现，“城市文化竞争力一定要和城市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经济发展对推动城市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基础，考量了好多国际化的城市也基本上都是这么一条道路。”
这份“文化家底报告”涉及36个城市，主要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通过样本抽查发现，“确实是这样，城市文化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非常相符。”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既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也是文化竞争力最为强大的地方。
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提给了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缺乏城市文化竞争力的诸多要素，它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寻找符合自己特点的文化发展之路。
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组成？
范周：竞争力是相关方在某一领域的能力、实力，城市文化竞争力是城市在文化方面的能力，是实力综合呈现的结果。我们设计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相关核心要素时，首先将城市文化竞争力作为文化综合评价体系来衡量，试图揭示城市文化发展的综合能力和整体实力。
我们认为城市文化竞争力主要体现为城市特有的文化风貌、文化发展活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能力以及文化管理能力。
根据这些内涵，我们提炼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五大核心要素，即文化禀赋要素、文化经济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文化潜力要素和文化交流要素。这核心要素分别代表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竞争，并且是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要素有何不同的意义？
范周：比如说，硬要素就是文化禀赋要素，这是城市文化竞争力最初规模形成的基础，也就是文化资源。北京、上海、广州都比深圳有优势。
文化管理要素就是软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是城市文化发展规模上升时的推动力，也就是文化资源开发管理阶段。
在这方面，排在前面的城市中深圳最有代表性。它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对文化管理，包括文化设施的投放、各种文化软件开发，都做得较好。深圳很早就有自己的城市交响乐团、全民读书活动。深圳最早的引进人才当中，把引进文化人才当成引进科技人才来对待。
文化经济要素属于硬要素。城市发展成熟并且形成规模时，文化创造财富的阶段特征就非常明显。
北京市2015年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在GDP中占到了13.1%，即使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这个占比也非常高，仅次于纽约，远高于伦敦、巴黎。
文化潜力要素是软实力。城市的规模扩大、再发展时，其长远的价值能够反哺文化发展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竞争力，对外影响力是否也为比较重要的一面？
范周：除了内部要素，城市文化还有开放的一面。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还需要从城市文化产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角度来考量竞争力的大小和强弱。诸如文化传播要素、文化开放要素等也被考虑进来了。
最明显的就是上海。上海不是首都，但是上海的国际文化影响力很明显，被称作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文化开放程度很高，表现出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对外传播的途径、内容和效果以及城市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和吸引力等，这样就构成了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外生化的过程，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城市的文化竞争力是从内生到外生的一个拓展，也构成了我们对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模型的基本构架。
除了以上的城市，武汉、南京，包括重庆，都是包容性特别强的城市。重庆是个码头城市，处于三江汇流处，在码头文化的影响下，城市的包容性非常强。不管巴文化还是蜀文化，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生存点。
这种文化，往小来看，是对城市文化建设有很好的基础;往大看，凡是这种包容性很强的地区，它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富有动力。
大城市有文化虹吸效应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概况有何总结？
范周：竞争力水平差异很大，呈现出层级化特点，像台阶一样。
第一个特点，就是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水平非常依赖城市整体的综合实力。这个综合实力包括区位、交通、资源、经济、环境等因素。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发展中，区域之间发展非常不平衡，由此形成了特定的区位条件。
有的城市地处西部，交通不便利。还有的城市虽然很古老，是六朝古都、十三朝古都，但老百姓还没有闲钱去进行大量文化消费。
也有的地区，城市人口的流失非常严重，东北三省表现得尤为突出。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人们都朝着南方或者东部沿海城市跑了。这样一来，区域城市活力就降低了。一个村子里，劳动力都跑了，村庄空心化。一个城市也是一样，大学生培养出一个就变成人家的了。
这样一来，边疆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经济发展中没有快速崛起的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滞后现象。
相反，像北京、上海以及广州这些城市，大家一边骂，但就是不走。为什么不走，它有资源、有核心竞争力，想干什么就有可能干成什么。
城市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理解大城市在资源和核心竞争力方面的优势？
范周：第三个特点就是，直辖市和一线城市文化竞争力具有绝对优势，发展的势头非常猛。要素在向这些城市流动，中小城市的文化发展空间和人才资源不断减少，从而形成了强者更强、弱者愈弱的发展现状。
比如河北、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就有虹吸效应的体现。
最典型的是河北省保定市。保定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为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依托河北大学成立了近40家动漫公司。两三年后这些公司全跑到北京去了。做动漫要找上游、下游，要和产业链结合在一起，但是保定这些都没有。
说中国现在文化产业遍地开花，其实是没有道理的，还是要相对集中在有些地区，要有聚集效应。
要把自己的定位搞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总体看，中国城市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趋势？
范周：我们有这么几个判断：首先，城市文化发展目标和城市的定位将逐渐明晰。也就是说每个城市的文化定位，是城市根据自身的文化条件，确立城市在未来区域发展和世界竞争当中的目标。
科学的文化定位能够突出城市的差异性优势，形成城市的文化个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所以政策措施则是这些城市文化理念和目标定位的具体化，同时为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梳理资料时，我们发现，许多城市都愿意把自己的定位做得“高大上”。比如说中国叫国际化城市的，我们算了算大概有近百个，但肯定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有国际化定位的城市也就那么三五个，小的国家可能就一个。
还有一些城市在定位当中想要“大而全”。应该在区域当中把定位搞清楚。比如，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与包头是什么关系？在辽宁，大连和沈阳是什么关系？在福建，福州和厦门是什么关系？其实福州是政治中心，而厦门则是经济中心，也更是文化中心。城市定位清晰对于城市发展非常重要。
这些年来，城市的文化定位可以说是越来越清楚。发展得较好的地区一定和文化定位是有关系的。这样的方法论可以推而广之。不能求全，但要求有特色。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大而全”的定位，可能代表了城市对于文化发展的期望，现在发展文化产业好像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路径？
范周：其实第二个趋势就是经济功能日益凸显。每个城市都在谋划自身的综合实力时，非常注重和经济活力之间的关联——比如说文化产业、新媒体产业、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等。这时，就会发现深圳的设计能力非常强，成都的工艺品特别发达，西部城市贵阳，突然间冒出来大数据中心。
第三，政府的作用要不断增强。最近正在审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建设中，政府一定要起主导作用，要统筹各种资源，为文化建设做好支持性的工作。
政府的支持在文化管理上要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说文化投入到底占多少。比如，在最好的区域拿出来是做写字楼赚钱，还是做市民的休闲广场？
现在城市管理者也开始知道，把最好的资源配给文化。政府在文化建设当中，不单是投资、法制建设、提供配套资源，还有观念的转变。
文化生态“看得见摸得着”
《瞭望东方周刊》：现状之下，城市文化发展的可行性路径有哪些？
范周：一是科学制定城市的发展规划，创造良好的生态文化环境。我们经常说，一个地区的风气怎么样，其实指的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内蒙古人见面就喝酒，喝不醉不算好，这就是文化生态中的酒文化。还有的地方，讲什么事，一定要说一说站起来唱，也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文化生态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现在很多城市叫作“有经济没文化”。这就需要在文化生态上多做工作。
其次是大力发展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强文化市场活力，这是文化建设很关键的。基本温饱解决后，就要解决精神需求。所以中国这几年的公共文化需求的消费增长速度非常快。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统计数字，人均文化消费已近千元，而在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实际消费肯定远远高于这个数据。
《瞭望东方周刊》：欠发达地区的城市文化发展，有何不同的路径？
范周：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文化辐射和带动作用，产生创新扩散效应。有一些城市确实在文化影响力上有辐射，所以中央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就解决了两个中心城市对河北地区的辐射问题，甚至还包括对辽宁、山东和山西等地方的辐射地理影响。
第四是加大财政资金对文化投入的力度，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保障。满足老百姓的基本文化需求，目前东部基本上达标，中部正在建设，西部的欠账非常大，要加大投入。
第五是塑造城市精神及其文化品牌，加强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每个城市的文化品牌还是要定位准，要聚焦。
我下去调研时，经常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城市的领导都会给你讲半天，我说你讲了半天，人们能记住什么？他自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
我在承德挂职做了两年副市长，承德是什么文化？就是避暑山庄文化，不能把承德跟草原文化也沾上。人们想去草原，肯定直接想到内蒙古，而不是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