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想起了一段往事。
　　前些年，我当时还是陕西卫视“开坛”栏目的主持人，参与了以金庸为旗帜的“华山论剑”系列活动。当时海内豪俊莫不奔走相告，涌于华山一睹金庸侠范。在形形色色人物的拥簇下，老先生平生第一次登临他多次描写到的华山绝顶，当然是借助缆车和滑竿。
　　非常幸运，我得以近距离访问金庸，询问了一些我对他困惑已久的问题，包括他父亲的死对他的影响。金庸确实不善谈吐，讲话很慢，但是每一句条理都很清晰，很有逻辑。在整理出来之后，特别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他是真诚的。感谢他当时把我当作可以坦诚讲心里话的人。

中国人的精神还乡

　　郭宇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武侠小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品类，您当时为什么选择“武侠”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金庸：最早我一人孤身远离家乡，在香港，写一些大家都爱看的东西，也是为了谋生。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从小就爱看《七侠五义》这样的武侠小说，觉得很好玩。
　　我也喜欢西洋音乐和油画，但我更喜欢中国古乐和山水画，我很眷恋古典中国的美，中国人骨子里喜欢中国的东西，这没有办法。
　　郭宇宽：古人说“侠以武犯禁”，今天有些知识分子认为武侠小说所传达的精神内涵是和现代法制精神相违背的，您如何看待？
　　金庸：当时没有太多考虑评论界的观点，主要看社会影响，能吸引大家，让老百姓觉得好看。我的小说里也一直对下层社会很关注，特别是那种远离高高在上的庙堂的生活。
　　郭宇宽：您说得很谦虚，说是为了好看，可我们看您的小说常会被打动，不仅仅因为好看，更是因为看您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种高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的追求，想必也寄托了您的抱负。
　　金庸：是的，我一直敬佩历史上那些舍生取义、坚持理想的英雄，非常执著地追求信义，为了守信和道义不惜牺牲生命。遗憾自己有时候也做不到，为此我经常感喟，现在这种人太少了。但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中国人历史中有这样的人物，这些值得我们向往的人物。所以我在小说里创造一个现实中不大可能的世界，即是安慰自己，发怀古之幽思，也想借一支笔，记录传达中国人灵魂中曾经有过的美好情怀。
　　郭宇宽：有很多读者对您封笔都感到遗憾，还有人觉得好奇，您的作品中塑造了这么多顶天立地的拔尖人物，让人荡气回肠，可为什么在封笔之作中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人物？有些猥琐，在对自己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才讲一点义气，却在官场人生都处处逢源的主人公形象。这是否出于对民族性的悲观？
　　金庸：我生活在香港，每天看到和接触到很多中国同胞，内地当然也有，他们物欲很强烈，没有信念和原则，整天吃喝嫖赌，不正经做事，说话不算数，讲一套做一套，有好处就投机，当然也不是没有可爱的一面。
　　我们中国男人是不是骨子里就是这样？我有些担心，心里很不舒服，我写韦小宝实际是要揭露这种人，基本是否定的，有反思批判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学。但是我没有把他塑造得很丑陋、很倒霉，叫大家一看就讨厌，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郭宇宽：把您各时期的创作连贯在一起看，会发现您比如在国家民族观、道德正义观方面，您一直在变化或者说修正自己。那么您怎样看待您早期的作品，比如《书剑恩仇录》？
　　金庸：很惭愧，这是我年轻时的作品，很多道理我还没有真正懂得，老实说有一些大汉族主义，以为只有汉族才是正统，杀其他的民族是杀鞑子，好像汉族的好汉才是英雄。还有以为正邪是绝对对立的，君子杀小人就是天经地义。这些观念是狭隘的，后来我对历史有了一些理解，渐渐才明白这些道理，不希望看我小说的人有这样的偏见，所以在我后来的小说里都努力避免。
　　郭宇宽：从您的小说中我们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中国文化之美，有人把您的作品视作对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一次回眸，为什么这次回眸偏偏是在香港这个殖民地的文化孤岛上完成的？
　　金庸：我是从内地过去的，从小读的是中国的书，我的根在内地。在香港生活以后，远离故土，那个时候和内地交流不方便，只是远远地看到内地发生的一切，害怕文化的根断了，也有一种忧患在里面。只有用小说寄托对故土延绵不绝的思念和乡愁，也许是离得越远这种情感反而越强烈。

現代社会的侠义精神

　　郭宇宽：您的作品给人以幻想的空间，一个善良的人得高人传授剑术，或者意外获得武林秘笈，有了盖世武功从而能锄强扶弱，替天行道，那么现实社会中一个没有武功的人，甚至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如何行侠义之道？
　　金庸：没有武功的人也要有一颗正义的心，街上有歹徒行凶欺负弱小，就算打不过，也应该站出来。我原来也是当记者的，我相信做一个记者要敢说真话，除非你不干这行，否则要替弱势群体说话，当有看不过的事发生要有责任心指出来。主持公道，打抱不平。
　　“降龙十八掌”、“独孤九剑”这样的武功是虚构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功夫，要做一个有侠义精神的人，会不会武功不是关键。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我很佩服，她一个弱小女子（指的是刘姝薇），是一个学校的老师，发现一个很有背景的大公司发表年报是假的，骗股东的钱，她就指出来，揭露它。她也没有很多钱，别人要收买她她不理，恐吓威胁她也不后退，倾家荡产都要拼到底，最后把那个大公司拉下马。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多一点。
　　郭宇宽：在个人精神领域怀着侠义心肠相对比较容易，政治生活常常需要妥协和交易，身在其中，一个人无法抱着理想主义率性而为，您的作品中英雄人物最终结局常常不是杀身成仁就是退隐江湖，远离政治。我想这是否也有您自身精神困境的写照？
　　金庸：圆满的人生是很难的，如果参与政治之中，最起码要讲公道，不能恃强凌弱，要讲是非，谁对，谁不对。掌握力量的人不应当欺压弱小，靠暴力主宰秩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为那些不幸的人感到难过，对那些欺凌别人的事非常愤怒。 　　郭宇宽：我在读《笑傲江湖》时，从中体会出很多对于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残酷丑陋的反思，深刻揭露了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其中很多描写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地说，是一一对应影射以前上演过的一幕幕荒诞剧。但据我所知，您在以前各种公开场合都不承认自己的小说里有影射，让大家不要朝这方面想，当作是巧合。我想认真地请教您，这到底是一种明哲保身、回避政治风险的圆滑，还是别有考虑？
　　金庸：这件事有一个背景，从理智上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文学要和现实、政治保持距离，要描写永恒的人性，我认为小说毕竟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写《笑傲江湖》的时候，“文革”正在内地发生，香港也很动荡，白天我在报馆办报纸还要写评论，我每天从各种途径了解关注内地发生的一切，那种丑陋的事在上演，毕竟是自己的故土，不仅悲痛而且愤怒。晚上坐到书桌前写小说的时候，总想静下来，但可能是我下笔时控制不住自己，把这种情绪和思考流露于笔端。

秩序与天下太平

　　郭宇宽：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除了传统的恩怨情仇发掘到了极致，您对于自由、权力和人性的关系也有很多开创性的深入思考。可是到了《鹿鼎记》，您突然封笔，是否意味着您无法超越自己？假设上天再给您时间和激情，您觉得还有待开发的思想资源来源何方？
　　金庸：我的小说表现了很多个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己的作品还有一点遗憾，就是秩序这个主题我涉及得比较少，一个国家光有自由是不够的，光有秩序也不行，特别是如何处理好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学问的人来一起研究思考这个问题。
　　郭宇宽：有一个谜一直使我困惑，想请您回答。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您的家庭在内地遭到很多磨难，您的父亲查枢卿先生作为一个地主被镇压。可是长期以来您在香港都被视为“亲中共人士”，特别是在参与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更是顶住误解的压力，您是如何走出和超越这段阴影，您的信念是什么？
　　金庸：我父亲是一个和善的人，只是生在这样的家庭，继承了一份家业，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当时听到他的事情，我很难受，在香港痛哭了很久，半年多才恢复过来。但我没有恨，因为我已充分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的大動荡，里面难于避免很多悲剧。在那个年代受伤害的不仅我的爸爸，在过去的战乱年代很多穷人骨肉分离、妻离子散，他们有更多的苦。
　　我后来这些年来，一直都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尽管它也走过曲折的道路。这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它让国家强大不再受外国的侵略，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些大方向都是对的。
　　郭宇宽：您现在在大学当教授，令很多人遗憾地不写小说改为研究历史，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安身立命之所？
　　金庸：这些年来一些朋友对我的小说评价比较高，过奖了，其实没有那么好。早年实在工作太忙，我自己想偿还一个遗憾，希望能多读一些书，最好去学校里，多研究一点问题，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果说有什么愿望，我盼望我们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老百姓都能有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