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从普拉达到纳达》（又名：《小姐好穷》）讲述了一对出生富裕的姐妹和父亲一起在比佛利山过着极度奢华享受的生活。然而父亲的突然离世，姐姐诺拉和妹妹玛丽一夜之间家道中落，她们搬到姑姑奥莉亚位于洛杉矶东部的一个拉丁裔人为主的社区的房子当中，慢慢去适应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却在贫瘠的物质生活中收获了亲情与爱情。
　　电影因其青春靓丽的演员，时尚夺目的时装，轻松快乐的爱情而受到好评，当然也有观众认为过于典型的类型化模式，及剧作上的硬伤而使得该影片徒有其表。但是在其炫目的外包装下，折射出当今社会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观，影片通过主人公生活态度和方式，来思考消费社会中符号、身份及差异对消费者的作用。
　　符号化的拜金生活
　　自工业革命的推动，从“有闲消费”到“炫耀性消费”，再到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消费已经逐渐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化，并且，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建立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体系，消费品具有了象征意义。因而消费系统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消费者使用的是物的符号价值，来凸显自身的价值，消费者企图从商品中获得的并不是客观具体的需求，而是一种商品的符号价值赋予他们的地位身份和意义。
　　电影中妹妹玛丽在父亲去世前处于购物聚会为主的拜金生活当中，当她变为穷人，姑妈卖掉了她的宝马车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对于玛丽的不满意，姑妈说“它可以带你到一样的地方”然而玛丽却认为“那个地方不会欢迎我”。在此，玛丽所要消费的并不是宝马车这样一件商品或是宝马车的使用价值，而是宝马车与二手车之间的差异，是宝马车这件商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带来的优越感。
　　玛丽拒绝自己与生俱来的墨西哥血统，从影片的开头她就表达了对墨西哥国歌、乡村音乐的抵制，认为它们很俗气。父亲去世后，姐妹俩不再富有，玛丽企图通过钓金龟婿的方式回归自己以往的生活，她向公子哥助教介绍自己的方式是十分符码化的，她说她喜欢“Poem，Pasta and Prada”（诗歌、意大利面和普拉达） 因为这是她“Americanization”（美国化）生活方式的体现。在一切都已经商品化的消费社会当中，主人公所生活的已经是一个由商品所构成的完全由符号主导的系统当中，人的行为言语思想都受到符号的影响，不是人去主宰这个系统，而是系统控制人。符号对人的控制，是一种比剥削更为隐蔽和巧妙的控制手段，在这种控制下，玛丽的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出现了偏差，甚至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明明父母都是墨西哥人的玛丽却说自己是美国人，由此看出，人的社会关系被物化，生存状态也随之异化。
　　品味差异到阶级差异
　　由消费品本身所有的符号价值渗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剥削更能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控制意识形态。文化消费的模式来可以用来表示与维护社会的区分，其文化消费包括精神和物质的文化消费，具体来讲包括以高雅音乐，戏剧为代表的正统范围，以电影为代表的准正统范围，还有以时尚、食物等为代表的任意的范围。因此消费活动可以体现消费者阶级地位，并且形成特定的消费品味。电影中，人物主要集中于任意范围层面的文化消费，剧中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消费选择。如得知自己成为穷人后，玛丽说以后没有高蛋白低卡食物了，只有穷人吃的碳水化合物，姑妈带着玛丽去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她问店员食物的脂肪含量是多少，这些是她之前的阶级惯习形成的消费品味。正如曾经她们父亲样子的园艺被运到姑妈家门口时，那里的人认为这是“有钱人的玩意”。不仅如此，在同一阶级内部，其惯习也是不同的，妹妹玛丽选择奢侈品，而姐姐诺拉选择读书，用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
　　影片展示了这对已经习惯富裕生活的姐妹，在突然变穷之后生活和心理的转变过程。由接受美国文化到接受墨西哥文化，对墨西哥人身份的接受一方面来源于经济地位的改变。消费作为获得社会地位、与其他阶级相区分的手段，在其失去高消费能力的同时，社会地位的优越感也就消失了，为了生活，她们不得不接受姑妈的帮助，住在拉丁裔居住区，被迫讲西班牙语、吃墨西哥菜。但是在另一方面，接受墨西哥人的生活习惯和品味也是对于她们自身所属阶层的认识和巩固，逐渐对墨西哥文化消费品味的选择成为一种惯习，通过惯习的作用改变了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位置，这样阶级差异得到巩固。之前拒绝墨西哥文化的玛丽不再是被动的去接受自己是墨西哥人的现实，而是在公开的订婚宴上和自己的嫂子说自己是墨西哥人，同自己的哥哥讲西班牙语。这一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是一种文化回归和身份认同的归位。而这种身份认同归位的实际来源是其经济地位的变化引起的消费模式的改观，显示了文化消费行为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阶级差别虽然是一个经济上的范畴，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当经济上的支配和主导地位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意即文化的支配与社会层级体系，社会阶级差异确立及正当化。
　　当今社会的文化消费
　　同样作为以时尚为包装的电影，《从普拉达到纳达》与《穿普拉达的恶魔》等标榜时尚的影片有诸多相似之处，都表达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消费所代表的社会差别的一种崇拜。
　　两部电影在结尾时都有一种回归，这种回归在本片片名中的两个关键能指“Prada”（普拉达）和“Nada”（纳达）即得到呼应。“Prada”是意大利著名的奢侈品品牌，但是在消费社会中其所指已不仅仅是一件商品，与此同时还进行着它所具有的象征和代表意义的消费，来显示社会差异。而“Nada”则来源于西班牙语“Nothing”，影片的题目用这样一个西班牙的语汇，意在表明一种由消费美国文化占主导的生活向去美国化的转变，是放弃物质消费的回归，也是身份认知和自我文化回归。
　　而这种文化回归，看似返璞归真的背后是长期的消费桎梏带来的困境，影片的结尾主人公迎来了精神上的富足，这种结尾与其说是显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仍有真善美的存在，不如说是观众作为消费大众对于此类作为文化消费产品的电影商品产生的虚假需求。正如电影中主人公身份认知的回归与清醒，迷失在消费中缺少独立性的消费者，被一种无形非暴力的力量捆绑，却需要一种不断强调自己是醒着的虚假印证。电影正是抓住这一点，才能够在剧作充满硬伤的情况下依旧卖座。另一方面，电影满足观众的虚假需求，亦是一种稳定社会差异的做法，让大众认为即使没有经济上的优越性依旧可以获得生活的完满。
　　有所区别的是《从普拉达到纳达》改编自一部19世纪的经典小说《理智与情感》，并且这部时装剧还加入了浓郁的墨西哥风情，由此它被称为“理智与情感：拉丁版”。电影作为一种商品，不同的电影具有不同的符号象征意义，从《BJ单身日记》对于《傲慢与偏见》的改编，到《从普拉达到纳达》对于《理智与情感》的改编，这种现代电影对于经典小说的借用屡见不鲜，可以说是电影制作者对于观众消费偏好的一种把握，经典小说、文化风情、时尚元素，虽同为当今社会用符码左右消费者的产物，电影在力图使其符号价值最大化来建立与其他电影商品的区分来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这种做法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也屡见不鲜，近年来自《非常完美》掀起国内时装剧热潮，随之推出《窈窕绅士》、《亲密敌人》、《我知女人心》等一大批以职场、都市爱情为主线的电影，都打上了标榜时尚的的标签，徐静蕾执导的《杜拉拉升职记》还请到时装电影金牌造型师派翠西亚·菲尔德（Patricia Field），可见对于电影的每一个“标签”都下足了功夫。这些影片水平层次不齐，评价褒贬不一，但是至多可以掀起一时热议的话题，而持续不了多久。反而早期的电影，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并不急于贴上众多的标签，而是侧重挖掘文化魅力适才长久的被认作华语电影的教科书。
　　由此，这种符号价值最大化的做法，是否真正考虑这些元素在电影中的融合，以及对不同国家文化魅力的挖掘，又是否思考如何通过电影这种文化产品唤醒被符号价值所束缚和异化的消费者们，看到这一层面的困境之后，在生产电影这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商品时应该何去何从？这才是影片带给我们文化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