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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吕叔湘写了几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论文，被称为‘近代汉语研究的黎明’。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的努力，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无到有，从草创到逐步深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第1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尤其是近几年，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已经成为汉语学界的重镇，不断涌现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在这一形势下，对“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总结，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捧读《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一书，发现该书在对半个多世纪“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果给予认真总结、恰当评述的同时，更有关于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学科理论、治学方法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学科发展的展望与思考，乃又高于“综述”者许多!掩卷沉思，方悟该书名为“综述”，其实在“作”；“述”是基础，“作”是重点；“述”是手段，“作”是目的。该书“述而有作”、“为作而述”集中体现在通篇以构建汉语历史语法学为主线，形成了“述往事有理论高度”、“思来者有明确目标”两个突出特色。
说该书“述往事有理论高度”，是因为它以汉语历史语法学为理论立足点。书名日“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但书中多次使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和“汉语历史语法学”两个概念，“以往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通常是在汉语史框架下进行的，我们很少将汉语的语法演变置于人类语言演变的范围内来考察。”(第49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看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与“汉语史”(自然包括“汉语语法史”)并不是相同的概念，根据笔者粗浅的理解，“汉语语法史”强调汉语历史上语法实事的发现和语法现象的描写，侧重于“史实”；而“汉语历史语法学”则强调历史事实的分析、历史现象的总结和历史演变过程的解释，侧重于“史论”。“汉语语法史研究”以描写为主，“汉语历史语法学”则以“解释”为主，“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语言的历史和现状作细致的描写，从纷纭繁杂的语言现象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是对挖掘出来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这些语言规律的前因后果。前者使人知其然，后者使人知其所以然。”(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第3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至于汉语历史语法领域中的“解释”，《综述》引用了蒋绍愚先生的一段话：“什么叫‘解释’，照我的理解，解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寻找各种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2)解释语言发展的机制……(3)探求语言发展的规律。”(第496页)至于“汉语语法史研究”和“汉语历史语法学”之间的关系，书中说“历由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语法演变的规律，因此研究汉语历史语法不仅要对语法演变作出准确的描写，而且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解释。”(第510页)如果笔者的理解不误，可以看出，“汉语语法史研究”是“汉语历史语法学”的基础和初级阶段，而“汉语历史语法学”则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深化和必然归宿。书中说“一般说来，语法演变的描写是历史语法研究的基础，也是解释工作的前提：要对一个语法演变进行解释，首先必须把这个语法演变的过程准确地描写出来，如果语法演变的事实还没有弄清楚，或者对语法演变的过程刻画得不准确，那么解释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能够把一个纷繁复杂的语法演变准确、清楚地描写出来本身就包含着对语法演变现象的探索，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描写已是解释的一半。”(第495页)在“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兴起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汉语语法史”领域中描写性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该书鼓励和倡导以“描写”为基础的“解释”，显然对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所以，该书评述“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具体结论时，既大力肯定对语言实事的准确描写、又积极鼓励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解释。例如：关于现代汉语的“们”缀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书中说：“近代汉语‘们’缀的研究始于吕叔湘(1940)，他的《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1940)、《说‘们’》(1949)、《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等对‘们’缀的形式、来源、用法等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此后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梅祖麟(1986)、蒋绍愚(1994)、江蓝生(1995)、冯春田(1991、1997、2000)等也均有过讨论。”(第77页)书中把各家发现、引用的典型例句进行综述，在“‘们’缀的书写形式”部分，分别论述了唐代的书写形式“弭、弥、伟”，宋代的书写形式“懑、满、瞒、门、们”以及元代的书写形式“每”，并评述了各家关于这些书写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述，至于‘们’缀的来源问题，则属于“解释”的范围，书中分别评述了吕叔湘(1940、1949、1985)“来源于‘辈’”的观点、江蓝生(1995)“来源于‘物’”的结论、太田辰夫(1958／2003:316)“来源于‘门’”的认识以及罗杰瑞(1988)提出的源于“每人”二字合音说。然后总结道：“以上几种看法都从语义、用法、语音、字形上对‘们’缀的来源进行了解释，都有相当的道理，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第84页)书中虽然指出了以上关于“们”缀来源的几种结论存在的问题，但肯定各家进行的解释“都有相当的道理”，完全是积极鼓励的态度。
该书的“思来者有明确目标”，大致说来，有以下数端：
一是微观方面，即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和继续探讨的思路。上文所引关于“们”缀的起源问题，书中评述了各家的结论，指出存在的问题之后说：“总之，‘们’缀的来源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85页)这就吸引学者继续思考。再如，该书综述了学术界关于“述补结构”的研究之后，说：“此外，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述补结构与汉语史其他重要句式如处置式、被动式等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初步的，对述补结构与其他语法现象如何渗透、融合的研究还有更广阔的探索空间，相信今后在这方面会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出现。”这是指明新的研究动向。还有，关于“处置式”的研究，应该说是研究得比较充分了，但书中评述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之后，专列“余论”部分，“笔者尝试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作为将来处置式研究的对象：(一)各类处置式的出现是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还是若干分离的产生过程……(二)处置式中介词‘把’与‘将’的消长是否有方言背景的差异……(三)处置式中否定词的两种位置是否有语用功能的差异……(四)‘把’字句的主观性是如何产生的……”(第375—377页)这就提出了具体学术问题，把处置式的研究引向深入。
二是宏观方面，指出汉语历史语法学领域中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领域。全书的“结论”部分，共有六条，多是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历史上汉语长期与周边的异族语言具有较深层次的接触关系，因此语言接触状态下的汉语语法演变无疑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第510页)汉语历史语法学研究和 近几年兴起的语言接触研究的结合，应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课题。有时则提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但有时间因素，也还有地域的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汉语历史语法演变时应该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第510页)这是启示汉语历史语法学和方言语法研究的结合。
三是在研究模式方面呼吁和强调“语法史专题研究”，为下一步的学科发展指明方向。
在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学界一向推重“专书语法研究”，郭锡良先生《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漫谈》一文中说：“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是建立汉语断代语法和汉语语法发展史的可靠基础……1958年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出版后，揭开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新篇章。人们意识到要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史必须以专书语法研究为基础……语言所又组织了先秦专书语法研究等重点研究课题，北京大学等单位也把专书语法研究作为研究生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之所以这样重视专书语法研究，是因为“专书语法研究是一个全面锻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全面积累经验、全面积累科研素材的过程……全面研究了一部专书语法，不仅对一个时代的语法系统将具有深刻理解，对该书前后时代的历史语法的比较研究也将具有深厚的基础。”(郭锡良：《汉语史论集》第307—310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这样，“专书语法研究”成为从事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工作，许多研习汉语语法史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多是在“专书语法研究”的模式中进行。“专书语法研究”与传统小学中“治小学必须专治一书”(黄侃著、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的传统一脉相承，都是强调“专、精、深”，强调“以小见大”。唯物辩证法认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个性是认识共性的途径，因而辩证认识论强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科学研究一般采取“解剖麻雀”的方式。所以，“专书语法研究”的理念也是科学认识论在汉语语法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专书语法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主要模式。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专书语法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许多新的学术问题涌现出来，一些语法形式、语法规则的历史来源、形成原因、发展过程、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及其相互之间的制约影响等需要“解释”，仅仅“专书语法研究”就不够了。就是说，学科自身的发展对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述》在“余论”部分，特别讨论了“共时状态与历时演变”，说：“汉语史学界通常把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模式分为1．专书语法研究、2．断代语法研究、3．语法史专题研究三类。专书语法研究和断代语法研究都是对特定的单个时间层面的语法现象进行静态的描写而不特别关注历时的语法演变。二者的差别是，前者以历史上某一典籍或文献的语法现象为考察对象，后者则以某一历史断代的语法现象为描写对象。与专书／断代语法研究不同，语法史专题研究关注的是语法现象跨时间层面的演变，换言之，这种研究模式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语法演变进行动态的研究。按照一般语言学的表述方式，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其实就是共时语法状态的描写，语法史专题研究则属于历时语法演变的研究。”(第483页)该书充分肯定“专书语法研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受到普遍关注，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并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可以说，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的专书／断代语法研究迄今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以致成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最为兴旺的研究领域。”(第483页)同时强调今后的研究模式应该转变：“在当前共时语法状态的描写(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异常兴旺而语法演变的研究十分薄弱的情形下，我们亟需加强的是语法演变的研究。”(第486页)显然，和以往的汉语语法史著作相比，该书大力提倡下一步的研究模式应该是“语法史专题研究”。
在汉语语法史研究兴起已经半个多世纪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综述》及时述往思来，其用意是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引向深入，而其影响必然是开辟汉语历史句法学的崭新局面。
笔者于汉语语法史研究羡鱼久矣，至今仍盘桓于数仞之下而不得其门。手捧这本由十几位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撰写的述往思来之作，妄加议论，实属不知天高地厚。但书中关于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全方位的评述，如数仞之开一亮窗，使人领略了该领域之美之富；至于今后研究的指导性建议和启发性思考，尤其使人倍受感召，蠢蠢跃跃然有结网之想。遂不自料其浅薄，略陈粗陋如上。于斯著必多有着粪之损，遇方家或幸得赐教之益?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蒋绍愚、曹广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版，46.00元)
捧读《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一书，发现该书在对半个多世纪“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果给予认真总结、恰当评述的同时，更有关于具体学术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学科理论、治学方法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学科发展的展望与思考，乃又高于“综述”者许多!掩卷沉思，方悟该书名为“综述”，其实在“作”；“述”是基础，“作”是重点；“述”是手段，“作”是目的。该书“述而有作”、“为作而述”集中体现在通篇以构建汉语历史语法学为主线，形成了“述往事有理论高度”、“思来者有明确目标”两个突出特色。
说该书“述往事有理论高度”，是因为它以汉语历史语法学为理论立足点。书名日“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但书中多次使用“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和“汉语历史语法学”两个概念，“以往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通常是在汉语史框架下进行的，我们很少将汉语的语法演变置于人类语言演变的范围内来考察。”(第49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看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与“汉语史”(自然包括“汉语语法史”)并不是相同的概念，根据笔者粗浅的理解，“汉语语法史”强调汉语历史上语法实事的发现和语法现象的描写，侧重于“史实”；而“汉语历史语法学”则强调历史事实的分析、历史现象的总结和历史演变过程的解释，侧重于“史论”。“汉语语法史研究”以描写为主，“汉语历史语法学”则以“解释”为主，“历史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语言的历史和现状作细致的描写，从纷纭繁杂的语言现象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是对挖掘出来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这些语言规律的前因后果。前者使人知其然，后者使人知其所以然。”(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第3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至于汉语历史语法领域中的“解释”，《综述》引用了蒋绍愚先生的一段话：“什么叫‘解释’，照我的理解，解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寻找各种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2)解释语言发展的机制……(3)探求语言发展的规律。”(第496页)至于“汉语语法史研究”和“汉语历史语法学”之间的关系，书中说“历由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语法演变的规律，因此研究汉语历史语法不仅要对语法演变作出准确的描写，而且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解释。”(第510页)如果笔者的理解不误，可以看出，“汉语语法史研究”是“汉语历史语法学”的基础和初级阶段，而“汉语历史语法学”则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深化和必然归宿。书中说“一般说来，语法演变的描写是历史语法研究的基础，也是解释工作的前提：要对一个语法演变进行解释，首先必须把这个语法演变的过程准确地描写出来，如果语法演变的事实还没有弄清楚，或者对语法演变的过程刻画得不准确，那么解释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能够把一个纷繁复杂的语法演变准确、清楚地描写出来本身就包含着对语法演变现象的探索，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描写已是解释的一半。”(第495页)在“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兴起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在“汉语语法史”领域中描写性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该书鼓励和倡导以“描写”为基础的“解释”，显然对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向新的历史阶段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所以，该书评述“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具体结论时，既大力肯定对语言实事的准确描写、又积极鼓励对历史事实的分析解释。例如：关于现代汉语的“们”缀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书中说：“近代汉语‘们’缀的研究始于吕叔湘(1940)，他的《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1940)、《说‘们’》(1949)、《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等对‘们’缀的形式、来源、用法等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此后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梅祖麟(1986)、蒋绍愚(1994)、江蓝生(1995)、冯春田(1991、1997、2000)等也均有过讨论。”(第77页)书中把各家发现、引用的典型例句进行综述，在“‘们’缀的书写形式”部分，分别论述了唐代的书写形式“弭、弥、伟”，宋代的书写形式“懑、满、瞒、门、们”以及元代的书写形式“每”，并评述了各家关于这些书写形式之间关系的论述，至于‘们’缀的来源问题，则属于“解释”的范围，书中分别评述了吕叔湘(1940、1949、1985)“来源于‘辈’”的观点、江蓝生(1995)“来源于‘物’”的结论、太田辰夫(1958／2003:316)“来源于‘门’”的认识以及罗杰瑞(1988)提出的源于“每人”二字合音说。然后总结道：“以上几种看法都从语义、用法、语音、字形上对‘们’缀的来源进行了解释，都有相当的道理，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第84页)书中虽然指出了以上关于“们”缀来源的几种结论存在的问题，但肯定各家进行的解释“都有相当的道理”，完全是积极鼓励的态度。
该书的“思来者有明确目标”，大致说来，有以下数端：
一是微观方面，即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和继续探讨的思路。上文所引关于“们”缀的起源问题，书中评述了各家的结论，指出存在的问题之后说：“总之，‘们’缀的来源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85页)这就吸引学者继续思考。再如，该书综述了学术界关于“述补结构”的研究之后，说：“此外，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述补结构与汉语史其他重要句式如处置式、被动式等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初步的，对述补结构与其他语法现象如何渗透、融合的研究还有更广阔的探索空间，相信今后在这方面会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出现。”这是指明新的研究动向。还有，关于“处置式”的研究，应该说是研究得比较充分了，但书中评述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之后，专列“余论”部分，“笔者尝试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作为将来处置式研究的对象：(一)各类处置式的出现是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还是若干分离的产生过程……(二)处置式中介词‘把’与‘将’的消长是否有方言背景的差异……(三)处置式中否定词的两种位置是否有语用功能的差异……(四)‘把’字句的主观性是如何产生的……”(第375—377页)这就提出了具体学术问题，把处置式的研究引向深入。
二是宏观方面，指出汉语历史语法学领域中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领域。全书的“结论”部分，共有六条，多是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历史上汉语长期与周边的异族语言具有较深层次的接触关系，因此语言接触状态下的汉语语法演变无疑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第510页)汉语历史语法学研究和 近几年兴起的语言接触研究的结合，应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课题。有时则提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但有时间因素，也还有地域的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汉语历史语法演变时应该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第510页)这是启示汉语历史语法学和方言语法研究的结合。
三是在研究模式方面呼吁和强调“语法史专题研究”，为下一步的学科发展指明方向。
在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学界一向推重“专书语法研究”，郭锡良先生《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漫谈》一文中说：“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是建立汉语断代语法和汉语语法发展史的可靠基础……1958年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出版后，揭开了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新篇章。人们意识到要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史必须以专书语法研究为基础……语言所又组织了先秦专书语法研究等重点研究课题，北京大学等单位也把专书语法研究作为研究生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之所以这样重视专书语法研究，是因为“专书语法研究是一个全面锻炼的过程，也是一个全面积累经验、全面积累科研素材的过程……全面研究了一部专书语法，不仅对一个时代的语法系统将具有深刻理解，对该书前后时代的历史语法的比较研究也将具有深厚的基础。”(郭锡良：《汉语史论集》第307—310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这样，“专书语法研究”成为从事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工作，许多研习汉语语法史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多是在“专书语法研究”的模式中进行。“专书语法研究”与传统小学中“治小学必须专治一书”(黄侃著、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的传统一脉相承，都是强调“专、精、深”，强调“以小见大”。唯物辩证法认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个性是认识共性的途径，因而辩证认识论强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科学研究一般采取“解剖麻雀”的方式。所以，“专书语法研究”的理念也是科学认识论在汉语语法史领域的具体运用，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专书语法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主要模式。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专书语法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许多新的学术问题涌现出来，一些语法形式、语法规则的历史来源、形成原因、发展过程、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及其相互之间的制约影响等需要“解释”，仅仅“专书语法研究”就不够了。就是说，学科自身的发展对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述》在“余论”部分，特别讨论了“共时状态与历时演变”，说：“汉语史学界通常把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模式分为1．专书语法研究、2．断代语法研究、3．语法史专题研究三类。专书语法研究和断代语法研究都是对特定的单个时间层面的语法现象进行静态的描写而不特别关注历时的语法演变。二者的差别是，前者以历史上某一典籍或文献的语法现象为考察对象，后者则以某一历史断代的语法现象为描写对象。与专书／断代语法研究不同，语法史专题研究关注的是语法现象跨时间层面的演变，换言之，这种研究模式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语法演变进行动态的研究。按照一般语言学的表述方式，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其实就是共时语法状态的描写，语法史专题研究则属于历时语法演变的研究。”(第483页)该书充分肯定“专书语法研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受到普遍关注，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并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可以说，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的专书／断代语法研究迄今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以致成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中最为兴旺的研究领域。”(第483页)同时强调今后的研究模式应该转变：“在当前共时语法状态的描写(专书／断代语法研究)异常兴旺而语法演变的研究十分薄弱的情形下，我们亟需加强的是语法演变的研究。”(第486页)显然，和以往的汉语语法史著作相比，该书大力提倡下一步的研究模式应该是“语法史专题研究”。
在汉语语法史研究兴起已经半个多世纪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综述》及时述往思来，其用意是把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引向深入，而其影响必然是开辟汉语历史句法学的崭新局面。
笔者于汉语语法史研究羡鱼久矣，至今仍盘桓于数仞之下而不得其门。手捧这本由十几位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撰写的述往思来之作，妄加议论，实属不知天高地厚。但书中关于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全方位的评述，如数仞之开一亮窗，使人领略了该领域之美之富；至于今后研究的指导性建议和启发性思考，尤其使人倍受感召，蠢蠢跃跃然有结网之想。遂不自料其浅薄，略陈粗陋如上。于斯著必多有着粪之损，遇方家或幸得赐教之益?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蒋绍愚、曹广顺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版，4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