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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深夜，香港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在立法会未获通过。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提出的议案第一次在立法会没有通过。虽然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仍令多数的香a港人失望，也引发人们对香港未来政治体制的思索。
什么是政制发展
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是怎样的一份文件呢？政制发展，顾名思义，是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进程与模式。在英国统治的１５５年间，总督由英王任命，身兼行政局与立法局（回归后称立法会）的主席、海陆空三军总司令，是香港至高无上、大权独揽的统治者。香港回归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与高度自治。就是说，既不在香港套用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由中央政府直接派一个“总督”去管理香港。香港人需凝聚共识，创造性地发展出一条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政治体制。由此，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主权顺利交接后，香港政治体制发生了质的转变。行政、立法、司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及其关系，需根据回归后新形势加以重新规定，并以《基本法》的形式得到法律保障。然而，《基本法》仅对行政、立法与司法三者间关系及其选举作了原则性规定，并以附件的形式规定了２００７年前行政长官、２００８年前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也就是说，２００７／０８年及其后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需在中央的主导下重新讨论并确立新的规则。这正是目前香港特区讨论政制发展的历史背景。
香港目前所说的“政制发展”，是指２００７年行政长官、２００８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问题；如果将其内涵扩展一下，从广义上来讲，包含香港整个行政、立法、司法三者的产生办法、职权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中央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何谓第五号报告书
围绕上述问题，香港特区政府于２００４年１月７日成立了政制发展专责小组，成员包括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与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专责小组一共发表了五份报告书，前两份主要就原则与法律程序问题进行咨询、讨论与总结，第三、四份报告书就可以扩大民主的九个方面进行咨询、讨论与总结。第五号报告书是特区政府正式提出的一份关于２００７年行政长官、２００８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文件。整个咨询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先“民主”后“集中”的过程，是一个直接面对香港市民，充分征求香港各政团、社团以及其他组织意见的过程，是一个广纳民意、反复斟酌的过程。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９日，特区政府正式发表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提出了有关２００７／０８年选举的一整套方案。方案在原选举办法①基础上提出多项建议，主要包括：２００７年选举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将由原８００人增至１６００人，５２９名区议员②全部加入选举委员会；２００８年立法会选举中，议席数由原６０席增至７０席，地区直选③及功能界别④各增五席，新增的五个功能界别议席全部由区议员互选产生。这５２９名区议员中有４００位是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报告书一出台，连一直“高呼民主、指责中央政府不给香港民主”的反对派都不敢置信，因为报告书的确是扩大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民主成分，尤其是新增的五个功能界别没有按照亲政府阵营民建联、自由党等的要求加入中医界、中国企业界等界别，而是由区议员互选产生，这五名新增议员等于也是间接由市民选举产生。第五号报告书发表后，立即得到香港多数市民的认可，许多中间民调机构如香港研究协会、香港中文大学等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５８％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接受报告书提出的相关建议。香港各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增进民主成分、真正向“普选”目标迈进的方案，也是对香港反对派在未来选举中更有利的一个方案。中央政府公开表示同意报告书的建议，充分展现了中央推动香港政制向前发展的诚意与决心。
为什么通不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得到大多数市民认可的方案，为什么在立法会没有获得通过呢？《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提出的议案在立法会通常只需半数通过即可，但是类似政制发展这样的重大议案，须在立法会以２／３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然后由中央批准（或备案），方能执行。目前，立法会６０席中，反对派议员占据２５席，亲政府阵营占３５席，在亲政府阵营中作为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以政治中立为由可以不投票。也就是说，方案若想在立法会获４０票通过，必须至少六名反对派议员改变其原有政治立场，支持该方案。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报告书能在立法会通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行政长官曾荫权亲自上街推荐方案，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呼吁市民支持，并且积极做部分反对派议员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
早在第五号报告书发表之前，一直将“民意”挂在嘴边的反对派公开表示，会以民调意向“决定对方案的投票立场”。可是，当方案公布且民调显示过半市民支持后，反对派又翻脸不认账，提出了四个要求作为支持方案的交换条件，即“在方案中加入普选时间表、取消区议会的委任制、扩大立法会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扩大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基础”。他们甚至威胁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要求，即使民调显示大部分市民支持，他们也会坚持反对。这些一向以“民意代表”自居的反对派，终于摘下面具。１２月４日，反对派发起了以“反对政府方案、坚决争取普选”为口号的游行，警方统计有６．３万人参加，反对派发挥其一向“吹牛”夸大游行人数的本事，虚报说有２５万人参加。１２月１９日，鉴于还有相当多的港人希望看到方案能再前进一步，特区政府提出了分阶段削减区议会委任议席的建议，主要包括：计划在２００８年将委任区议员由１０２席减至６８席，２０１１年考虑再减半或全部取消区议员的委任议席。在此情况下，支持方案的民意一再升高。然而，反对派仍昧心地批评方案是“民主倒退”，并提出了两个“捆绑”政策：将２５个反对派议员捆绑在一起，将方案与普选时间表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不在方案中加入普选时间表，那么，２５个反对派将联合在一起投反对票。然而，关于普选时间表的讨论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须在港人充分讨论、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提出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一个时间表。反对派的要求可谓天方夜谭。在１２月２１日的表决中，第五号报告书最终以３４票赞成，１票弃权，２４票反对未获通过。一个特区政府经过两年艰辛努力找出的方案，一个获得港人多数支持的方案，一个扩大民主、朝最终达致普选迈出坚实一步的方案，在反对派“捆绑”策略的杯葛下胎死腹中。
反对派为什么要否决掉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方案呢？除了其“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立场等原因外，有一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方案反对者背后魅影重重，外部势力发挥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神秘”作用。
后果如何
２００４年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⑤与决定指出，政制发展必须“按照香港实际情况”，以“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原则”进行，若香港各界不能就２００７／０８年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达成共识，那么就按照《基本法》现行规定执行，即“原地踏步”。
办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有挫折，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未获通过，不等于天就塌下来了。２００７／０８年选举“原地踏步”，也不代表政制发展从此停滞不前，香港仍可讨论如何在２０１２年行政长官与立法会产生办法中增加更多的民主成分，未来如何推动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阅读背景
汪道涵（１９１５年～２００５年）
安徽嘉山人，毕业于上海交大。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历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商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等职，后调北京。１９８１年４月出任上海市市长。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退居二线后，汪老长期关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老出任会长。在海协会的倡议和推动下，经两岸共同努力，１９９３年４月和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举行了“汪辜会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在上海逝世。
辜振甫（１９１７年～２００５年）
台湾彰化人，祖籍福建惠安。毕业于台大政治学系，后到日本“帝国大学”?穴东京大学前身?雪做财政及工商管理研究。１９８８年６月被聘为台“总统府国策顾问”。１９９０年４月被聘为“国统会”委员及“国是会议”筹备委员。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当选董事长。１９９１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２００５年１月３日在台北病逝。
第一次汪辜会谈
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９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双方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达成了四项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第二次汪辜会谈
第一次汪辜会谈后，海协会努力贯彻会谈的各项协议，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而无法落实。于是海协会倡议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１９９４年２月，汪道涵向辜振甫发出会谈邀请，并于１９９５年５月派人去台磋商，但由于李登辉访美制造“两个中国”而中断。直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受海协会邀请，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赴上海、北京的“参访”活动终于成行。辜先生是近半世纪来第一位踏足祖国大陆的由台湾当局正式授权的代表，江泽民总书记、钱其琛副总理分别会见辜先生一行。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四项共识：一、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二、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三、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四、辜振甫先生邀请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汪道涵对此表示感谢，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访问，加深了解。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７至２９日，两会就落实四项共识在北京继续商谈，并就汪道涵９月中旬或１０月初访台达成初步共识。可是，台湾“总统”李登辉竟在７月９日公然抛出“两国论”，使一度缓和的两岸关系跌入低谷。７月２０日，海协会鉴于海基会当天的来函及所附的“辜振甫谈话稿”严重违背了两会１９９２年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对该函不予接收并正式退回，两会联系遂告中断，汪道涵访台之行亦告搁浅。
我们看到，中央与特区政府推动香港民主进程的诚意得到充分体现，获得多数市民的认可，也令更多香港市民提高了明辨是非的能力，香港舆论强烈斥责反对派，“‘尊重民意’‘重视民调’本来是‘泛民主派’经常挂在口边的话。这次在政制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上，他们显然把自己的某些政治考虑放在民意之上”。经此一役，不但香港市民对反对派的支持率下降，反对派阵营内部各政团、派别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同时，特区政府管制能力不会因此受到削弱，逾半数议员支持方案表明，只占少数的反对派不足以威胁特区政府施政（一般政府议案只需立法会半数便可通过）。并且，多数香港市民务实地接受政府提出的方案，说明民意并未向反对派倾斜，反对派越来越难以像２００３年“２３条立法”时那样“挟民意掣肘政府”。
香港政制发展是一项艰巨的开创性工程。如果有人问“路在何方”，答案是“路在脚下”。只要在《基本法》框架和中央的主导下，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以理性、务实和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就能探讨出一条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发展道路，就能在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完善政制，最终实现普选的目标。
阅读背景
①根据《基本法》附件规定，２００２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８００人组成，分为四个界别：一是工商、金融界。二是专业界。三是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四是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每个界别各２００人。选举委员会经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然后由中央任命，每一届行政长官任期五年。２００４年立法会选举中，共有６０名立法议员，其中功能界别议员３０人，分区直选议员３０人，每届任期四年。
②区议会是香港地方一级的咨询性组织，就城市建设、医疗、环境与卫生等方面的事务向特区政府提供咨询性意见，同时也举办一些娱乐康体活动，进行清洁与美化小区等方面的工作。目前，全港分为１８个区，共有区议员５２９人，其中委任区议员１０２人，当然区议员２７人，民选区议员４００人。
③地区直选。全香港分为五个区：香港岛、新界东、新界西、九龙东、九龙西。在每个选区内，由市民投票直接选出立法议员。目前，立法会有３０名经地区直选选出的议员。
④功能界别。目前是从２８个功能界别中选出３０个立法议员，包括医学界、会计界、卫生服务界、社会福利界、法律界、金融界、保险界、航运交通界、工业界（一）、工业界（二）、旅游界、商界（一）、商界（二）、渔农界、劳工界、金融服务界、地产及建造界、进出口界、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饮食界、体／艺／文化／出版界、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工程界、教育界、乡议局、区议会、信息科技界等。其中劳工界可选出三名立法议员。在２８个功能界别中，１０个界别的选民是个人，九个界别的选民包括个人及公司（或团体），其余九个界别的选民是公司（或团体）。
⑤《基本法》规定，该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如果特区法院的解释发生争议，最终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仲裁。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如香港对于２００７／０８年两个产生办法达不成共识，则延用２００２年行政长官、２００４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即“原地踏步”。
什么是政制发展
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是怎样的一份文件呢？政制发展，顾名思义，是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进程与模式。在英国统治的１５５年间，总督由英王任命，身兼行政局与立法局（回归后称立法会）的主席、海陆空三军总司令，是香港至高无上、大权独揽的统治者。香港回归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与高度自治。就是说，既不在香港套用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由中央政府直接派一个“总督”去管理香港。香港人需凝聚共识，创造性地发展出一条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政治体制。由此，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主权顺利交接后，香港政治体制发生了质的转变。行政、立法、司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及其关系，需根据回归后新形势加以重新规定，并以《基本法》的形式得到法律保障。然而，《基本法》仅对行政、立法与司法三者间关系及其选举作了原则性规定，并以附件的形式规定了２００７年前行政长官、２００８年前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也就是说，２００７／０８年及其后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需在中央的主导下重新讨论并确立新的规则。这正是目前香港特区讨论政制发展的历史背景。
香港目前所说的“政制发展”，是指２００７年行政长官、２００８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问题；如果将其内涵扩展一下，从广义上来讲，包含香港整个行政、立法、司法三者的产生办法、职权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中央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何谓第五号报告书
围绕上述问题，香港特区政府于２００４年１月７日成立了政制发展专责小组，成员包括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与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专责小组一共发表了五份报告书，前两份主要就原则与法律程序问题进行咨询、讨论与总结，第三、四份报告书就可以扩大民主的九个方面进行咨询、讨论与总结。第五号报告书是特区政府正式提出的一份关于２００７年行政长官、２００８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文件。整个咨询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先“民主”后“集中”的过程，是一个直接面对香港市民，充分征求香港各政团、社团以及其他组织意见的过程，是一个广纳民意、反复斟酌的过程。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９日，特区政府正式发表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提出了有关２００７／０８年选举的一整套方案。方案在原选举办法①基础上提出多项建议，主要包括：２００７年选举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将由原８００人增至１６００人，５２９名区议员②全部加入选举委员会；２００８年立法会选举中，议席数由原６０席增至７０席，地区直选③及功能界别④各增五席，新增的五个功能界别议席全部由区议员互选产生。这５２９名区议员中有４００位是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报告书一出台，连一直“高呼民主、指责中央政府不给香港民主”的反对派都不敢置信，因为报告书的确是扩大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民主成分，尤其是新增的五个功能界别没有按照亲政府阵营民建联、自由党等的要求加入中医界、中国企业界等界别，而是由区议员互选产生，这五名新增议员等于也是间接由市民选举产生。第五号报告书发表后，立即得到香港多数市民的认可，许多中间民调机构如香港研究协会、香港中文大学等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５８％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接受报告书提出的相关建议。香港各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增进民主成分、真正向“普选”目标迈进的方案，也是对香港反对派在未来选举中更有利的一个方案。中央政府公开表示同意报告书的建议，充分展现了中央推动香港政制向前发展的诚意与决心。
为什么通不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得到大多数市民认可的方案，为什么在立法会没有获得通过呢？《基本法》规定，特区政府提出的议案在立法会通常只需半数通过即可，但是类似政制发展这样的重大议案，须在立法会以２／３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然后由中央批准（或备案），方能执行。目前，立法会６０席中，反对派议员占据２５席，亲政府阵营占３５席，在亲政府阵营中作为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以政治中立为由可以不投票。也就是说，方案若想在立法会获４０票通过，必须至少六名反对派议员改变其原有政治立场，支持该方案。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报告书能在立法会通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行政长官曾荫权亲自上街推荐方案，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呼吁市民支持，并且积极做部分反对派议员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
早在第五号报告书发表之前，一直将“民意”挂在嘴边的反对派公开表示，会以民调意向“决定对方案的投票立场”。可是，当方案公布且民调显示过半市民支持后，反对派又翻脸不认账，提出了四个要求作为支持方案的交换条件，即“在方案中加入普选时间表、取消区议会的委任制、扩大立法会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扩大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基础”。他们甚至威胁说，如果不满足这些要求，即使民调显示大部分市民支持，他们也会坚持反对。这些一向以“民意代表”自居的反对派，终于摘下面具。１２月４日，反对派发起了以“反对政府方案、坚决争取普选”为口号的游行，警方统计有６．３万人参加，反对派发挥其一向“吹牛”夸大游行人数的本事，虚报说有２５万人参加。１２月１９日，鉴于还有相当多的港人希望看到方案能再前进一步，特区政府提出了分阶段削减区议会委任议席的建议，主要包括：计划在２００８年将委任区议员由１０２席减至６８席，２０１１年考虑再减半或全部取消区议员的委任议席。在此情况下，支持方案的民意一再升高。然而，反对派仍昧心地批评方案是“民主倒退”，并提出了两个“捆绑”政策：将２５个反对派议员捆绑在一起，将方案与普选时间表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不在方案中加入普选时间表，那么，２５个反对派将联合在一起投反对票。然而，关于普选时间表的讨论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须在港人充分讨论、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提出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根据自己的意愿提出一个时间表。反对派的要求可谓天方夜谭。在１２月２１日的表决中，第五号报告书最终以３４票赞成，１票弃权，２４票反对未获通过。一个特区政府经过两年艰辛努力找出的方案，一个获得港人多数支持的方案，一个扩大民主、朝最终达致普选迈出坚实一步的方案，在反对派“捆绑”策略的杯葛下胎死腹中。
反对派为什么要否决掉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方案呢？除了其“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立场等原因外，有一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方案反对者背后魅影重重，外部势力发挥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神秘”作用。
后果如何
２００４年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⑤与决定指出，政制发展必须“按照香港实际情况”，以“循序渐进、均衡参与的原则”进行，若香港各界不能就２００７／０８年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达成共识，那么就按照《基本法》现行规定执行，即“原地踏步”。
办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有挫折，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未获通过，不等于天就塌下来了。２００７／０８年选举“原地踏步”，也不代表政制发展从此停滞不前，香港仍可讨论如何在２０１２年行政长官与立法会产生办法中增加更多的民主成分，未来如何推动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阅读背景
汪道涵（１９１５年～２００５年）
安徽嘉山人，毕业于上海交大。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历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商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等职，后调北京。１９８１年４月出任上海市市长。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退居二线后，汪老长期关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老出任会长。在海协会的倡议和推动下，经两岸共同努力，１９９３年４月和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举行了“汪辜会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在上海逝世。
辜振甫（１９１７年～２００５年）
台湾彰化人，祖籍福建惠安。毕业于台大政治学系，后到日本“帝国大学”?穴东京大学前身?雪做财政及工商管理研究。１９８８年６月被聘为台“总统府国策顾问”。１９９０年４月被聘为“国统会”委员及“国是会议”筹备委员。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当选董事长。１９９１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２００５年１月３日在台北病逝。
第一次汪辜会谈
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７日至２９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双方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达成了四项协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第二次汪辜会谈
第一次汪辜会谈后，海协会努力贯彻会谈的各项协议，但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而无法落实。于是海协会倡议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１９９４年２月，汪道涵向辜振甫发出会谈邀请，并于１９９５年５月派人去台磋商，但由于李登辉访美制造“两个中国”而中断。直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受海协会邀请，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赴上海、北京的“参访”活动终于成行。辜先生是近半世纪来第一位踏足祖国大陆的由台湾当局正式授权的代表，江泽民总书记、钱其琛副总理分别会见辜先生一行。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四项共识：一、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二、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三、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四、辜振甫先生邀请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汪道涵对此表示感谢，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访问，加深了解。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７至２９日，两会就落实四项共识在北京继续商谈，并就汪道涵９月中旬或１０月初访台达成初步共识。可是，台湾“总统”李登辉竟在７月９日公然抛出“两国论”，使一度缓和的两岸关系跌入低谷。７月２０日，海协会鉴于海基会当天的来函及所附的“辜振甫谈话稿”严重违背了两会１９９２年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对该函不予接收并正式退回，两会联系遂告中断，汪道涵访台之行亦告搁浅。
我们看到，中央与特区政府推动香港民主进程的诚意得到充分体现，获得多数市民的认可，也令更多香港市民提高了明辨是非的能力，香港舆论强烈斥责反对派，“‘尊重民意’‘重视民调’本来是‘泛民主派’经常挂在口边的话。这次在政制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上，他们显然把自己的某些政治考虑放在民意之上”。经此一役，不但香港市民对反对派的支持率下降，反对派阵营内部各政团、派别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同时，特区政府管制能力不会因此受到削弱，逾半数议员支持方案表明，只占少数的反对派不足以威胁特区政府施政（一般政府议案只需立法会半数便可通过）。并且，多数香港市民务实地接受政府提出的方案，说明民意并未向反对派倾斜，反对派越来越难以像２００３年“２３条立法”时那样“挟民意掣肘政府”。
香港政制发展是一项艰巨的开创性工程。如果有人问“路在何方”，答案是“路在脚下”。只要在《基本法》框架和中央的主导下，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以理性、务实和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就能探讨出一条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发展道路，就能在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下不断完善政制，最终实现普选的目标。
阅读背景
①根据《基本法》附件规定，２００２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８００人组成，分为四个界别：一是工商、金融界。二是专业界。三是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四是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每个界别各２００人。选举委员会经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然后由中央任命，每一届行政长官任期五年。２００４年立法会选举中，共有６０名立法议员，其中功能界别议员３０人，分区直选议员３０人，每届任期四年。
②区议会是香港地方一级的咨询性组织，就城市建设、医疗、环境与卫生等方面的事务向特区政府提供咨询性意见，同时也举办一些娱乐康体活动，进行清洁与美化小区等方面的工作。目前，全港分为１８个区，共有区议员５２９人，其中委任区议员１０２人，当然区议员２７人，民选区议员４００人。
③地区直选。全香港分为五个区：香港岛、新界东、新界西、九龙东、九龙西。在每个选区内，由市民投票直接选出立法议员。目前，立法会有３０名经地区直选选出的议员。
④功能界别。目前是从２８个功能界别中选出３０个立法议员，包括医学界、会计界、卫生服务界、社会福利界、法律界、金融界、保险界、航运交通界、工业界（一）、工业界（二）、旅游界、商界（一）、商界（二）、渔农界、劳工界、金融服务界、地产及建造界、进出口界、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饮食界、体／艺／文化／出版界、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工程界、教育界、乡议局、区议会、信息科技界等。其中劳工界可选出三名立法议员。在２８个功能界别中，１０个界别的选民是个人，九个界别的选民包括个人及公司（或团体），其余九个界别的选民是公司（或团体）。
⑤《基本法》规定，该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如果特区法院的解释发生争议，最终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仲裁。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如香港对于２００７／０８年两个产生办法达不成共识，则延用２００２年行政长官、２００４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即“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