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总目录
【出 处】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发表日期】
：
2012年6期
其他文献
2012年8月22—24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汉唐研究中心承办的“日常秩序中的秦汉社会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40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秦汉考古与简牍、法律史与法律文化、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正>一、巴·布林贝赫的创作生平假如要想数尽我歌唱的言语, 那就请你数数天上的星辰。假如要想知道我心中的热焰, 那就请你探探熊熊的烈火。若是要想证实这是谁的语言, 那就请你去问问每个蒙古人。即使是个哑巴若是现在不歌唱, 那末胸膛也自然会裂进! 每当人们吟咏起巴·布林贝赫的充满激情的诗篇,不仅他心中的声韵会印在读者的耳边,而且会使人们理解到这样的真理:没有激情也就没有诗,只有诗才能准确地拨响人们的心弦,并且只有那种没有一丝虚情假意的心才能产生激情,而这种激情才方能咏出真正的诗句。
罗兰·巴尔特一生涉猎过众多图像，包括绘画、电影、商业广告、新闻图片、杂志封面等，但他最为痴迷的还是摄影。巴尔特似乎按照图片的运用把它分为两大类：公共的和私人的。由此他也采用了不同的阅读技术：对于公共领域的图片，他通常采用符号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图片神话学的意涵做祛魅化的处理；对于私人性的照片，尤其是他自己的私人照，他更喜欢运用精神分析学的逻辑，将自身置于看或被看的位置做欲望化的投注。在这两种图像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尔特内心世界的某些症候。
近年来，符号学在中国迅速崛起，每年刊出的符号学论文、出版的符号学书籍、开设的符号学课程都数量巨大。“符号学”这个原本生僻的词目在百度上已能搜出464万条，而某些历史悠久的经典科目例如“文艺学”，也不过519万条。相较30年前国内学者对符号学知之甚少的状况，符号学在中国能如此迅速地摆脱“僻学”地位令人惊奇。因此，深入探究符号学基础理论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作为对西方传统哲学种种二元对立消解的梅洛-庞蒂的“身体间性”概念的推出，既代表了西方哲学的一场根本性革命，也为解读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阴阳”提供了契机，使其与中国哲学的理论接轨成为可能。因为，正如梅氏的“身体间性”体现为身体间的隐体与显体的统一、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以及男性与女性的统一那样，无独有偶，中国的阴阳概念亦有三个层面与之完全相应，即：作为“显微无间”的阴阳、作为“阳禀阴受”的阴阳以及作为“乾男坤女”的阴阳。这种不谋而合不仅体现了中西思想的殊途同归，也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哲学历久弥新的理论魅力和千古不
税收能力是研究税收制度的重要视角，科学判定税收能力是税制改革的基本前提。税收制度决定了既定条件下税收能力的高低，税收能力也影响和制约着税制改革的进程。我国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了经济运行中各经济主体的税收能力及其格局。基于税收能力视角，现行税收制度在税制结构、税制体系、征管制度等方面还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之处。为此，税制改革应基于对目前及未来税收能力的科学判断，明确税制结构优化的方向和路径，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制度。
只有针对政治中的问题谈民主，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有实质性进步。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垄断资源而产生的腐败、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暴戾之气，为此我们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民主之道。分权本身是一种民主形式。法治民主、分权民主和选举民主之间存在“词典式序列关系”，即前两种民主形式是基础性民主，分别是第一、二顺位的；选举民主等是上层性民主，是第三顺位的。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下可以看到，有关国家制度变迁过程实现民主呈现一种“词典式序列”的历史轨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出路在于法治民主和分权民
对于协商民主来说，如何在较大的社会中实现“在场讨论”是一个重要问题。著名政治理论家罗伯特·E·古丁提出了“反思性协商民主”模式，作为对“公共讨论”的补充，以解决在较大社会中“在场讨论”难以深入的问题。基于澳大利亚一个公民陪审团的案例，古丁得出了协商始于“内部反思”的结论，其依据是相对于讨论阶段而言，在信息阶段偏好转变得更多。因此，古丁建议增加反思的时间，通过“想象在场”适当减少“在场讨论”。反思性协商民主模式是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心学”，对于中国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具有积极意义。
安德森在对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具体的类型学”的权力阐释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下分析了英国独特的“三角地形学”的权力结构模式。安德森在有关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说明中，揭示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整体主义的解释，即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主导，政治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类型学”的权力思想既蕴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思想和意识，也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中超越了结构主义，从而使对权力的解释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中。
在清朝，享有国家俸米者除贵族、官僚外，便是八旗旗人。但八旗俸米“常令充赢”，在城市化过程中，旗人往往需要以多余的俸米兑换生活必需的银两。于是，一些买卖俸米的商人应运而生，旗人与商人之间因俸米形成了经济关系，这种关系随着旗人向商人预支银两、寅吃卯粮，逐渐演变成债权与债务的关系。八旗乃清朝之根本，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对贫困旗人进行救助，但以八旗不农不工不商的限定，在保障国家兵制与国力的同时，也使旗人陷入身份的制约，而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无疑是加速旗人特别是下层旗人贫困化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