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自从逃离美国后，命运一波三折。近日拉美三国——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表态愿意庇护他。该事件犹如大片，继续吸引世人眼球。
　　这个曾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多年的小伙子，把美国政府代号为“棱镜”的网络监控计划捅到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上。他自称曝光“棱镜”是出于自己的良知，而美国政府则辩解说，“棱镜”是经国会同意的项目，我依法治国又有何不妥？所以必欲以叛国罪将他绳之以法。
　　斯诺登似乎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谈到为何要揭密“棱镜”时说，自己“深爱着这个世界”，“我的良知不容美国政府侵犯全球民众的隐私”。因此把联邦政府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公诸于世，让他感到“非常满足”。
　　不过，斯诺登揭出的所谓“秘密”，说起来是人尽皆知的。我估计他没学过什么政治学，不然的话，他多少会知道在政治的某些角落里，有关善恶的判断是有另一套讲法的。他想必是在不错的道德环境中长大，为“棱镜”干活时才会觉得自己是在助纣为虐，才有了揭密的义举。
　　然而，政治不管你如何定义，有一条是不能少的：它必须包含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它的清明是与这秘密的含量成反比的，所谓男女性事隐秘时很美好，公示于人则很龌龊；政治则与此相反，越隐秘越龌龊，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美国政治中当然也免不了有些龌龊的角落，让政治透明的光线照不到那里。它要维护公共安全，敌人又常在暗处，所以也只好以毒攻毒，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而且技术手段总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这可能是斯诺事先没有仔细想过的事。“棱镜”提出的理由是“反恐”需要。大炮一张口，道德便只好沉默。这就是道德学家谈论国际政治往往不太靠谱的原因。而且按一般说法，反恐战争是无国界的，所以人人都可能成为政府潜在的敌人。
　　政客们绝对不会承认这种事很龌龊。我记得多年前有个共和党的国会发言人纽特·金里奇，他喜欢把政治对手称为美国文明的敌人，他则自命为身披锃亮铠甲的骑士，肩负着拯救西方文明于危难之中的神圣使命。按这样的逻辑，顶多算是以毒攻毒，不得已而为之的损招，可以披上悲壮而崇高的外衣。
　　这便是“国家的神话”的来源。国家为维护一个共同体的生存，在很多情况下是必须超越常人道德的。它要求你把“棱镜”这一类事情理解成一门技术，它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就像任何技术一样，无论它多么精良，都与人们日常遵守的道德无关。
　　斯诺登大概从来不相信这一套东西。很多人在他那个位子上，可能会以为自己是在为捍卫美国的文明做贡献，或者只把它当成自己的饭碗。而斯诺登出于他的良知，认准了一条举世适用的常识：政府在作恶方面，可能比它要对付的恐怖分子更可怕。
　　常言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觉得斯诺登怕是入错行了。他这样爱惜良心的人，本应危邦不入，别去那种龌龊的地方混饭吃。蒙田说过，政府中有些官职，虽然必要，却是既卑鄙又邪恶的，这种官职能让罪恶得其所哉，对于维护国家来说，可作为“有益健康的毒药”。斯诺登肯定没读过蒙田，反而更可能信了金里奇之流。
　　他当年要去伊拉克打仗，大概与他加入棱镜时有着一样崇高的良知动机。然而他不知道——用19世纪法国人蒲鲁东的说法——玩政治的人，有时只能在粪便中洗手。当年他打算去伊拉克时，大概想不到那里会有阿布格莱布监狱，就像他想不到“棱镜”是一面肮脏的魔镜一样。在那种能把毒药当成良药的地方，他的前雇主说他违反了“职业道德”，可为何道德也像制造皮鞋一样需要分工和专业化，这对斯诺登来说是个大问题。
　　蒙田还说过，对于需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荣誉和良知”的工作，一般心理软弱的人最好不要染指，“还是去担任那些轻松的职务为好”。“棱镜”肯定不属于能让良知放松的职务，结果入错了行的斯诺登忍不住把它搬到了阳光下面。这样的举动不止让华盛顿尴尬，搁在哪里政府都不会放过。所以斯诺登近些天的命运，也变得像他揭密的“棱镜”一样扑朔迷离。政客们不但善于为自己编造神话，还能将一个人的生活变为传奇。
　　我们寻常百姓当然可以说“棱镜”无耻，说斯诺登值得同情。至于某些国家的政府也跟着玩这种指责与同情的把戏，我们不听也罢，还是洗洗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