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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大海边的某机场，薄雾缭绕。指挥员一声令下，几架水上飞行部队的战鹰先是滑入大海，后又飞向蓝天，为海天一色的风光增添了生动的色彩。
水上飞机是海军航空兵特有的一个机种，担负着航测、反潜、侦察和海上救护等任务。我国的海军水上飞机部队组建于1955年10月。50年来，部队不但较好地完成了训练、航测、海上救护、维修、新机研制和试飞等任务，还编写了《水上飞机操作规律》、《维护安全工作规律》等资料，为海军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年就丢掉“洋拐棍”
1955年春，中南军区暂编10团政委刘同善、团长周贤、副团长兼参谋长聂祖武、政治处主任肖安农，奉命率团直机关约150多人由武汉调青岛组建海军水上飞机部队。这些在陆军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兵和机关干部听说干海军，干特种兵，心情都很兴奋。可是到驻地一看，竟是一个仅有0.27平方千米的荒凉、光秃的小岛，除了倒竖着一个灯塔和破烂不堪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水泥停机坪，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部队100多人分散在几十间破旧的平房内；没有办公室，几个团领导挤在一间房子里，食堂缺少桌凳，大家要蹲在地上吃饭；开会时也是席地而坐。但大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在海军航空兵部首长和政治机关的领导下，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支部建设，对官兵进行我军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大家始终保持饱满的工作热忱，扎扎实实地进行着机场修建和组建部队的准备工作。这些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兵”，在领导组建这样一支新的海军航空兵部队中都变成了一窍不通的“新战士”。虽然缺乏水上飞机的知识，但大家热情很高，工作中一方面注意多请示报告，不擅自作主；另一方面不懂就学，不耻下问。同时处处以身作则，和全体机关干部同甘共苦。
海航首长为了让部队尽快掌握航空知识，缩短与担负使命之间的距离，除了留下一些飞机场修建人员之外，让其余人员全部进入二航校集中学习3个月。1955年3月，还从航空兵师调来3个建制机组和地勤人员，又从航校抽调一批飞行学员和地勤人员到上海大场机场进行杜一2飞行训练，然后补充到水上飞机部队，作为这支部队的技术骨干。这些措施对水上飞机部队的初期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5年8月，部队对水上飞机场进行了扩建。建成了砂石停机坪和水泥停机坪，在机场两边修筑防波堤，又建造了油库，为水上飞机转场进驻做好了充分准备。
同年10月25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这天阳光和照，晴空万里。北京时间7时04分，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6架别一6水上飞机，双机3批由海参崴起飞，于当日14时45分安全降落在水上机场海面。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部队奋战到次日凌晨4时，将6架水上飞机全部平安地牵引上岸，圆满地完成了水上飞机远距离转场任务。至此，海航的一个崭新机种部队——水上飞机第l大队在原暂编10团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宣告成立。周贤任大队长、刘同善任政委、佟守忠任副大队长、聂祖武任副大队长兼参谋长、肖安农任政治处主任。这个领导班子除佟守忠学过飞行外，其他均属“旱鸭子”，但大家团结一致，工作中分工合作，互相支持，热情很高。
经过短暂的编组和整顿，在苏联驾驶专家米哈尔钦柯、塞维列夫和领航专家米可夫、机械专家卡尔达斯等8名专家的帮助下，全大队掀起了改装训练的高潮。全体空、地勤人员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如饥似渴地认真演习。首批学习飞行的佟守忠、余廷祥、赵凤双3个机组很快就能单独飞行了。苏联专家对这些中国学生学习效果之好，改装进度之快，一再伸出大拇指：“赫拉邵！欧奇赫拉邵！”（好！很好！）赞不绝口。部队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丢掉了“洋拐棍”，送走了苏联专家，自行组织训练、地面保障和飞机维护。
两个“第一次”
水上飞机大队组成后完成的第一次航测任务是国务院下达的对苏北地区进行航测照相。那是1958年10月，当时我国政府准备向全世界公布我国领海线为12海里（约22224米）。对苏北地区特别是五条沙一带，急需照出最低潮时的海岸最突出点，好连成准确的基准线。这是关系到捍卫我国领海权的大事。接到命令后，大队确定由寇万通机组完成这一任务，机组立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副驾驶员单炳良、空中机械师李志轩、领航照相张廷槐、通讯员刘耀祥、射击员姜泽斌和王永安、雷达员齐元禹等反复进行图上演练，熟悉航线；地面保障部队对飞机等各项设施进行全面认真检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寇万通等驾机飞向苏北海岸。
这是人民海军航空兵水上飞机第一次执行国家赋予的航测任务，为了赶在苏北海域的最低潮时进行测量拍照，有时拂晓起飞，有时黄昏才返场降落，大家体力消耗很大，眼睛都熬红了。有一次航测过程中接到指挥员的命令：机场气候恶劣，机组立即返航！等飞机返回机场时，发现机场平均风速已达18米/秒，阵风24米/秒。胶州湾风浪大作，飞机降落后不能关掉发动机，只能在风浪中艰难滑行。飞机时而被抛向浪尖，时而跌入浪谷，根本看不见机场地标。岸上派来拖飞机的小艇一次次地向飞机靠拢，一次次地被巨浪打开。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搏斗，当小艇终于把飞机拖到岸边时却无法上岸，最后只好全大队官兵一齐出动，从南下滑道拉飞机上岸，手腕粗的专用新棕绳都被拉断了。飞行人员在飞机里个个被颠簸得头昏脑涨，五脏六腑都在翻腾。雷达员齐元禹被颠得吐饭，然后吐水，最后吐血。但大家都始终坚守岗位，稳隐地操纵着飞机，努力和艇、岸上的同志配合，终于战胜了大风浪，安全上岸。从10月16日至11月22日，先后共飞行19架次，67小时42分，拍摄照片4000幅，航测面积达16000平方千米，胜利完成了任务。
另一个“第一次”是在公海降落抢救伤员。1959年9月24日10时30分，寇万通和张洪恩机组正在空中训练，突然接到地面指挥员命令，让马上返航去执行特殊任务。原来正在某海区航行的上海轮船公司“和平31”号轮（商船）轮机长汤炳生患急性盲肠炎，若不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将有生命危险，上级决定派水上飞机赴公海救助。那时部队还从未训练过公海降落科目，据苏联专家说在公海降落需要一级或特级飞行员才能胜任。但地面指挥员考虑到人命关天，任务紧急，决定让寇万通带张洪恩机组（领航员毛中仁、通信员李北、雷达员陆作兴、空中机械师郭庆章等）去执行这个特殊任务。飞机飞到指定海域后，很快发现了“和平31”号轮。寇万通立即通知机组人员做好公海降落准备，大家协同动作，驾机徐徐下降。虽然公海风浪不大，但涌浪很大，水面很不稳定。由于思想准备充分，操纵动作准确，飞机还是稳稳地降落在距船100米处。因为涌浪太大，送病号的小舢舨无法靠近飞机，只好把飞机上的救生艇用绳子系住放下，顺流把病号放稳在救生艇上再上飞机。一切安顿停当，马上起动发动机。为了保持飞机的稳定，把襟翼放到25度（正常情况15度），用大功率起飞，小速度离水，迅速返航飞回机场，并立即将病号送往海军401医院急救。这是水上飞机第一次在公海降落救护海员，不仅顺利完成了任务，使病号很快脱离了危险，而且为水上飞机公海降落积累了经验。 中国人的骨气
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苏联政府停止了水上飞机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时，还传来一阵阴风，说专家一走，中国的水上飞机将要成为“旱鸭子”，10年后将成为一堆废铝。
真是祸不单行。专家撤走l年后，一架飞机的浮桶杆被海浪击断，随后又发现其他飞机的各舱面悬臂严重腐烂。到60年代初全部飞机都到了该检修的年限。
看着这一架架停在机场上不能航行的飞机，大家真是心急火燎。自己修吗？那时只有20几个地勤兵和一辆修理车，车上仅有一部车床、一部台钻。
自己修谈何容易！送给“老大哥”修吗？刚刚运回的一台送修的发动机，花了几十万元，只是喷了一层漆就被送回来了。绝不能再花冤枉钱！怎么办？党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根本的办法还是自己修。部队长寇万通、副部队长曾跃堂、机械师廖立惠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向海军航空兵首长汇报。顿星云司令员问：“能自己修吗？”寇万通自信地说：“能！”顿司令员说：“好！一定自己修，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又问：“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做些什么？”寇万通说：“需要钱，还有器材。”顿司令员说：“钱，很困难，要还苏联的债。但再困难也要保住水上飞机这个种子，必须保证的经费要给。器材嘛，打扫打扫家底看看，把所有水上飞机的器材都发往青岛。”顿司令员立即召开了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水上飞机的修理问题。水上部队得到了首长和机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更增强了自己动手修理的信心。此前，当时的机务中队长何洪钦想起一位苏联专家临走时说过的一句话：“有困难就给我写信。”曾按照专家留下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半年后，不但收到了这位专家热情的回信，而且陆续收到几小箱备件。东西虽少，但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显示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就这样，在一个像蒙古包似的帐篷里，部队的老工人和新战士开始了水上飞机的修理工作。
1960年深秋，第一架水上飞机检修成功了。消息传到北京，海军和海航首长决定建立水上飞机修理厂。翌年1月16日，水上飞机修理厂正式成立。5个月后停航的飞机全部检修完毕。
1964年10月16日，50号飞机在参加大比武时，由于自身投放的一枚深水炸弹在离飞机50米的空中提前爆炸，飞机被爆炸的气浪冲起百十米高，中队长张玉田、副驾驶张清泉和机组人员为了保住这架飞机，冒着生命危险，驾着重伤的飞机从靶场上空飞回。在海面，飞机油箱起火爆炸，20分钟后该机沉入海底。两天后打捞上岸，飞机已变得面目全非，9米多长的机翼只剩下几条筋，机头歪斜，机身扭曲，整个尾翼上只留下一些断骨残片。
当时，几个飞机制造厂接到了求援，请他们派人来帮助修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梁厂长看后说：“这架飞机修理是很困难的，风险很大。只要你们修，我们可以全力支持，技术人员、器材，只要我们有的，都可以给你们。”修还是不修？党委会研究多次。这时，北海舰队航空兵（以下简称“北航”）副司令员刘世雄连着几天打电话催问，刘副司令在电话中对寇万通说：“要有信心，我给你承担全部责任，给你当后盾。要依靠群众，组织力量修。”首长的支持给部队增添了力量和信心，绝不能让飞机在手里“夭折”。
修理厂厂长李天助、副厂长马力主动请领任务，海航首长和机关又陆续从北航工程部、海航工程部和海口机场、洛阳兵工厂，调来了飞机机械师、工程部助理员袁隽赣、邹觉、陈宴智等和8名老工人。1965年9月14日修理厂召开了战鹰修复动员誓师大会，打响了修理飞机的战斗。海航、北航首长和机关定期听取汇报，给予具体的指导；驻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军代表王德佩多次来修理厂，帮助解决了大量难题；西安172厂把仅有的两根飞机大梁送来了一根。部队领导、修理厂全体官兵、职工都全力以赴投入战斗。
修理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飞机大梁淬火问题，当时国内所有厂家都无力解决。马力大胆设想，土法上马，在空地上修起一个5米多长的铁皮槽子，盐化加温，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得到成功。接着。大家扶正了机身，加上了尾翼，给飞机插上了新的翅膀。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努力，战胜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无数次设计、试验、试飞，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1969年2月3日，被修复的50号飞机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加入了水上飞行部队的战斗行列。
1968年，在50号飞机重上蓝天之前，修理厂又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将水上飞机原发动机改装为国产涡桨式发动机，并对飞机原设备、部件同时进行部分改装。此时有关部门曾想从日本和联邦德国进口一些水上飞机，因外国人的条件太苛刻而未能谈成。后来，还是靠自己，在605研究所的大力帮助下，修理厂开始了飞机的改装，给飞机做“延年益寿”的工作。这个小小的修理厂经过不断进取，不断奋斗，不断创造，先后完成了飞机检修、中修、大修53架次，改装发动机6架次，完成飞机重大项目改装18架次，较大技术革新50余项，自制设备50台。1978年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这个厂又将一种先进的防潜、搜潜用的声呐浮标探测装置安装到这些40年代的产品上，与此同时，新的自动驾驶仪、新型的雷达也安装到了这些飞机上。从机械到军械，从特设装备到雷达，从领航仪到操纵……整个飞机被改装更新达80%，使这些在外国早已被淘汰的40年代生产的飞机，在我国80年代还在飞行。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上飞机的来源问题，经中央军委批准，1969年我国开始研制生产自已的第一代水上飞机，代号为水轰五（SH—5）。副大队长何洪钦奉命率领16名空、地勤人员，参与了这一研制工作。他们10年如一日，奋战在研制、试飞第一线。
国产第一代水上飞机试飞
1976年4月3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水上飞机（SH一5）首次试飞成功。黄星辉是首飞机长。
部队空勤组的试飞准备工作实际上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由于没有新机种的试飞经验，从1974年1月至1975年3月，黄星辉和余廷祥、金海河、罗思耀等同志分别到湖北当阳空军某飞行团和北京良乡海航某飞行团等兄弟单位进行了试飞体验，向他们学习试飞经验，研讨试飞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情况。1974年5月7日，又到哈尔滨112厂对SH—5型02号机进行了陆上试滑。接着，飞机从哈尔滨运到试飞现场。空勤人员到达后于1975年5月29日在停机坪试车，第二天飞机下水进行试滑。从6月2日至1976年3月15日共进行了3个阶段几十次的水上滑行试验。主要检查飞机各部分性能，摸索掌握操纵新型国产水上飞机的规律。在几十次的反复试滑的基础上，于1976年3月16日和24日分别进行了两次飘飞。由于各项准备工作充分，两次飘飞都很成功。虽然只是把飞机拉离水面一米，但毕竟是把飞机飞起来了，增强了正式升空的信心。 随着首次升空试飞日期的临近，试飞的各项准备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了。部队反复地对飞机上各种操纵装置和仪器仪表进行检查，仔细地研究制定了计划。对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置方案。大家也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想到了牺牲。大家既感到无上光荣，同时也深深认识到，新机试飞不同于一般飞行，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搞试飞光靠勇敢是不够的，还必须靠科学，靠过硬的技术。在这一点上，大家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有近20年驾驶水上飞机的实践，也有两次别一6飞机的试飞经验。一次是1969年，为修复后的50号飞机试飞。50号飞机修复后经检测发现零点漂移，飞机不对称，怎么办？飞，一定要飞！靠试飞进行调试。黄星辉向党委提出了由自己来试飞的请求。那次试飞是成功的，经过试飞调整，飞机终于重新加入训练行列。还有一次是 1968年12月，对别一6进行换发改装，飞机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全部改装为涡桨式发动机。换发动机试飞的正副驾驶分别由黄星辉和顾明才担任，谭文义担任空中机械师，那次的试飞也很成功。
有了前两次的试飞经验，还有多年来共同配合的老战友金海河、刘景升、薛恩三、谢云龙、谭文义等机组人员的协助，尤其是空中机械师谭文义对涡桨发动机技术的精通，使大家对这次试飞增强了信心。
1976年4月2日，即试飞前一天的晚上，海军副参谋长李景把副大队长余廷祥等人叫到他在试飞地的住所，对大家的准备情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了解，并鼓励说：“就看你们的了，祝你们成功。”大家当即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月3日，天气非常好，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人们早早来到机场，等待试飞时刻的到来。他们中有605所总工程师王洪璋和参加SH一5飞机设计的科研人员，有112厂的领导和参加SH一5飞机制造的工人同志，有国防科工委叶正大副主任和三机部的领导；有海军航空兵的首长，北海舰队航空兵的首长；海军王万林副司令员亲临现场坐阵，李景副参谋长亲自组织。看到这庄严的场面，望着无数充满期待的目光，大家心里默默地说：“请放心吧，我们是不会给海军丢脸的。”
上午9时30分，飞机下水，先沿起降水面滑行一趟，以检测飞机发动机等工作情况，在飞机一切正常的情况下，黄星辉向指挥员做了简明报告，请示起飞。指挥员余廷祥指示：“检查动作，可以起飞。”机组人员又一遍检查飞机工作状态，加大四台发动机油门，随着发动机的轰鸣，飞机在水面高速滑行一段后矫健地离水升空了。机场上一片欢呼声。不少同志激动得流下了热泪。部队长寇万通在指挥船上，眼睛紧盯着飞机，下意识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香烟掏出来点上、扔掉，又掏出、点上、扔掉……机组的同志全神贯注紧紧盯着各种仪表，掌握飞机姿态，精心地操纵飞机，先是通过指挥台，绕场一周，飞机一切正常。接着又绕了一周，然后请示降落。飞机飞行23分钟，在指挥员正确指挥下，平稳地降落在水面上。海军王万林副司令员高兴地连声说：“成功了！成功了！”在场的各级领导、科研人员、工人师傅都互相祝贺试飞成功。
水上飞机是海军航空兵特有的一个机种，担负着航测、反潜、侦察和海上救护等任务。我国的海军水上飞机部队组建于1955年10月。50年来，部队不但较好地完成了训练、航测、海上救护、维修、新机研制和试飞等任务，还编写了《水上飞机操作规律》、《维护安全工作规律》等资料，为海军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年就丢掉“洋拐棍”
1955年春，中南军区暂编10团政委刘同善、团长周贤、副团长兼参谋长聂祖武、政治处主任肖安农，奉命率团直机关约150多人由武汉调青岛组建海军水上飞机部队。这些在陆军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兵和机关干部听说干海军，干特种兵，心情都很兴奋。可是到驻地一看，竟是一个仅有0.27平方千米的荒凉、光秃的小岛，除了倒竖着一个灯塔和破烂不堪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水泥停机坪，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部队100多人分散在几十间破旧的平房内；没有办公室，几个团领导挤在一间房子里，食堂缺少桌凳，大家要蹲在地上吃饭；开会时也是席地而坐。但大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在海军航空兵部首长和政治机关的领导下，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支部建设，对官兵进行我军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大家始终保持饱满的工作热忱，扎扎实实地进行着机场修建和组建部队的准备工作。这些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兵”，在领导组建这样一支新的海军航空兵部队中都变成了一窍不通的“新战士”。虽然缺乏水上飞机的知识，但大家热情很高，工作中一方面注意多请示报告，不擅自作主；另一方面不懂就学，不耻下问。同时处处以身作则，和全体机关干部同甘共苦。
海航首长为了让部队尽快掌握航空知识，缩短与担负使命之间的距离，除了留下一些飞机场修建人员之外，让其余人员全部进入二航校集中学习3个月。1955年3月，还从航空兵师调来3个建制机组和地勤人员，又从航校抽调一批飞行学员和地勤人员到上海大场机场进行杜一2飞行训练，然后补充到水上飞机部队，作为这支部队的技术骨干。这些措施对水上飞机部队的初期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55年8月，部队对水上飞机场进行了扩建。建成了砂石停机坪和水泥停机坪，在机场两边修筑防波堤，又建造了油库，为水上飞机转场进驻做好了充分准备。
同年10月25日，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日子。这天阳光和照，晴空万里。北京时间7时04分，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6架别一6水上飞机，双机3批由海参崴起飞，于当日14时45分安全降落在水上机场海面。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部队奋战到次日凌晨4时，将6架水上飞机全部平安地牵引上岸，圆满地完成了水上飞机远距离转场任务。至此，海航的一个崭新机种部队——水上飞机第l大队在原暂编10团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宣告成立。周贤任大队长、刘同善任政委、佟守忠任副大队长、聂祖武任副大队长兼参谋长、肖安农任政治处主任。这个领导班子除佟守忠学过飞行外，其他均属“旱鸭子”，但大家团结一致，工作中分工合作，互相支持，热情很高。
经过短暂的编组和整顿，在苏联驾驶专家米哈尔钦柯、塞维列夫和领航专家米可夫、机械专家卡尔达斯等8名专家的帮助下，全大队掀起了改装训练的高潮。全体空、地勤人员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如饥似渴地认真演习。首批学习飞行的佟守忠、余廷祥、赵凤双3个机组很快就能单独飞行了。苏联专家对这些中国学生学习效果之好，改装进度之快，一再伸出大拇指：“赫拉邵！欧奇赫拉邵！”（好！很好！）赞不绝口。部队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丢掉了“洋拐棍”，送走了苏联专家，自行组织训练、地面保障和飞机维护。
两个“第一次”
水上飞机大队组成后完成的第一次航测任务是国务院下达的对苏北地区进行航测照相。那是1958年10月，当时我国政府准备向全世界公布我国领海线为12海里（约22224米）。对苏北地区特别是五条沙一带，急需照出最低潮时的海岸最突出点，好连成准确的基准线。这是关系到捍卫我国领海权的大事。接到命令后，大队确定由寇万通机组完成这一任务，机组立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副驾驶员单炳良、空中机械师李志轩、领航照相张廷槐、通讯员刘耀祥、射击员姜泽斌和王永安、雷达员齐元禹等反复进行图上演练，熟悉航线；地面保障部队对飞机等各项设施进行全面认真检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第二天，寇万通等驾机飞向苏北海岸。
这是人民海军航空兵水上飞机第一次执行国家赋予的航测任务，为了赶在苏北海域的最低潮时进行测量拍照，有时拂晓起飞，有时黄昏才返场降落，大家体力消耗很大，眼睛都熬红了。有一次航测过程中接到指挥员的命令：机场气候恶劣，机组立即返航！等飞机返回机场时，发现机场平均风速已达18米/秒，阵风24米/秒。胶州湾风浪大作，飞机降落后不能关掉发动机，只能在风浪中艰难滑行。飞机时而被抛向浪尖，时而跌入浪谷，根本看不见机场地标。岸上派来拖飞机的小艇一次次地向飞机靠拢，一次次地被巨浪打开。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搏斗，当小艇终于把飞机拖到岸边时却无法上岸，最后只好全大队官兵一齐出动，从南下滑道拉飞机上岸，手腕粗的专用新棕绳都被拉断了。飞行人员在飞机里个个被颠簸得头昏脑涨，五脏六腑都在翻腾。雷达员齐元禹被颠得吐饭，然后吐水，最后吐血。但大家都始终坚守岗位，稳隐地操纵着飞机，努力和艇、岸上的同志配合，终于战胜了大风浪，安全上岸。从10月16日至11月22日，先后共飞行19架次，67小时42分，拍摄照片4000幅，航测面积达16000平方千米，胜利完成了任务。
另一个“第一次”是在公海降落抢救伤员。1959年9月24日10时30分，寇万通和张洪恩机组正在空中训练，突然接到地面指挥员命令，让马上返航去执行特殊任务。原来正在某海区航行的上海轮船公司“和平31”号轮（商船）轮机长汤炳生患急性盲肠炎，若不及时送往医院抢救，将有生命危险，上级决定派水上飞机赴公海救助。那时部队还从未训练过公海降落科目，据苏联专家说在公海降落需要一级或特级飞行员才能胜任。但地面指挥员考虑到人命关天，任务紧急，决定让寇万通带张洪恩机组（领航员毛中仁、通信员李北、雷达员陆作兴、空中机械师郭庆章等）去执行这个特殊任务。飞机飞到指定海域后，很快发现了“和平31”号轮。寇万通立即通知机组人员做好公海降落准备，大家协同动作，驾机徐徐下降。虽然公海风浪不大，但涌浪很大，水面很不稳定。由于思想准备充分，操纵动作准确，飞机还是稳稳地降落在距船100米处。因为涌浪太大，送病号的小舢舨无法靠近飞机，只好把飞机上的救生艇用绳子系住放下，顺流把病号放稳在救生艇上再上飞机。一切安顿停当，马上起动发动机。为了保持飞机的稳定，把襟翼放到25度（正常情况15度），用大功率起飞，小速度离水，迅速返航飞回机场，并立即将病号送往海军401医院急救。这是水上飞机第一次在公海降落救护海员，不仅顺利完成了任务，使病号很快脱离了危险，而且为水上飞机公海降落积累了经验。 中国人的骨气
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苏联政府停止了水上飞机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时，还传来一阵阴风，说专家一走，中国的水上飞机将要成为“旱鸭子”，10年后将成为一堆废铝。
真是祸不单行。专家撤走l年后，一架飞机的浮桶杆被海浪击断，随后又发现其他飞机的各舱面悬臂严重腐烂。到60年代初全部飞机都到了该检修的年限。
看着这一架架停在机场上不能航行的飞机，大家真是心急火燎。自己修吗？那时只有20几个地勤兵和一辆修理车，车上仅有一部车床、一部台钻。
自己修谈何容易！送给“老大哥”修吗？刚刚运回的一台送修的发动机，花了几十万元，只是喷了一层漆就被送回来了。绝不能再花冤枉钱！怎么办？党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根本的办法还是自己修。部队长寇万通、副部队长曾跃堂、机械师廖立惠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向海军航空兵首长汇报。顿星云司令员问：“能自己修吗？”寇万通自信地说：“能！”顿司令员说：“好！一定自己修，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又问：“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做些什么？”寇万通说：“需要钱，还有器材。”顿司令员说：“钱，很困难，要还苏联的债。但再困难也要保住水上飞机这个种子，必须保证的经费要给。器材嘛，打扫打扫家底看看，把所有水上飞机的器材都发往青岛。”顿司令员立即召开了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水上飞机的修理问题。水上部队得到了首长和机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更增强了自己动手修理的信心。此前，当时的机务中队长何洪钦想起一位苏联专家临走时说过的一句话：“有困难就给我写信。”曾按照专家留下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半年后，不但收到了这位专家热情的回信，而且陆续收到几小箱备件。东西虽少，但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显示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就这样，在一个像蒙古包似的帐篷里，部队的老工人和新战士开始了水上飞机的修理工作。
1960年深秋，第一架水上飞机检修成功了。消息传到北京，海军和海航首长决定建立水上飞机修理厂。翌年1月16日，水上飞机修理厂正式成立。5个月后停航的飞机全部检修完毕。
1964年10月16日，50号飞机在参加大比武时，由于自身投放的一枚深水炸弹在离飞机50米的空中提前爆炸，飞机被爆炸的气浪冲起百十米高，中队长张玉田、副驾驶张清泉和机组人员为了保住这架飞机，冒着生命危险，驾着重伤的飞机从靶场上空飞回。在海面，飞机油箱起火爆炸，20分钟后该机沉入海底。两天后打捞上岸，飞机已变得面目全非，9米多长的机翼只剩下几条筋，机头歪斜，机身扭曲，整个尾翼上只留下一些断骨残片。
当时，几个飞机制造厂接到了求援，请他们派人来帮助修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梁厂长看后说：“这架飞机修理是很困难的，风险很大。只要你们修，我们可以全力支持，技术人员、器材，只要我们有的，都可以给你们。”修还是不修？党委会研究多次。这时，北海舰队航空兵（以下简称“北航”）副司令员刘世雄连着几天打电话催问，刘副司令在电话中对寇万通说：“要有信心，我给你承担全部责任，给你当后盾。要依靠群众，组织力量修。”首长的支持给部队增添了力量和信心，绝不能让飞机在手里“夭折”。
修理厂厂长李天助、副厂长马力主动请领任务，海航首长和机关又陆续从北航工程部、海航工程部和海口机场、洛阳兵工厂，调来了飞机机械师、工程部助理员袁隽赣、邹觉、陈宴智等和8名老工人。1965年9月14日修理厂召开了战鹰修复动员誓师大会，打响了修理飞机的战斗。海航、北航首长和机关定期听取汇报，给予具体的指导；驻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军代表王德佩多次来修理厂，帮助解决了大量难题；西安172厂把仅有的两根飞机大梁送来了一根。部队领导、修理厂全体官兵、职工都全力以赴投入战斗。
修理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飞机大梁淬火问题，当时国内所有厂家都无力解决。马力大胆设想，土法上马，在空地上修起一个5米多长的铁皮槽子，盐化加温，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得到成功。接着。大家扶正了机身，加上了尾翼，给飞机插上了新的翅膀。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努力，战胜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无数次设计、试验、试飞，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1969年2月3日，被修复的50号飞机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加入了水上飞行部队的战斗行列。
1968年，在50号飞机重上蓝天之前，修理厂又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将水上飞机原发动机改装为国产涡桨式发动机，并对飞机原设备、部件同时进行部分改装。此时有关部门曾想从日本和联邦德国进口一些水上飞机，因外国人的条件太苛刻而未能谈成。后来，还是靠自己，在605研究所的大力帮助下，修理厂开始了飞机的改装，给飞机做“延年益寿”的工作。这个小小的修理厂经过不断进取，不断奋斗，不断创造，先后完成了飞机检修、中修、大修53架次，改装发动机6架次，完成飞机重大项目改装18架次，较大技术革新50余项，自制设备50台。1978年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这个厂又将一种先进的防潜、搜潜用的声呐浮标探测装置安装到这些40年代的产品上，与此同时，新的自动驾驶仪、新型的雷达也安装到了这些飞机上。从机械到军械，从特设装备到雷达，从领航仪到操纵……整个飞机被改装更新达80%，使这些在外国早已被淘汰的40年代生产的飞机，在我国80年代还在飞行。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上飞机的来源问题，经中央军委批准，1969年我国开始研制生产自已的第一代水上飞机，代号为水轰五（SH—5）。副大队长何洪钦奉命率领16名空、地勤人员，参与了这一研制工作。他们10年如一日，奋战在研制、试飞第一线。
国产第一代水上飞机试飞
1976年4月3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水上飞机（SH一5）首次试飞成功。黄星辉是首飞机长。
部队空勤组的试飞准备工作实际上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由于没有新机种的试飞经验，从1974年1月至1975年3月，黄星辉和余廷祥、金海河、罗思耀等同志分别到湖北当阳空军某飞行团和北京良乡海航某飞行团等兄弟单位进行了试飞体验，向他们学习试飞经验，研讨试飞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情况。1974年5月7日，又到哈尔滨112厂对SH—5型02号机进行了陆上试滑。接着，飞机从哈尔滨运到试飞现场。空勤人员到达后于1975年5月29日在停机坪试车，第二天飞机下水进行试滑。从6月2日至1976年3月15日共进行了3个阶段几十次的水上滑行试验。主要检查飞机各部分性能，摸索掌握操纵新型国产水上飞机的规律。在几十次的反复试滑的基础上，于1976年3月16日和24日分别进行了两次飘飞。由于各项准备工作充分，两次飘飞都很成功。虽然只是把飞机拉离水面一米，但毕竟是把飞机飞起来了，增强了正式升空的信心。 随着首次升空试飞日期的临近，试飞的各项准备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了。部队反复地对飞机上各种操纵装置和仪器仪表进行检查，仔细地研究制定了计划。对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置方案。大家也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甚至想到了牺牲。大家既感到无上光荣，同时也深深认识到，新机试飞不同于一般飞行，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搞试飞光靠勇敢是不够的，还必须靠科学，靠过硬的技术。在这一点上，大家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有近20年驾驶水上飞机的实践，也有两次别一6飞机的试飞经验。一次是1969年，为修复后的50号飞机试飞。50号飞机修复后经检测发现零点漂移，飞机不对称，怎么办？飞，一定要飞！靠试飞进行调试。黄星辉向党委提出了由自己来试飞的请求。那次试飞是成功的，经过试飞调整，飞机终于重新加入训练行列。还有一次是 1968年12月，对别一6进行换发改装，飞机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全部改装为涡桨式发动机。换发动机试飞的正副驾驶分别由黄星辉和顾明才担任，谭文义担任空中机械师，那次的试飞也很成功。
有了前两次的试飞经验，还有多年来共同配合的老战友金海河、刘景升、薛恩三、谢云龙、谭文义等机组人员的协助，尤其是空中机械师谭文义对涡桨发动机技术的精通，使大家对这次试飞增强了信心。
1976年4月2日，即试飞前一天的晚上，海军副参谋长李景把副大队长余廷祥等人叫到他在试飞地的住所，对大家的准备情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了解，并鼓励说：“就看你们的了，祝你们成功。”大家当即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月3日，天气非常好，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人们早早来到机场，等待试飞时刻的到来。他们中有605所总工程师王洪璋和参加SH一5飞机设计的科研人员，有112厂的领导和参加SH一5飞机制造的工人同志，有国防科工委叶正大副主任和三机部的领导；有海军航空兵的首长，北海舰队航空兵的首长；海军王万林副司令员亲临现场坐阵，李景副参谋长亲自组织。看到这庄严的场面，望着无数充满期待的目光，大家心里默默地说：“请放心吧，我们是不会给海军丢脸的。”
上午9时30分，飞机下水，先沿起降水面滑行一趟，以检测飞机发动机等工作情况，在飞机一切正常的情况下，黄星辉向指挥员做了简明报告，请示起飞。指挥员余廷祥指示：“检查动作，可以起飞。”机组人员又一遍检查飞机工作状态，加大四台发动机油门，随着发动机的轰鸣，飞机在水面高速滑行一段后矫健地离水升空了。机场上一片欢呼声。不少同志激动得流下了热泪。部队长寇万通在指挥船上，眼睛紧盯着飞机，下意识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香烟掏出来点上、扔掉，又掏出、点上、扔掉……机组的同志全神贯注紧紧盯着各种仪表，掌握飞机姿态，精心地操纵飞机，先是通过指挥台，绕场一周，飞机一切正常。接着又绕了一周，然后请示降落。飞机飞行23分钟，在指挥员正确指挥下，平稳地降落在水面上。海军王万林副司令员高兴地连声说：“成功了！成功了！”在场的各级领导、科研人员、工人师傅都互相祝贺试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