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世纪发端于西方的学科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正当性焦虑，使得确认并维护各学科的清晰边界成为一种强迫症。如果说学科的分野可能促进各个学科内部的条分缕析，并使得“分析”这种智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各个学科成为一个孤悬的岛，并进而呈现一种“形而上学”或者“玄学”的非历史性，从而失去了它本来所在的历史整体关系，例如植物学家可能只对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种植桑树并试图发展桑蚕业的技术过程感兴趣，正如艺术史家谈到19世纪的肖像画只重视其技法。
　　然而，如果说北美的桑蚕业是大西洋两岸的大英帝国及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一种建构方式，或者19世纪的肖像画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一种视觉行为呢？本期主题书评的两篇文章正是从“物质文化”入手，将北美桑蚕业或19世纪肖像画置于其历史整体关系中进行论述。
　　这种“整体历史关系”，不是海德格尔从凡·高画中的那双鞋所玄想的那种关系，而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从西美尔《时尚的哲学》和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开始，“物”便开始作为一个活跃的“参与者”进入了整体的历史关系的视野，只不过，这些内在牵涉在一起的复杂关系因为时空之间的距离或者“学科的边界”而难以一眼识别出来，或不能一眼识别其全部关系。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反思的智慧”———将物拉远，从而呈现它在整体历史关系之中的位置。恩格斯早就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所谓的观点，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且是一种史观，它启示着一种方法论。“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此八字，常掛于我们嘴边，但很难说已内化为我们敏锐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