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循吏传》中载有何易于其人｡他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6—836年)益昌(今四川广元市南)县令，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他甘冒革职､坐牢､砍头的风险，抵制了上司的派遣，违抗了朝廷的诏令｡
　　益昌位于嘉陵江南岸，距利州(今四川广元市)20公里｡有一天，利州刺史崔朴兴致勃勃地率领宾客和随从泛舟春游，船到益昌，命随从到县衙索夫拉纤｡按理说，何易于身为县令，征派几个民夫为刺史大人的游船拉纤，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何易于“识时务”，不但照办不误，而且还会率领吏民夹道欢迎刺史大人大驾光临;还会备轿把刺史大人及其宾客接到县衙设宴接风;还会在刺史大人们上船时，给他们馈送一些益昌土特产品，如此等等｡然而，何易于直情径行，既没有征派纤夫，也没有设宴接待，更没有赠送礼品，而是独自一人去到江边腰笏挽舟｡崔朴见此情状，惊问其故？何易于躬身答道:“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说得崔朴及其宾客满面羞愧，连忙下船骑马而去｡何易于把刺史大人弄得这般难堪，难道不怕刺史大人恼羞成怒､怀恨在心､找你碴子､给你穿小鞋，甚至让你丢掉乌纱帽吗？我想，何易于不是个木头脑袋，对这个问题，早就考虑过｡但他考虑得更多､更深､更切的，还是益昌百姓的疾苦｡
　　益昌百姓依山种茶，聊济穷困，而朝廷诏令重征茶税，还要地方官吏如实申报征课，不得隐瞒偷漏｡何易于看了诏令，愤愤地说:“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况厚赋毒之乎！”命县吏将诏令撂在一旁｡县吏惶恐地说:“天子诏，何敢违！吏坐死，公得免窜(流放)乎！”何易于从容地答道:“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蔓(牵连)尔曹！”说罢，将诏令焚毁｡幸好观察使素知何易于是个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贤吏，没有把他焚诏抗税这件事奏报朝廷｡
　　史籍中还记载了何易于的一些爱民事迹:为了了解民情，他经常“召高年坐以问政得失”;“有死丧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办”;督赋不忍迫下户(贫困户)，或以俸代输”｡对纷争斗殴､诉讼于官者，何易于亲自审问，“丁宁指晓(告诫､开导)枉直，罪小者劝，大者杖”，并立即释放回家，不随便交给吏役处理，因而“狱三年无囚”｡
　　令人感叹的是，何易于遭时不偶，当时唐王朝正处于宦官专权､藩帅跋扈､朋党交争､政治腐败的局面，官吏考核制度形同虚设，“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据《大唐新书》卷七)因此，像何易于这样的贤吏，是难以得到升迁的｡果然，在天子考察官吏政绩中，何易于只考得一个“中上”，被调任绵州(今四川绵阳市)罗江县令｡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中书舍人孙樵公差路过益昌，当地几个百姓把何易于治理益昌3年的惠民之绩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并问:“像何易于这样的好官，为什么只考得个‘中上’？”孙樵回答说:“考核县令有四条标准:一是能否加快催收赋税;二是能否加快征发徭役;三是能否捕获更多盗贼;四是能否得到往来权要的赞誉｡”百姓们听了，笑了几声就走开了｡
　　孙樵对何易于没有得到朝廷的嘉奖和选拔，也感到十分惋惜｡于是，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文章，叙述了何易于治理益昌3年的政绩，同时也批评了执政者对选拔人才的消极态度｡文章最后说，何易于生前没有得到朝廷的嘉奖和提拔，死后史官一定会把他的政绩载入史册，流传后世｡果然，北宋史官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就根据《书何易于》这篇文章把何易于列入循吏行列，使之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西汉政论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中说:“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何易于可贵之处，就是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如果要问何易于的为官之道对今天的从政者有什么借鉴，那就是:要像何易于那样清正廉洁､勤政爱民，不曲道以媚上､不诡行以欺民，求真务实､不鹜虚声，把“八荣八耻”作为自律的准则，切不可为了铺设自己的“锦绣前程”，劳民之力､伤民之财､逆民之心､激民之愤，去搞“政绩工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构建一个公平､公正，利益均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谱写壮丽辉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