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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宁二 发自太原
“现在回邸家河不太方便了。”头发花白的李锐边走边说。这是2007年伊始的一个中午，肮脏的太原仍旧被灰霾笼罩，裹在深色羽绒服里的作家还戴着白色的口罩。
“村子附近发现煤矿，发生土地纠纷，上访村民找到了我，我给上面递了一下材料。”村里农民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李锐的行为却也令地方领导不悦起来。
吕梁山里的邸家河在李锐的口中常常是以“我们村”出现的。这个1969年1月12日离开北京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的知识青年在邸家河做了6年地道的农民，17年之后，1986年，他开始根据邸家河的生活经验创作《厚土》吕梁山印象系列小说，凝练的语言、极具特色的结构以及对农民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使他一举成名。
20年来，李锐还创作了《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多部长篇小说，但已进入文学史的《厚土》仍旧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2006年11月，56岁的李锐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问世，这种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李锐说：“自199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平静中写作，这部小说算是《厚土》之后引起反响最大的了。”
艺术家应该比政治家更敏锐
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引起普通读者关注，更多的是因为它通过农具意象所描摹的赤裸裸农村现实所带来的震撼。
《袴镰》，一个农民用镰刀割掉了贪污公款的村长的头。《青石碨》，磨盘成了锁住被拐妇女的牢具。《耕牛》，本为逃避口蹄疫爆发后的扑杀，耕牛却和主人一起葬身土窑。《桔槔》，取水的桔槔成为火车偷煤的工具，也葬送了偷煤者的性命。《扁担》，挑水扛物的扁担被锯断，成为在城里失去双腿的农民工爬行回家的助力工具。《铁锹》，铁锹摇身一变成了给城里人唱山曲时的表演道具。《犁铧》，犁铧和农民被做成雕像，放在高尔夫球场成为风景，供人观赏。
这样描述《太平风物》中各个故事的大意过于简略，却已然能看出李锐对农村现实的挂怀：土地问题、妇女拐卖、农村教师困境、乡村道德破坏、青壮年外流、农民工的遭遇等等。
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和残酷性正在逼迫着中国的作家们用作品作出思考和反应，《太平风物》并不是近几年唯一一部描写农村残酷现实的文学作品。《秦腔》、《丁庄梦》，几乎中国文坛的老将们每部涉及农村题材的小说问世都会引起或大或小的舆论反应。但是在这个真实被有意识遮蔽而谎言却盛行的时代里，是不是只要文学表达了现实便应该被铭记被颂扬？
李锐的回答很干脆，如果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他并不会写这些小说。“如果我只是写农具都消失了，农民很贫困，他们被欺压被剥削，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还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或者说社会学的层面上。”
李锐并不掩饰《太平风物》中的数篇小说的题材其实都取自“社会学层面”上的新闻报道。譬如《樵斧》来自《中国青年报》一篇对浙江某小五金县冲床每年割去农民工几千根手指的调查，《扁担》也源自一个被众多媒体普遍报道过的农民工的悲惨遭遇。“其实很多新闻和纪录片表达的都比我好，但这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不是文学要表达的。我看到的农具是人和自然关系的结晶。当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一些东西就消失了。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深刻的人类身不由己的悲剧性命运。”
和很多文学家一样，李锐也强调说“艺术家应该比政治家更有那种先知先觉的敏锐感觉”。事实上，很难评价李锐在“太平风物”这个巨大反讽意义的标题下所描写的残忍故事里究竟解剖了怎么样的人性，但他流露出一种对我们时代变迁复杂性进行文学式追问的态度是肯定的。“震惊”，“非常震撼”以及“心酸”、“反省”这样的词语在一个下午的交谈中，频频出现。
“那是没人性的，一个现代社会还是让那么多人绑在黄土地上，是最不人道的事情。”这个曾经当过6年农民的老知识青年更是对农村剧变之下，都市里更加弥散的田园想象深恶痛绝。
我和他们不一样
《太平风物》有一个副题——农具系列小说展览，这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为评论家津津乐道的部分。在农民手中使用千年的农具成为每篇小说的主角，而在小说正文之前，都会配上1313年的一部古书《王祯农书》中该农具的图式和说明文字。有评论认为，这种出人意料的文本形式既是李锐沟通历史的方式，同时也是他对文学之为文学的一种崭新回答。
“其实如果去掉了图，去掉了关于农具的说明，后面的故事就和《厚土》是一样的，没有新意，不具备冲击力，我就不会有创作的激情。创作的激情和灵感被激发起来就是因为找到了这样一个图文并茂的形式，而这个形式也使得我可以把文言文直接放进来。文言文不是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就被打倒了吗？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被打倒被遗忘的放进来——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认为看文言文的障碍比看英文的障碍要大得多，我就是希望告诉我的读者们，我们的方块字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的文明就是从这里来的。”
或许，这样贯穿历史的文本方式也正是李锐对文学界泛滥的“史诗追求”的回应。
近几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中，颇多自诩或者被捧为史诗的作品，其中不乏从1980年代起便和李锐一起在文坛上打拼的老友，但李锐对他们所谓的“史诗”不屑一顾，“所谓史诗，其实是对历史的美化，意味着对人类自身的赞美，对人类所有行为的赞美，史诗最终的指向是崇高的、是悲壮的、是美的。”
曾经的知识青年李锐频繁地强调着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影响。“文化革命后，我对历史充满怀疑和厌恶，就我的经历我眼见的，历史非常没有理性，这一点上我和很多的中国作家是不一样的，我早就发现这一点，我真的和他们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李锐也常以一句“用方块字深刻的表达自己”来阐释。他强调的另一个概念是“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在李锐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没有主心骨，没有主体性，没有自信心”了，而这又可以推到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古汉语传统的全盘颠覆。
“一提起小说、文学，好像中国的一切都不算东西，中国的文学资源都不具备普世性，都不能够作为全人类的财产，不可以作为全人类的尺度而存在。你要想写最好的文学艺术，你就得回莎士比亚那儿去，回巴尔扎克那儿去，回托尔斯泰那儿去，反正你中国人的东西就是不行。”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李锐说：“我老是有一种努力，想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资源里发掘出自己的资源，把它变成源头活水，滋养现在的创作，把千年的历史变成此时此刻。”所以，当20年前，知识青年李锐得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管磨叫而邸家河的乡亲也一直这么叫时，简直“震惊到了头晕”的程度。
平心而论，作家由此积累20多年所创作的《太平风物》使用图像、古文与现代小说的拼贴，确实带来一种崭新的阅读感受，这种现代艺术思维指导下的形式突破更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一种特殊的阅读甚至收藏价值。
最大限度地不参加
20多年里，从《厚土》到《太平风物》，这个四川人面相、北京人口音，却又常年生活在山西的作家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就像煤炭不仅糟蹋了邸家河的土地，也染黑了太原的天空一样，社会的剧变不仅仅影响着邸家河的农民，同样困扰着这个山西作协大院的专职作家。
李锐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他当农民当工人时，对作家和作家协会是有向往的。但2003年10月，他却突然发表辞职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资格。这是他这些年引起最大轰动的公共行为，直到2006年年末人们在谈论诸如“洪峰事件”时，也仍旧会想起李锐，这个当年的“反体制者”。
但言谈间的李锐并不是一个情绪激烈的人。谈起3年前的辞职事件，他仍是缓缓地讲述：“退出作协，其实就是我对作家协会这个体制烦了，当时又要换届，你知道每个作家协会开始换届的时候，都是污水横流，造谣侮蔑，什么怪事都出来了，就跟阿扁选‘总统’的情况差不多。”李锐管这种情况叫换届综合症，“中国这个体制内上上下下都存在这种状况”。
“第一，作家协会是一个群众团体，没多少权力；第二，它是一个艺术性的团体，本来不该有这么多权力之争，可现在不行，本来没什么地位没什么权力的作家们却把这堆狗屎看得最重，谁都怕吃不到这一嘴屎，让你觉得肮脏。不愿意和他们为伍。”
“每次换届，什么都弄好了，然后把作家们侮辱上一顿。本来是作家协会，应该给作家们一点权利，哪怕选得很乱呢，它不！现在它越来越体制化，作协是什么，作协就是宣传部文学处。”
辞职之后，李锐却仍旧住在山西作协大院里。要出门，依然要路过作协那幢民国的小洋楼，依然要在太原肮脏的天空下和路遇的作协老人们熟络地招呼，“您又在街上吸灰呢？”
很多朋友问过李锐：“既然你认为事实如此，那为什么还保留山西作协会员身份，还领工资？”李锐的回答是这样的：“中国的国情是，把作家纳入作家协会体制是以剥夺作家的自由为前提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一个作家，要想强调自我，就是“最大限度地不参加他们这种污浊的游戏”。
仿佛自我解嘲，李锐笑着说，他这么做其实是跟小岗村的农民学的——小岗村的农民退出人民公社的时候，没有把土地交给国家而是把土地分给个人了。“在没有充分的自由的前提下，现在就不领工资自生自灭，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相当程度上等于自杀。实际上，现在很多中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通达的人都会理解，辞去中国作协身份和职务，对于一个渴望拥有独立性的作家而言，其实是想获得一个更干净的创作环境，“我是一个文学家，我要追求更深的文学的表达，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但是我不是象牙之塔里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我要从人间烟火之中升华出我的文学追求，这才是好文学。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从来如此。”
还好，邸家河的煤矿纠纷，农民工被切断的上千根手指，甚至陈良宇案的民间传闻依旧能刺激这个真诚的小说家，正因为此，他也仍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期待的书写者之一。
“现在回邸家河不太方便了。”头发花白的李锐边走边说。这是2007年伊始的一个中午，肮脏的太原仍旧被灰霾笼罩，裹在深色羽绒服里的作家还戴着白色的口罩。
“村子附近发现煤矿，发生土地纠纷，上访村民找到了我，我给上面递了一下材料。”村里农民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李锐的行为却也令地方领导不悦起来。
吕梁山里的邸家河在李锐的口中常常是以“我们村”出现的。这个1969年1月12日离开北京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的知识青年在邸家河做了6年地道的农民，17年之后，1986年，他开始根据邸家河的生活经验创作《厚土》吕梁山印象系列小说，凝练的语言、极具特色的结构以及对农民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使他一举成名。
20年来，李锐还创作了《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多部长篇小说，但已进入文学史的《厚土》仍旧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2006年11月，56岁的李锐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问世，这种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李锐说：“自199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平静中写作，这部小说算是《厚土》之后引起反响最大的了。”
艺术家应该比政治家更敏锐
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引起普通读者关注，更多的是因为它通过农具意象所描摹的赤裸裸农村现实所带来的震撼。
《袴镰》，一个农民用镰刀割掉了贪污公款的村长的头。《青石碨》，磨盘成了锁住被拐妇女的牢具。《耕牛》，本为逃避口蹄疫爆发后的扑杀，耕牛却和主人一起葬身土窑。《桔槔》，取水的桔槔成为火车偷煤的工具，也葬送了偷煤者的性命。《扁担》，挑水扛物的扁担被锯断，成为在城里失去双腿的农民工爬行回家的助力工具。《铁锹》，铁锹摇身一变成了给城里人唱山曲时的表演道具。《犁铧》，犁铧和农民被做成雕像，放在高尔夫球场成为风景，供人观赏。
这样描述《太平风物》中各个故事的大意过于简略，却已然能看出李锐对农村现实的挂怀：土地问题、妇女拐卖、农村教师困境、乡村道德破坏、青壮年外流、农民工的遭遇等等。
现实生活的巨大变迁和残酷性正在逼迫着中国的作家们用作品作出思考和反应，《太平风物》并不是近几年唯一一部描写农村残酷现实的文学作品。《秦腔》、《丁庄梦》，几乎中国文坛的老将们每部涉及农村题材的小说问世都会引起或大或小的舆论反应。但是在这个真实被有意识遮蔽而谎言却盛行的时代里，是不是只要文学表达了现实便应该被铭记被颂扬？
李锐的回答很干脆，如果仅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他并不会写这些小说。“如果我只是写农具都消失了，农民很贫困，他们被欺压被剥削，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还停留在批判现实主义或者说社会学的层面上。”
李锐并不掩饰《太平风物》中的数篇小说的题材其实都取自“社会学层面”上的新闻报道。譬如《樵斧》来自《中国青年报》一篇对浙江某小五金县冲床每年割去农民工几千根手指的调查，《扁担》也源自一个被众多媒体普遍报道过的农民工的悲惨遭遇。“其实很多新闻和纪录片表达的都比我好，但这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不是文学要表达的。我看到的农具是人和自然关系的结晶。当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一些东西就消失了。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深刻的人类身不由己的悲剧性命运。”
和很多文学家一样，李锐也强调说“艺术家应该比政治家更有那种先知先觉的敏锐感觉”。事实上，很难评价李锐在“太平风物”这个巨大反讽意义的标题下所描写的残忍故事里究竟解剖了怎么样的人性，但他流露出一种对我们时代变迁复杂性进行文学式追问的态度是肯定的。“震惊”，“非常震撼”以及“心酸”、“反省”这样的词语在一个下午的交谈中，频频出现。
“那是没人性的，一个现代社会还是让那么多人绑在黄土地上，是最不人道的事情。”这个曾经当过6年农民的老知识青年更是对农村剧变之下，都市里更加弥散的田园想象深恶痛绝。
我和他们不一样
《太平风物》有一个副题——农具系列小说展览，这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为评论家津津乐道的部分。在农民手中使用千年的农具成为每篇小说的主角，而在小说正文之前，都会配上1313年的一部古书《王祯农书》中该农具的图式和说明文字。有评论认为，这种出人意料的文本形式既是李锐沟通历史的方式，同时也是他对文学之为文学的一种崭新回答。
“其实如果去掉了图，去掉了关于农具的说明，后面的故事就和《厚土》是一样的，没有新意，不具备冲击力，我就不会有创作的激情。创作的激情和灵感被激发起来就是因为找到了这样一个图文并茂的形式，而这个形式也使得我可以把文言文直接放进来。文言文不是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就被打倒了吗？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被打倒被遗忘的放进来——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认为看文言文的障碍比看英文的障碍要大得多，我就是希望告诉我的读者们，我们的方块字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的文明就是从这里来的。”
或许，这样贯穿历史的文本方式也正是李锐对文学界泛滥的“史诗追求”的回应。
近几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中，颇多自诩或者被捧为史诗的作品，其中不乏从1980年代起便和李锐一起在文坛上打拼的老友，但李锐对他们所谓的“史诗”不屑一顾，“所谓史诗，其实是对历史的美化，意味着对人类自身的赞美，对人类所有行为的赞美，史诗最终的指向是崇高的、是悲壮的、是美的。”
曾经的知识青年李锐频繁地强调着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影响。“文化革命后，我对历史充满怀疑和厌恶，就我的经历我眼见的，历史非常没有理性，这一点上我和很多的中国作家是不一样的，我早就发现这一点，我真的和他们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李锐也常以一句“用方块字深刻的表达自己”来阐释。他强调的另一个概念是“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在李锐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没有主心骨，没有主体性，没有自信心”了，而这又可以推到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古汉语传统的全盘颠覆。
“一提起小说、文学，好像中国的一切都不算东西，中国的文学资源都不具备普世性，都不能够作为全人类的财产，不可以作为全人类的尺度而存在。你要想写最好的文学艺术，你就得回莎士比亚那儿去，回巴尔扎克那儿去，回托尔斯泰那儿去，反正你中国人的东西就是不行。”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李锐说：“我老是有一种努力，想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资源里发掘出自己的资源，把它变成源头活水，滋养现在的创作，把千年的历史变成此时此刻。”所以，当20年前，知识青年李锐得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管磨叫而邸家河的乡亲也一直这么叫时，简直“震惊到了头晕”的程度。
平心而论，作家由此积累20多年所创作的《太平风物》使用图像、古文与现代小说的拼贴，确实带来一种崭新的阅读感受，这种现代艺术思维指导下的形式突破更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一种特殊的阅读甚至收藏价值。
最大限度地不参加
20多年里，从《厚土》到《太平风物》，这个四川人面相、北京人口音，却又常年生活在山西的作家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就像煤炭不仅糟蹋了邸家河的土地，也染黑了太原的天空一样，社会的剧变不仅仅影响着邸家河的农民，同样困扰着这个山西作协大院的专职作家。
李锐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他当农民当工人时，对作家和作家协会是有向往的。但2003年10月，他却突然发表辞职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资格。这是他这些年引起最大轰动的公共行为，直到2006年年末人们在谈论诸如“洪峰事件”时，也仍旧会想起李锐，这个当年的“反体制者”。
但言谈间的李锐并不是一个情绪激烈的人。谈起3年前的辞职事件，他仍是缓缓地讲述：“退出作协，其实就是我对作家协会这个体制烦了，当时又要换届，你知道每个作家协会开始换届的时候，都是污水横流，造谣侮蔑，什么怪事都出来了，就跟阿扁选‘总统’的情况差不多。”李锐管这种情况叫换届综合症，“中国这个体制内上上下下都存在这种状况”。
“第一，作家协会是一个群众团体，没多少权力；第二，它是一个艺术性的团体，本来不该有这么多权力之争，可现在不行，本来没什么地位没什么权力的作家们却把这堆狗屎看得最重，谁都怕吃不到这一嘴屎，让你觉得肮脏。不愿意和他们为伍。”
“每次换届，什么都弄好了，然后把作家们侮辱上一顿。本来是作家协会，应该给作家们一点权利，哪怕选得很乱呢，它不！现在它越来越体制化，作协是什么，作协就是宣传部文学处。”
辞职之后，李锐却仍旧住在山西作协大院里。要出门，依然要路过作协那幢民国的小洋楼，依然要在太原肮脏的天空下和路遇的作协老人们熟络地招呼，“您又在街上吸灰呢？”
很多朋友问过李锐：“既然你认为事实如此，那为什么还保留山西作协会员身份，还领工资？”李锐的回答是这样的：“中国的国情是，把作家纳入作家协会体制是以剥夺作家的自由为前提的。”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一个作家，要想强调自我，就是“最大限度地不参加他们这种污浊的游戏”。
仿佛自我解嘲，李锐笑着说，他这么做其实是跟小岗村的农民学的——小岗村的农民退出人民公社的时候，没有把土地交给国家而是把土地分给个人了。“在没有充分的自由的前提下，现在就不领工资自生自灭，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相当程度上等于自杀。实际上，现在很多中国作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通达的人都会理解，辞去中国作协身份和职务，对于一个渴望拥有独立性的作家而言，其实是想获得一个更干净的创作环境，“我是一个文学家，我要追求更深的文学的表达，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但是我不是象牙之塔里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我要从人间烟火之中升华出我的文学追求，这才是好文学。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从来如此。”
还好，邸家河的煤矿纠纷，农民工被切断的上千根手指，甚至陈良宇案的民间传闻依旧能刺激这个真诚的小说家，正因为此，他也仍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期待的书写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