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5日，腾讯网杨子云主持了一场袁伟时VS杜维明的访谈。在访谈中，杜维明提及王元化先生晚年时跟他说：“你不要轻易否定三纲。他提醒我说，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墓志铭里，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
　　王元化先生的这番话是私下里对杜先生讲的，其转述是否真实准确不得而知，但就“话”论“话”，王元化先生所言确实有不少谬误，所谓“为王国维写的墓志铭”亦不知是什么。实际上，陈寅恪先生一共写过三篇纪念王国维的文字，分别是《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927年）、《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年）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碑铭”中只字未提“三纲六纪”，其彰显的主要是王国维先生的“读书治学”，“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从而赞扬了静安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认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有关“三纲六纪”的论述是在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文中——当然，非将“挽词并序”说成是“墓志铭”，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文中，陈寅恪先生是以赞扬的态度肯定了“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吗？尽管陈寅恪先生首先强调了“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但最后的结论却是“纲纪之说，无所凭依……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一结论的得出，并非作者的主观臆测，而是经过了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为了全面理解陈寅恪先生对“三纲六纪”的评价，我们不妨将他的具体论述转录如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这段话可谓逻辑严密，切中肯綮。
　　众所周知，一切思想观念的形成都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三纲六纪”所依托的正是皇权专制的宗法制度和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虽然自西汉的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孔孟之道已成为皇权宗法社会的统治思想，但这思想并未系统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直到东汉的建初四年，朝廷召开“白虎观会议”，经大臣与儒生合议，这才将儒家的纲常伦理系统化，并与谶纬糅合在一起，统一出通行于天下的儒家经学大义——“白虎通义”。从此，《白虎通义》便成为皇上钦定的儒家经典，而这一经典的核心观念即是“三纲六纪”。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不正是“三纲六纪”这一正统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宗法制度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的结果吗？然而，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了由皇权专制向民主共和的转型，“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在这种形势下，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业已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土壤，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疗救之局”。早在民国元年，蔡元培即下令“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其理由正是“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摒弃“三纲六纪”乃历史之必然，用不着怨天尤人。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无疑是清醒的，其剖析更是入木三分直击要害。如今，社会“变迁”之“剧疾”怕是远胜百年之前，若再一味地盲目吹捧“三纲六纪”，则未免有些自说自话，曲学阿世了吧？
　　王元化先生晚年之所以那样对杜维明先生讲，不知是出于误读，还是他老人家的记忆出了差错？但杜先生既然如此看重王老先生的“提醒”，怎么也该将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和《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这两篇文字找来认真读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