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学术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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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3~26日,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7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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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和美国多种文明传统的分析,作者提出了世界是多元多维文明构成的这一论点,并深刻批判了一元论文明观。文明间交往和跨文明接触是常态,而文明之间的冲突则属于例外。在过去的30年里,中美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保守派和自由派都认为,用来评判行为和进步的文明标准只有一种。由于世界存有多种现代化模式,所以,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点暴露出严重的偏见,无助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更为多样化的世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困际政治经济系和北京大学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于2010年10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全国11个省市40余家单位的106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近一时期,有关“北京共识”的议论值得我们重视。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解释,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尚存分歧。由于对恐怖主义的话语权几乎被国家这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所垄断,故战争及专制恐怖行为常常被忽视。在国际社会中,反什么“恐”、用什么“反恐”、怎样“反恐”事关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如何看待战争恐怖行为则是重要分歧所在。包括战争在内的恐怖主义行为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打击恐怖主义单独依赖军事手段难以成功。总体上看,人类尚未找到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恐怖主义这一世纪难题。
近些年构筑“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FIA)的议论也不绝于耳。文章根据FFA对日本GDP拉动效果的估算,通过对中日韩三国贸易互补性、直接投资与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以及三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分析研究,认为目前无须强调建立地区经济共同体,而更有必要关注“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号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冷战的终结、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最主要的国际政治因素。这3个因素的互动,促使日关两国选择中国取代苏联作为同盟关系所要针对的共同潜在目标,这成为中日之间政治关系冷却、相互猜疑加深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是现实存在的,而在导致两国政治关系冷却和紧张的原因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心理的和情绪的成分。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必将成为中日关系新的共同战略需要和两国关系的纽带。
与欧洲地区主义从中心到边缘的演进逻辑不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主要是从边缘到中心。两种地区主义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东亚无法像欧洲那样协调解决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两大挑战。东亚要构建欧盟那样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就必须寻找替代路径。在东亚不能沿袭欧洲路径协调解决两大挑战的情况下,暂时同步搁置或冻结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问题,或许是一条现实可行的东亚之路。
作者讨论了安全机制在理论上的界定以及区域性安全机制的生成,主要分析了安全机制如何生成、需要什么条件、过去的实践得失与经验等问题。文章通过研究20世纪的华盛顿会议和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这两个个案,为安全机制通常经由谈判而形成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作者认为,在高阶政治领域中,地区性安全机制的生成需要以核心国家或核心双边关系为主轴这个重要的备件。由于当时的国际关系提供了这一条件,华盛顿体系得以形成和运作;反之,由于此条件的付诸阙如,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而告终。同时,机制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的国内政
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引进外资后,中国现在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经历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极其相似。因此对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分别对中日两国对日苓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动机、主体选择、产业与区域选择、进入方式、政府支持等6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揭示了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指出了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