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法国人相继砍下了国王和王后的脑袋;清帝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写了封回信。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几样事情像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那样有名、那样诱人，而乾隆的一纸信函却几乎有着同样的分量。但是，数十年来，向有刨根问底坏毛病的我却满足于各種读物中的引语，没有读过原文。因为上期文章提到中国皇帝对西方商人的态度，我终于研读了乾隆信函的全文。这一读，可是震动不小。
　　天朝皇帝给蕞尔藩邦之王自然不是写信，而是颁布了敕谕，在嘉奖藩王的归顺诚意（“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的同时，又严词斥责其设立使馆、扩充通商口岸的非分之望（“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几句引文，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乾隆的“无知”和“狂妄”，更天衣无缝地呼应了一个宏大的叙说：处在鼎盛期的清朝因闭关自守而夜郎自大，浑然不知强大的西方文明正步步逼近，终致被动挨打。然而，广被征引的那几句文字，掩蔽乃至歪曲了乾隆的真实心境和用意。
　　首先，乾隆的敕谕长达1100多字。一个事必躬亲、日理万机的83岁老皇帝，竟然花费了如此多的心血在一个敕谕上，说明乾隆根本就不是引文所反映的对英王使节所代表的强大势力浑然不知、嗤之以鼻。恰恰相反，乾隆在英国使团来华前后的一系列举措，正反映了其对西方势力的深刻洞悉、疑虑，乃至恐惧。
　　马戛尔尼的百人使团一挨澳门，乾隆就数谕各地要以“至礼”善待来使，给其引航、护卫等一应辅助。使团抵承德后，他还取消惯例的夏季狩猎，亲自接见，在御宴上令其坐在至尊的左侧。使团离开后，他明谕禁止给英国商船增加关税。与此同时，他还给各地发了多道敕谕，谆谆教诲他们不仅要严密巡视各处口岸，尤其是舟山（英欲在此设立贸易据点）和澳门，还要认真备战，并直接点名英国，要防其侵占。
　　而且，乾隆并不是不看重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产品的，个人还收藏不少英制钟表和天文望远镜。在马氏所带礼物中，仅天象仪一样就花了整整18天才组装完成。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在给英王的信中，摆出一副如此轻蔑的架势呢？
　　乾隆在信中，几度提到藩人“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而要天朝改变定制，“断不可行”。堂堂派使节之大事，竟然以服饰之末节为由而拒之，似乎说不过去。然而，乾隆见微知著，末节正是他的心结所在。
　　马氏朝见天子如何行礼颇费了一番周折。乾隆虽然宽厚之至，允马氏只一跪一拜，但马氏最终也只行了个单膝跪地之洋礼。如此无礼，若引狼入室，天子的威仪（乃至脑袋）何置？于是，“一口通商”决不更改;不可教授藩人中文。
　　聪明的乾隆如此傲慢，足见，他是真的心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