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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发达国家GDP的结构可以看出，创新型国家已经实现从自然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向信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非资源约束型的转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用15年的时间建立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求科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加速推动产业的升级。因此，在我们看来，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不在于科技资金实际投入的多少，而在于两个重要的变量因素：一是如何选择产业的投入领域，二是投入某个产业所体现的效率。
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力求通过扩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多元化的市场投资来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要用15年的时间建立创新型国家。这反映出国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发展趋势的把握。但是《规划纲要》没有联系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与科技的同步增长的关系，给人一种国家只要加大科技的投入就能够实现创新型国家的错觉。而事实上，科技投入的方向、方式和产业领域才是决定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
工业化的特征对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影响
什么是创新型国家?
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来自一个工业化国家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实现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最大经济目标，各地区科技发展的方向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但是由于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秉赋不同，其实现的方式也不同。有些国家和地区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谋求工业化，中东产油国和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属于这一类地区；有些国家主要利用充足的资本，建立规模宏大的资本市场来促进其工业化，美国和英国就属于资本要素充足国家。在资本的作用下，它们的技术和资本实现了较为理想的结合，突出的表现是纳斯达克和风险投资市场的完善；日本由于自然资源匮乏，早期采用了贸易立国的战略，科技的投入主要是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日本在传统产业领域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美国无法与其竞争”(克林顿赴日调研小组语)。
由于科技在工业化领域所起到的决定性因素，各国都把大幅度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基本战略。这首先是在传统工业领域竞争要素已经达到了极限，竞争必须从传统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领域，这些领域是以高新技术和其他知识为特征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国际上公认为创新型国家。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大约有20多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都是公认的创新型国家，除了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科技力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早已经实现，并且全部完成了对旧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程度处在世界前列。但这并不是评判创新型国家的全部标准。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则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工业的转型，实现对农业部门的改造，服务业国民产值(GDP)的比例显著上升并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如韩国、芬兰和新加坡，也包括中国的台湾省。
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在这些国家中，所有的传统产业都已经升级或干脆退出(芬兰)和被替代，产业结构实现了完整的优化和重组，科技的贡献率超出了70％，研发投入占GDP的2％以上，通过知识产权的立法垄断，技术标准和专利控制了经济的某些领域。这些国家的制造业表现出“微笑曲线”的“双驱动”形态，利润的产生表现在产业链的两端而不再是制造过程。因而这些国家成为了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
根据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所说的“就国民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而言，工业化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特征”。在此系统中，这个标准应该是初级产品生产份额由40％下降至10％左右，这部分差额应该由制造业份额和基础设施份额的上升来弥补。要弥补产业升级的“缺口”仅仅靠科技2％的投入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它所依赖的是工业领域巨大的不断投资，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工业化基础，这一阶段的投资规模要达到GDP的40％左右，现行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长期超过60％，说明中国迈入创新型国家的潜力在提升。工业化巨大的投入产出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所以工业化的发展基础和速度是制订科技《规划纲要》的基础和方向。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而不只是2％的科技资金起着唯一的作用，促进产业升级的驱动力到底是科技、资本、市场还是制度，我们留在以后讨论。但工业化才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自主创新的根本。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客观上形成和扩大了初级产业的生产和对原生态的破坏，现在看来我们停留在初级产品阶段的时间越长，离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道路就越远，有限的科技资金不应该过多地进入初级产品生产领域而应该用于促进工业化和加快产业升级。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滞后将会拖累工业化的发展，进而拖累创新型国家的建立，这是因为“工业就业的增加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我国“十一五”期间，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在这方面由于受到大学教育、企业培训和制造业内知识型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转移的速度将影响创新型国家(省)的实现时间，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实在是太少，只要劳动和知识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并加快向制造业等领域的引导，大学生将会对其他低文化的劳动大军实现“排斥”，从而实现大学生的“自动”就业，实现知识要素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步增长。
“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我国是“二元经济”结构特点非常明显的农业大国。就制造业内部来说，同时存在着接近世界领先的工业技术和较为庞大制造能力这两个主要因素，但也存在传统落后工业部门占有相当比重的问题，因此继续增加工业部门的投资，其中包括科技投入应该成为“十一五”各地区规划的重点，用投资带动制造业内部的科技进步，尽快摆脱初始工业化和农业形成的高能耗、低效率局面，这是壮大和提高我国制造业产业群和提高技术质量唯一有效的手段。
尽管我们强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经济发展会形成自己的规律，因而科技的投入和产出会跟随一定的经济模型和经验发展。在沿海地带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学家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发展战略的模式，没有按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化的“三化”均衡发展的模式发展。在“主导产业”非常明显的情况下，科技的投入产出方向应该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中部地区则表现出城市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滞后发展，突出地表现出对资源的依赖和过长的原生态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周期，换句话说，在初始工业化领域停留时间太长，这将严重制约我国(省)创新型国家的实现。
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经济成长的各个阶段的演进都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 替为特征，主导产业部门通过投入产出关系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但我们必须看到，主导产业部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与各个发展阶段相联系，是一个有序的建立在主要工业基础之上的更替过程。所以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就是主导产业的更替过程，就是自主创新所需要的科技投入产出过程，主导产业发展与科研的实际投入应该形成相得益彰的效应，如何实现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因而得以落实。尽管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主导产业”优先发展的模式，但是中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区域和产业的非均衡发展，将自动呈现出某些产业的全球优势，主导产业还是会呈现出来，我们可以从那些产业领域科技研发得以出现知识优势的效应来观察主导产业，客观上帮助我们提升了产业结构。
总结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经济发展经验，主导产业领先发展的日本雁行发展模式，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不大可能找准科技投入产出的“靶心”，这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在交替中进行的，并且中国国内总是难以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科技资金现行的分配方式难以实现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各省、市、自治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都是各自为政，由政府规划产业结构，人为地造成了“市场失灵”，即私人资本和市场资本不能有效地进入到科技领域。中部6省不约而同地规划出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方向，却没有规划出如何摆脱原生态生产周期和对资源的依赖，以及资本如何流入到优势产业中的市场机制，甚至作为农业的主产区，没有一个省提到农业机械产业的巨大市场需求对制造业的影响，反而念念不忘科技投入的那2％。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没有私人资本和市场化的资本进入到优势产业领域，2％中的70％的企业研发投入将无法实现，长期以往，会形成政府财政资金替代企业投入的现象。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一个产业可以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如果以全球化视野来规划中国的经济，更无法采用“雁行模式”一飞到底，中国若要在全球经济中实现“一雁当头”必然招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例如中国的纺织品、鞋和打火机都已经说明了问题。因而中国的科技《规划纲要》实施的重点是产业结构调整，并且在优势产业领域实现知识型产业转移，完成以知识产权为特征的战略联盟，促进市场机制的建立，改变由于政府科技资金投入过多而导致“市场失灵”——即“排斥”和“弱化”私人资本进入优势产业的现象。这样才能整体提高制造业领域的科技水平，进而提高科技在制造业领域的贡献率。
只有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主导科技投入产出的方向和效率
制造业优先发展的方向
我国的整个制造业是工业化过程的主导产业，此领域内部结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工业化的进程，而且也反映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轨迹。迄今为止，日本工业已成功地实现了三次大的转换，首先是轻工业为中心的产业体系向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体系转换；再次是重化学工业中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以装备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转换。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科技逐年增加的科研投入是与日本产业升级的目标相一致的，因而不是盲目的高新技术的投入，日本长期以来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而只是为了增强产业竞争力，加快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并照此方向加大对科技的投入，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
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各具特色。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轻纺、钢铁、石化、原材料产业为主导增长，80年代以后，以电子、机械、运输为增长点。1980年，韩国重化工业首次超过轻工业，初始工业化产品逐步下降，其中以食品工业下降最大，因为食品产业的科技投入失去了驱动力。但制造业中的纺织业和石化工业投入比重仍然很大，因为韩国仍然无法放弃，甚至是不愿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韩国在本世纪初进入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新加坡在制造业中，新兴的重型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其特点是：制造业内部的支柱产业不断转换，使产业结构由低级形态升级为高级形态。上世纪60年代食品、纺织、成衣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新加坡制造业的主体；6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立即转向出口导向型(export-oriented)；70年代则是炼油、造船和电子电器成为新加坡制造业的三大支柱；进入80年代，新加坡产业结构面临新的挑战，支柱产业再次易位，电子工业和化工成为制造业的主导产业。在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方面，新加坡比起中国香港不汉速度快，而且更为彻底，基本上摆脱了传统产业对某些要素的依赖，非资源约束要素大量进入到新兴工业领域。因而吸引了大量以创新企业为主的海外投资，传统产业领域的投资受到了遏制。这样的国家虽然没有资源，地不大物也不博但却非常富有，企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长期存在
供给结构调整不仅指资源、劳动力的供给，教育和技术水平也是影响工业化结构的最大因素。要发展劳动集密型产业，是否有充足和廉价的技术劳动力供给是关键。而当产业升级和制造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劳动力资源的转移是否能同时补充，迅速有效地满足产业转移的需要?!不只是大学教育，企业工程师劳动技能和工艺流程的掌握都十分重要。拥有技术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发生在广东和上海等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中出现技术劳动资源的短缺，要从外部补充现在仍然是相当困难的，这不是教育和科技的投入不足，而是中国现行体制导致知识型人才的流动比普通劳动者的流动更加困难，因此我们的科技投入应当带动知识要素在企业之间的有效流动。
技术因素的供给将直接决定生产成本高低，技术进步在各产业部门，包括农业部门的应用速率不同，使得产业部门出现生产率、上升率不均的增长。越是技术进步快的领域，产业结构的变动就越快。所以技术进步成了决定和促进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因素。需求和供给结构的相互制约与产业结构也是相互影响的，从供给方面看，提高技术进步率不一定能支持生产率的上升；生产率的上升，还要靠市场营销，也就是要不断地扩大需求和消费，才能确保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和市场占有率的不变，手机和电脑反映了这种趋势。由于市场对新产品的更新换代在不断加速，企业的市场价格和份额在不断下降，因而企业的研发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否则生产率上升难以维持长久，市场优势难以持久。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企业产品即使价格再低总能有较好利润，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摆脱了对传统资源的约束，而注入了“非资源约束性”要素。然而我国现在由政府科技资金建立起来的许多高科技企业效益普遍较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引入非约束性资源作为实现规模化经营作为先决条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与大批量生产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中科院的耗资巨大的“龙芯”研发注定难以产生美国英特尔公司那样的结果，而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的“汉芯”诈骗10亿元科技资金事件，说明了校园里的所谓自主创新失去了工业化为基础的产业驱动和市场需求驱动这两个先决条件是毫无效率的。科技管理部门应该加强与产业部门的联系。我们不得不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知识要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力量在企业而极少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大学和科学院直接兴办的企业绝大部分都不盈利呢?中国科学院400多家企业和全国众多的院士和教授企业难道还不够“知识化”吗?它们为什么极少有盈利的呢?
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实现各产业结构有序演进的过程，主导产业领先发展和表现的优势只是告诉了科技投入产出实现了众多变量中的两个。我国《科技规划纲要》要实现与之相匹配的投入产出是考验和落实规划一项至关重要的决策，而各地区要实现创新型发展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
(作者简介：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院院长助理，湖南省科技厅留学人员创业园副主任、浏阳市政协副主席、研究员、英国WARWICK大学《高级战略制造业管理》访问学者、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湖南省市场经济学会理事。)
从发达国家GDP的结构可以看出，创新型国家已经实现从自然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向信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非资源约束型的转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用15年的时间建立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求科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加速推动产业的升级。因此，在我们看来，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不在于科技资金实际投入的多少，而在于两个重要的变量因素：一是如何选择产业的投入领域，二是投入某个产业所体现的效率。
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力求通过扩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多元化的市场投资来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要用15年的时间建立创新型国家。这反映出国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发展趋势的把握。但是《规划纲要》没有联系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与科技的同步增长的关系，给人一种国家只要加大科技的投入就能够实现创新型国家的错觉。而事实上，科技投入的方向、方式和产业领域才是决定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
工业化的特征对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影响
什么是创新型国家?
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来自一个工业化国家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实现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最大经济目标，各地区科技发展的方向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但是由于各国和各地区的资源秉赋不同，其实现的方式也不同。有些国家和地区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谋求工业化，中东产油国和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属于这一类地区；有些国家主要利用充足的资本，建立规模宏大的资本市场来促进其工业化，美国和英国就属于资本要素充足国家。在资本的作用下，它们的技术和资本实现了较为理想的结合，突出的表现是纳斯达克和风险投资市场的完善；日本由于自然资源匮乏，早期采用了贸易立国的战略，科技的投入主要是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日本在传统产业领域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美国无法与其竞争”(克林顿赴日调研小组语)。
由于科技在工业化领域所起到的决定性因素，各国都把大幅度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基本战略。这首先是在传统工业领域竞争要素已经达到了极限，竞争必须从传统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领域，这些领域是以高新技术和其他知识为特征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国际上公认为创新型国家。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大约有20多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都是公认的创新型国家，除了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科技力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早已经实现，并且全部完成了对旧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程度处在世界前列。但这并不是评判创新型国家的全部标准。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则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工业的转型，实现对农业部门的改造，服务业国民产值(GDP)的比例显著上升并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如韩国、芬兰和新加坡，也包括中国的台湾省。
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在这些国家中，所有的传统产业都已经升级或干脆退出(芬兰)和被替代，产业结构实现了完整的优化和重组，科技的贡献率超出了70％，研发投入占GDP的2％以上，通过知识产权的立法垄断，技术标准和专利控制了经济的某些领域。这些国家的制造业表现出“微笑曲线”的“双驱动”形态，利润的产生表现在产业链的两端而不再是制造过程。因而这些国家成为了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的建立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
根据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所说的“就国民生产总值的部门结构而言，工业化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特征”。在此系统中，这个标准应该是初级产品生产份额由40％下降至10％左右，这部分差额应该由制造业份额和基础设施份额的上升来弥补。要弥补产业升级的“缺口”仅仅靠科技2％的投入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它所依赖的是工业领域巨大的不断投资，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工业化基础，这一阶段的投资规模要达到GDP的40％左右，现行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长期超过60％，说明中国迈入创新型国家的潜力在提升。工业化巨大的投入产出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所以工业化的发展基础和速度是制订科技《规划纲要》的基础和方向。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发展速度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而不只是2％的科技资金起着唯一的作用，促进产业升级的驱动力到底是科技、资本、市场还是制度，我们留在以后讨论。但工业化才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自主创新的根本。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客观上形成和扩大了初级产业的生产和对原生态的破坏，现在看来我们停留在初级产品阶段的时间越长，离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道路就越远，有限的科技资金不应该过多地进入初级产品生产领域而应该用于促进工业化和加快产业升级。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滞后将会拖累工业化的发展，进而拖累创新型国家的建立，这是因为“工业就业的增加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我国“十一五”期间，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在这方面由于受到大学教育、企业培训和制造业内知识型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转移的速度将影响创新型国家(省)的实现时间，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实在是太少，只要劳动和知识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并加快向制造业等领域的引导，大学生将会对其他低文化的劳动大军实现“排斥”，从而实现大学生的“自动”就业，实现知识要素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步增长。
“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我国是“二元经济”结构特点非常明显的农业大国。就制造业内部来说，同时存在着接近世界领先的工业技术和较为庞大制造能力这两个主要因素，但也存在传统落后工业部门占有相当比重的问题，因此继续增加工业部门的投资，其中包括科技投入应该成为“十一五”各地区规划的重点，用投资带动制造业内部的科技进步，尽快摆脱初始工业化和农业形成的高能耗、低效率局面，这是壮大和提高我国制造业产业群和提高技术质量唯一有效的手段。
尽管我们强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经济发展会形成自己的规律，因而科技的投入和产出会跟随一定的经济模型和经验发展。在沿海地带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学家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发展战略的模式，没有按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化的“三化”均衡发展的模式发展。在“主导产业”非常明显的情况下，科技的投入产出方向应该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中部地区则表现出城市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滞后发展，突出地表现出对资源的依赖和过长的原生态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周期，换句话说，在初始工业化领域停留时间太长，这将严重制约我国(省)创新型国家的实现。
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经济成长的各个阶段的演进都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 替为特征，主导产业部门通过投入产出关系来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但我们必须看到，主导产业部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与各个发展阶段相联系，是一个有序的建立在主要工业基础之上的更替过程。所以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就是主导产业的更替过程，就是自主创新所需要的科技投入产出过程，主导产业发展与科研的实际投入应该形成相得益彰的效应，如何实现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因而得以落实。尽管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主导产业”优先发展的模式，但是中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区域和产业的非均衡发展，将自动呈现出某些产业的全球优势，主导产业还是会呈现出来，我们可以从那些产业领域科技研发得以出现知识优势的效应来观察主导产业，客观上帮助我们提升了产业结构。
总结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经济发展经验，主导产业领先发展的日本雁行发展模式，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不大可能找准科技投入产出的“靶心”，这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在交替中进行的，并且中国国内总是难以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科技资金现行的分配方式难以实现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各省、市、自治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都是各自为政，由政府规划产业结构，人为地造成了“市场失灵”，即私人资本和市场资本不能有效地进入到科技领域。中部6省不约而同地规划出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方向，却没有规划出如何摆脱原生态生产周期和对资源的依赖，以及资本如何流入到优势产业中的市场机制，甚至作为农业的主产区，没有一个省提到农业机械产业的巨大市场需求对制造业的影响，反而念念不忘科技投入的那2％。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没有私人资本和市场化的资本进入到优势产业领域，2％中的70％的企业研发投入将无法实现，长期以往，会形成政府财政资金替代企业投入的现象。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一个产业可以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如果以全球化视野来规划中国的经济，更无法采用“雁行模式”一飞到底，中国若要在全球经济中实现“一雁当头”必然招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例如中国的纺织品、鞋和打火机都已经说明了问题。因而中国的科技《规划纲要》实施的重点是产业结构调整，并且在优势产业领域实现知识型产业转移，完成以知识产权为特征的战略联盟，促进市场机制的建立，改变由于政府科技资金投入过多而导致“市场失灵”——即“排斥”和“弱化”私人资本进入优势产业的现象。这样才能整体提高制造业领域的科技水平，进而提高科技在制造业领域的贡献率。
只有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主导科技投入产出的方向和效率
制造业优先发展的方向
我国的整个制造业是工业化过程的主导产业，此领域内部结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工业化的进程，而且也反映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轨迹。迄今为止，日本工业已成功地实现了三次大的转换，首先是轻工业为中心的产业体系向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体系转换；再次是重化学工业中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以装备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转换。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科技逐年增加的科研投入是与日本产业升级的目标相一致的，因而不是盲目的高新技术的投入，日本长期以来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而只是为了增强产业竞争力，加快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并照此方向加大对科技的投入，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
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内部结构也各具特色。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轻纺、钢铁、石化、原材料产业为主导增长，80年代以后，以电子、机械、运输为增长点。1980年，韩国重化工业首次超过轻工业，初始工业化产品逐步下降，其中以食品工业下降最大，因为食品产业的科技投入失去了驱动力。但制造业中的纺织业和石化工业投入比重仍然很大，因为韩国仍然无法放弃，甚至是不愿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韩国在本世纪初进入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新加坡在制造业中，新兴的重型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其特点是：制造业内部的支柱产业不断转换，使产业结构由低级形态升级为高级形态。上世纪60年代食品、纺织、成衣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新加坡制造业的主体；6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立即转向出口导向型(export-oriented)；70年代则是炼油、造船和电子电器成为新加坡制造业的三大支柱；进入80年代，新加坡产业结构面临新的挑战，支柱产业再次易位，电子工业和化工成为制造业的主导产业。在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方面，新加坡比起中国香港不汉速度快，而且更为彻底，基本上摆脱了传统产业对某些要素的依赖，非资源约束要素大量进入到新兴工业领域。因而吸引了大量以创新企业为主的海外投资，传统产业领域的投资受到了遏制。这样的国家虽然没有资源，地不大物也不博但却非常富有，企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长期存在
供给结构调整不仅指资源、劳动力的供给，教育和技术水平也是影响工业化结构的最大因素。要发展劳动集密型产业，是否有充足和廉价的技术劳动力供给是关键。而当产业升级和制造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劳动力资源的转移是否能同时补充，迅速有效地满足产业转移的需要?!不只是大学教育，企业工程师劳动技能和工艺流程的掌握都十分重要。拥有技术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发生在广东和上海等沿海地区，产业升级中出现技术劳动资源的短缺，要从外部补充现在仍然是相当困难的，这不是教育和科技的投入不足，而是中国现行体制导致知识型人才的流动比普通劳动者的流动更加困难，因此我们的科技投入应当带动知识要素在企业之间的有效流动。
技术因素的供给将直接决定生产成本高低，技术进步在各产业部门，包括农业部门的应用速率不同，使得产业部门出现生产率、上升率不均的增长。越是技术进步快的领域，产业结构的变动就越快。所以技术进步成了决定和促进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因素。需求和供给结构的相互制约与产业结构也是相互影响的，从供给方面看，提高技术进步率不一定能支持生产率的上升；生产率的上升，还要靠市场营销，也就是要不断地扩大需求和消费，才能确保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和市场占有率的不变，手机和电脑反映了这种趋势。由于市场对新产品的更新换代在不断加速，企业的市场价格和份额在不断下降，因而企业的研发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否则生产率上升难以维持长久，市场优势难以持久。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企业产品即使价格再低总能有较好利润，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摆脱了对传统资源的约束，而注入了“非资源约束性”要素。然而我国现在由政府科技资金建立起来的许多高科技企业效益普遍较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引入非约束性资源作为实现规模化经营作为先决条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与大批量生产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中科院的耗资巨大的“龙芯”研发注定难以产生美国英特尔公司那样的结果，而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的“汉芯”诈骗10亿元科技资金事件，说明了校园里的所谓自主创新失去了工业化为基础的产业驱动和市场需求驱动这两个先决条件是毫无效率的。科技管理部门应该加强与产业部门的联系。我们不得不说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知识要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力量在企业而极少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大学和科学院直接兴办的企业绝大部分都不盈利呢?中国科学院400多家企业和全国众多的院士和教授企业难道还不够“知识化”吗?它们为什么极少有盈利的呢?
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实现各产业结构有序演进的过程，主导产业领先发展和表现的优势只是告诉了科技投入产出实现了众多变量中的两个。我国《科技规划纲要》要实现与之相匹配的投入产出是考验和落实规划一项至关重要的决策，而各地区要实现创新型发展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
(作者简介：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院院长助理，湖南省科技厅留学人员创业园副主任、浏阳市政协副主席、研究员、英国WARWICK大学《高级战略制造业管理》访问学者、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湖南省市场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