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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发表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文学时代”里，作者如雷贯耳的大名和作品本身的份量，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寻着它去阅读。
六六的长篇小说《蜗居》，出版于当今的“影视时代”。作品的艺术成就与《伤逝》并不在一个层级，若不是同名电视剧的拉动，可以肯定地说，知道还有小说《蜗居》的人，只能是一个狭小的群体。基于此，本文就从小说《伤逝》到电视剧《蜗居》谈点只言片语。
《伤逝》是将“五四”运动前后的时代背景加以浓缩，让读者通过人物命运去透视、领会作者的文外之意。《蜗居》是拿当今现实以“房事”为由加以扩展，把某一群体的尴尬展示给观众。
耐人寻味的是，《伤逝》与《蜗居》，仿佛跨越时代产生了遥相呼应的远程效应，两部作品的人物彼此似曾相识。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蜗居》中的海萍、海藻、苏淳、小贝。其身份属性，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习惯上把这类人称为“小资产阶级”。这群不同时代的被城市边缘化了的打工族“白领”，事实上近乎无资无产。当今一些青年“小资”，就算有车有房，那也是靠银行“按揭”；有点股票，多数人被设局“套牢”。没有人去较真他们与“小资产”是否名实相符，就像“阶级”本是中性词并无褒贬之意，没必要心虚似地换成“阶层”，无非就是某个群体的代表符号，仅此而已。人们观念中的“小资产阶级”，多是就那个群体中人的心态、情趣、言谈、举止有别于其它群体而独具特色，即“小资情调”而言，并不是别的什么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
由于无资无产，从学校走出来的“小资们”，想在都市落脚，就不得不选择与他们不屑为伍的“小市民”为邻。
《伤逝》中涓生、子君“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
《蜗居》中的海萍、苏淳寻到“藏在城市中的一个狭窄的里弄里，简陋、破败、晾晒衣服如彩旗般铺展开来的处所。”
涓生和子君，还占有“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且还有“极其安闲幽静”的舒适感。
海萍和苏淳没撞上好运，“他们居住的屋子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老式住房后加的阁楼，卫生间和厨房都是跟邻里共用的。”
两相比较，不知道涓生、子君是应该为自己身处封闭落后的年代而庆幸，还是海萍、苏淳要感叹自己生在与世界接轨的转型期以至于今不如夕。
若作简单的类比，就容易犯“形而上”的错误。值得思考的是：寻找住所的小问题，其中是否隐含着被人忽视的大问题。
时代在发展。时代的列车迅猛向前，载着精神，载着物质。时代的列车还经年不息地载着曾经是以土地刨食的农民进城打工。安身才能立命。蜂涌入城的农民工，以他们人数上的强势，大面积占领“地盘”。于是，逼着那些从学校走出来的知识青年，要么“蜗居”在闹市中的某一角落；要么“蚁居”在城、乡结合部的某个棚户区混扎于“小市民”群体之中。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蜗居》中的海萍、海藻、苏淳、小贝们，虽隔着时代的“代沟”，却害有一个通病：与城市底层社会的“小市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无法也不愿意与“小市民”思想沟通更别说在情感上打成一片。
然而一接触到生活实际，“小资们”鄙视的“小市民”习气，却如同镜面反射般的将“小市民”“影像”在他们身上印照得分毫不差。
《伤逝》中子君“因油鸡争食与同院的小官太太暗斗”；《蜗居》中“被邻居抱怨用水太多的海萍，以反指邻居偷用自家的油予以回击”的情节描写，都十分到位地指出了：知识青年“小资们”精神上的制高点，一旦被行为挪走了支撑，居于制高点上的“自优感”必然会落入市俗的酱缸，结果是不能脱俗。
《伤逝》和《蜗居》都反映了知识青年“小资”的男女结合。不同时代的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以不同的表现形式，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小资”们步入结婚或同居过的“二人世界”之后，只要他们还没有跻进所谓“中产阶级”的行列，还混扎于底层“小市民”之中仍处于“蜗居”或“蚁居”的生存状态，其“小资”情调的瑕疵，在柴米油盐面前将无处遁形。生活的苦水，犹如漂白溶液般不停地侵蚀他们理想的斑烂色彩，最终只能留下一片惨白。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吃了筹钱，筹来吃饭”。子君为打发寂聊养的油鸡和小狗“阿随”，涓生“经多次的抗议和摧逼，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阿随’终于用包袱蒙了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
《蜗居》中的海萍、苏淳为一块钱可以吵得不可开交。为省钱，海萍反对苏淳抽烟，将苏淳的一包烟训斥着扔出窗外，苏淳居然急忙跑出去又捡回来。海藻向男友小贝提起借钱给姐姐时，小贝摊牌式的言道：“将来也要钱，结婚、买房，还要养小宝宝 ”……
也难怪，依海萍的估算，都市最基本的生活成本，需日进四百元。可以想见，生存的压力近乎于令人窒息。
有人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殊不知，当压力变成动力之后，被动力作用的物体一定要有可供转换为功率的场。就像蒸汽机的锅炉和厨房用具高压锅。如果锅炉的压力不能作用于蒸汽机；压力锅的压力不能作用于锅内的食物，又无安全阀减压，其结果，压力形成的动力就只能作用于锅炉或压力锅本身——爆炸。
人的生存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伤逝》中的涓生在失业后，为寻求新的工作处处碰壁，以至求告无门。出于他和子君二人“新的出路的开劈，新的生活的再造，免得一同灭亡”的考虑，涓生痛下决断，以“因为我不爱你了”为借口，结束了二人的同居生活。
《蜗居》中“胸无大志”的小贝与价值观发生裂变的海藻，本是两支缠绕在一起的浮萍，有“爱”却无根基。在各自生存法则的引导下，海藻与人有染之后，小贝答应原谅她，却又不以结婚去付诸行动。海藻为自己的“出轨”行为深感愧疚承诺了断孽缘，却继续与宋世明保持接触。你无法找到这一对同居一室的“恋人”有为对方考虑的丝毫行为表现。“分手”是小贝自尊心遭致极度伤害后的无奈之举，“分手”也是海藻期盼已久求之不得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伤逝》中的涓生、子君的“分手”。“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的全部，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这是涓生看到“分手”之后的子君所作的最后安排。这段静物素描似的文字叙述，读之令人动容。
涓生和子君似的“分手”，在“跟着感觉走”，“潇洒一回就死”，“大不了从头再来”的浮躁时代，已难有所见。
《蜗居》中的小贝与海藻分手了。
分手后的海藻可以专心致志地做“二奶”。
分手后的小贝很快身边又出现了另一个女孩。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分手了。
分手后的子君，死了。怎么死的？郁抑成疾不治而亡？被逼嫁人寻了短见？总之，作者没有交待。
其实，子君是有活路的，而且可以活得很“体面”。这里不妨设想一下：
因为与人同居过，做正房夫人可能难度大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做阔老、大亨的姨太太。这有十足的把握。知识女性做姨太太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
不要名份，做达官显贵的“外室”，也就是今天的“二奶”。
不管设想中的哪种选择，子君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绝无问题。兴许子君还念旧情，运用钱势资助涓生或是借用权势提携涓生，让涓生脱出苦海修成正果，去享用“成功人士”的殊荣。
这里，我无意诋毁和诬罔子君，只是从《蜗居》中海萍的“成功”经历中受到某种启发后的妄断。
《蜗居》中的海萍，经过所谓的奋力打拼，获得了最好的结局——做“成功人士”。
然而，很可惜，海萍在打拼征途上的每一次闯关获胜，无疑都是以牺牲自己妹妹换取的。
丈夫借高利贷的还款；被逼离职的峰回路转；丈夫身陷囹圄的取保侯审；为增收可以不加班去教“老外学生”，“老外学生”还带来了“小外学生”；海萍夫妇居然以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办起了“海萍中文学校”。
把这些事与海萍的“成功”联系起来，便不难看出：“成功人士”海萍的“成功”历程，与妹妹海藻成功地从“业余二奶”到“专业二奶”的过程，如影相随。
别以为海萍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告诫妹妹海藻，那不过是障眼法。《蜗居》中的好些台词，乍一听，蛮深刻的，仔细一琢磨，全是悖论。
《伤逝》中的涓生，虽活着，虽没有成功，但他却在严酷的现实重压之下，领悟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深邃的哲理：“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生活的第一着便是求生”。“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
“别的人生要义”指什么？为奋斗者开的活路如何走？作者不作交待，他让读者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去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达到顿悟。
《蜗居》编排了一个有看点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事理却简单直白的长篇故事。虽然不惜笔墨反映现实生活多个层面的实际情况，揭示社会底层人物的艰难处境，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给人提供破解问题的答案。
《伤逝》却以知识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为主题，人物命运与时代紧密相扣，用含蓄的手法，凝重的笔调，简约的描述颇具深度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真实。
读了《伤逝》才知道什么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真正猛士。与之相比，《蜗居》们难以望其项背，不仅仅是写作技巧，还有勇气与胆魄。
（作者：宜昌市人民政府机关干部活动中心主任）
六六的长篇小说《蜗居》，出版于当今的“影视时代”。作品的艺术成就与《伤逝》并不在一个层级，若不是同名电视剧的拉动，可以肯定地说，知道还有小说《蜗居》的人，只能是一个狭小的群体。基于此，本文就从小说《伤逝》到电视剧《蜗居》谈点只言片语。
《伤逝》是将“五四”运动前后的时代背景加以浓缩，让读者通过人物命运去透视、领会作者的文外之意。《蜗居》是拿当今现实以“房事”为由加以扩展，把某一群体的尴尬展示给观众。
耐人寻味的是，《伤逝》与《蜗居》，仿佛跨越时代产生了遥相呼应的远程效应，两部作品的人物彼此似曾相识。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蜗居》中的海萍、海藻、苏淳、小贝。其身份属性，都是青年知识分子，习惯上把这类人称为“小资产阶级”。这群不同时代的被城市边缘化了的打工族“白领”，事实上近乎无资无产。当今一些青年“小资”，就算有车有房，那也是靠银行“按揭”；有点股票，多数人被设局“套牢”。没有人去较真他们与“小资产”是否名实相符，就像“阶级”本是中性词并无褒贬之意，没必要心虚似地换成“阶层”，无非就是某个群体的代表符号，仅此而已。人们观念中的“小资产阶级”，多是就那个群体中人的心态、情趣、言谈、举止有别于其它群体而独具特色，即“小资情调”而言，并不是别的什么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
由于无资无产，从学校走出来的“小资们”，想在都市落脚，就不得不选择与他们不屑为伍的“小市民”为邻。
《伤逝》中涓生、子君“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
《蜗居》中的海萍、苏淳寻到“藏在城市中的一个狭窄的里弄里，简陋、破败、晾晒衣服如彩旗般铺展开来的处所。”
涓生和子君，还占有“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且还有“极其安闲幽静”的舒适感。
海萍和苏淳没撞上好运，“他们居住的屋子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老式住房后加的阁楼，卫生间和厨房都是跟邻里共用的。”
两相比较，不知道涓生、子君是应该为自己身处封闭落后的年代而庆幸，还是海萍、苏淳要感叹自己生在与世界接轨的转型期以至于今不如夕。
若作简单的类比，就容易犯“形而上”的错误。值得思考的是：寻找住所的小问题，其中是否隐含着被人忽视的大问题。
时代在发展。时代的列车迅猛向前，载着精神，载着物质。时代的列车还经年不息地载着曾经是以土地刨食的农民进城打工。安身才能立命。蜂涌入城的农民工，以他们人数上的强势，大面积占领“地盘”。于是，逼着那些从学校走出来的知识青年，要么“蜗居”在闹市中的某一角落；要么“蚁居”在城、乡结合部的某个棚户区混扎于“小市民”群体之中。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蜗居》中的海萍、海藻、苏淳、小贝们，虽隔着时代的“代沟”，却害有一个通病：与城市底层社会的“小市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无法也不愿意与“小市民”思想沟通更别说在情感上打成一片。
然而一接触到生活实际，“小资们”鄙视的“小市民”习气，却如同镜面反射般的将“小市民”“影像”在他们身上印照得分毫不差。
《伤逝》中子君“因油鸡争食与同院的小官太太暗斗”；《蜗居》中“被邻居抱怨用水太多的海萍，以反指邻居偷用自家的油予以回击”的情节描写，都十分到位地指出了：知识青年“小资们”精神上的制高点，一旦被行为挪走了支撑，居于制高点上的“自优感”必然会落入市俗的酱缸，结果是不能脱俗。
《伤逝》和《蜗居》都反映了知识青年“小资”的男女结合。不同时代的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以不同的表现形式，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小资”们步入结婚或同居过的“二人世界”之后，只要他们还没有跻进所谓“中产阶级”的行列，还混扎于底层“小市民”之中仍处于“蜗居”或“蚁居”的生存状态，其“小资”情调的瑕疵，在柴米油盐面前将无处遁形。生活的苦水，犹如漂白溶液般不停地侵蚀他们理想的斑烂色彩，最终只能留下一片惨白。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吃了筹钱，筹来吃饭”。子君为打发寂聊养的油鸡和小狗“阿随”，涓生“经多次的抗议和摧逼，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阿随’终于用包袱蒙了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
《蜗居》中的海萍、苏淳为一块钱可以吵得不可开交。为省钱，海萍反对苏淳抽烟，将苏淳的一包烟训斥着扔出窗外，苏淳居然急忙跑出去又捡回来。海藻向男友小贝提起借钱给姐姐时，小贝摊牌式的言道：“将来也要钱，结婚、买房，还要养小宝宝 ”……
也难怪，依海萍的估算，都市最基本的生活成本，需日进四百元。可以想见，生存的压力近乎于令人窒息。
有人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殊不知，当压力变成动力之后，被动力作用的物体一定要有可供转换为功率的场。就像蒸汽机的锅炉和厨房用具高压锅。如果锅炉的压力不能作用于蒸汽机；压力锅的压力不能作用于锅内的食物，又无安全阀减压，其结果，压力形成的动力就只能作用于锅炉或压力锅本身——爆炸。
人的生存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伤逝》中的涓生在失业后，为寻求新的工作处处碰壁，以至求告无门。出于他和子君二人“新的出路的开劈，新的生活的再造，免得一同灭亡”的考虑，涓生痛下决断，以“因为我不爱你了”为借口，结束了二人的同居生活。
《蜗居》中“胸无大志”的小贝与价值观发生裂变的海藻，本是两支缠绕在一起的浮萍，有“爱”却无根基。在各自生存法则的引导下，海藻与人有染之后，小贝答应原谅她，却又不以结婚去付诸行动。海藻为自己的“出轨”行为深感愧疚承诺了断孽缘，却继续与宋世明保持接触。你无法找到这一对同居一室的“恋人”有为对方考虑的丝毫行为表现。“分手”是小贝自尊心遭致极度伤害后的无奈之举，“分手”也是海藻期盼已久求之不得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伤逝》中的涓生、子君的“分手”。“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的全部，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这是涓生看到“分手”之后的子君所作的最后安排。这段静物素描似的文字叙述，读之令人动容。
涓生和子君似的“分手”，在“跟着感觉走”，“潇洒一回就死”，“大不了从头再来”的浮躁时代，已难有所见。
《蜗居》中的小贝与海藻分手了。
分手后的海藻可以专心致志地做“二奶”。
分手后的小贝很快身边又出现了另一个女孩。
《伤逝》中的涓生、子君分手了。
分手后的子君，死了。怎么死的？郁抑成疾不治而亡？被逼嫁人寻了短见？总之，作者没有交待。
其实，子君是有活路的，而且可以活得很“体面”。这里不妨设想一下：
因为与人同居过，做正房夫人可能难度大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做阔老、大亨的姨太太。这有十足的把握。知识女性做姨太太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
不要名份，做达官显贵的“外室”，也就是今天的“二奶”。
不管设想中的哪种选择，子君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绝无问题。兴许子君还念旧情，运用钱势资助涓生或是借用权势提携涓生，让涓生脱出苦海修成正果，去享用“成功人士”的殊荣。
这里，我无意诋毁和诬罔子君，只是从《蜗居》中海萍的“成功”经历中受到某种启发后的妄断。
《蜗居》中的海萍，经过所谓的奋力打拼，获得了最好的结局——做“成功人士”。
然而，很可惜，海萍在打拼征途上的每一次闯关获胜，无疑都是以牺牲自己妹妹换取的。
丈夫借高利贷的还款；被逼离职的峰回路转；丈夫身陷囹圄的取保侯审；为增收可以不加班去教“老外学生”，“老外学生”还带来了“小外学生”；海萍夫妇居然以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办起了“海萍中文学校”。
把这些事与海萍的“成功”联系起来，便不难看出：“成功人士”海萍的“成功”历程，与妹妹海藻成功地从“业余二奶”到“专业二奶”的过程，如影相随。
别以为海萍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告诫妹妹海藻，那不过是障眼法。《蜗居》中的好些台词，乍一听，蛮深刻的，仔细一琢磨，全是悖论。
《伤逝》中的涓生，虽活着，虽没有成功，但他却在严酷的现实重压之下，领悟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深邃的哲理：“只是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生活的第一着便是求生”。“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
“别的人生要义”指什么？为奋斗者开的活路如何走？作者不作交待，他让读者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去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达到顿悟。
《蜗居》编排了一个有看点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事理却简单直白的长篇故事。虽然不惜笔墨反映现实生活多个层面的实际情况，揭示社会底层人物的艰难处境，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给人提供破解问题的答案。
《伤逝》却以知识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为主题，人物命运与时代紧密相扣，用含蓄的手法，凝重的笔调，简约的描述颇具深度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真实。
读了《伤逝》才知道什么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真正猛士。与之相比，《蜗居》们难以望其项背，不仅仅是写作技巧，还有勇气与胆魄。
（作者：宜昌市人民政府机关干部活动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