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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琨（1991-），女，汉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法律硕士，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马丹（1991-），女，回族，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法律硕士，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摘 要：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尤其引起理论界的热议。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亦或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理论界观点不一，但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主流。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但道德仍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因素，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实践中看来，道德很难跃居于法律之上成为治国的中心策略，法治才是切切实实的治国之道，是贯穿治国始终的主线，為避免失衡，引德入法是关键。
关键词：法治;引德入法;依法治国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是一种相对柔性的社会调节机制，侧重于情感的调控，属于自律范畴，因此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于人的行为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其实就是在评价人的内心思想动机，即自身利益和文明素质的碰撞。进一步说，道德评价就是利用最低限度的善恶标准去影响人们的行为，进而逐渐达到社会自觉的效果。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人们所谓的“德治”。德治主要依靠人们的内心约束，提升人们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教导、舆论指引、道德说教等来治理社会。和谐是“德治”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建设具有高尚道德的理想社会，但理想和现实总会有一定差距，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反映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风俗习惯等来维系的。然而，我国国情和社会实践决定了道德并不能完全调整好社会关系，社会更需要一种具有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的社会标准和规范，法律便是这样一种角色。
法律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的依据便是法律，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去行为。具体来讲：国家要完善立法，有法可依;政府要公平执法，执法必严地管理国家事务;公民要奉公守法，违法必究。法律之所以成为国家治理的工具，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由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标准性、公开性决定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强调法律至上，但并非意味着法律万能，治理国家不会仅仅依靠法律，只不过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其他都是辅助法治的手段，道德便是这样的手段之一。
二、“引德入法”的理论基础
我国历史发展进程说明了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先是形成礼的规范的系统化，体现在周公制礼，引礼入法，出礼入刑。汉朝时代，便出现了通过法律约束道德的现象，如“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隋唐诸帝先后完成了自汉代以来的“引经决狱”、“引礼入法”到礼法合流的演变。法律与道德以一种互补的关系服从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虽然肯定道德与法律的必然内在联系，但二者在统治上的作用并不是必然一致的，而是各有侧重。
比如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不赡养父母既是不符合人性的，又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既要受到道德层面上的谴责，又会受到法律约束，即受到良心、舆论和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制。这样才更容易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更好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状态。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道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即保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规则;另一类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的道德，如博爱、无私等。其中，可以通过法律来实施的道德是第一类。第二类道德不宜上升为法律，否则就会将法律与道德混淆，容易造成“法将不法，德将不德”。
三、引德入法——现实的呼唤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刻变革，逐渐发展完善，社会的发展展现出多元化形式，然而，存在于多元化社会中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更容易表现出差异性，并且在利益的驱使作用下，这种差异性会更加的明显。实践生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力已经逐渐弱化于无形之中，缺失于有形之中。面对这样的境况，我们可以考虑借助一个更加权威的机制来保证、维护并促进道德建设。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只有法律可担此重任，即提倡“引德入法”。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个人利益的驱使
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私利，人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难免会出现价值理念的偏差，进而可能就会逾越道德底线，此时如果没有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规范去约束它，仅凭人们的内心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法律的提醒规制，才有可能将人们从一己私利的深渊中拽上来，不至于使人们迷失其中。
（二）道德的它律性淡化
道德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个人自治，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人治”形式。在现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自我约束的力量显得微乎其微，因为现阶段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作为内心约束的道德恰恰缺少他律，原本作为道德本身的他律因素——传统文化，也在逐渐的弱化，从而对道德的自律也产生一定的阻碍。因此，引德入法能够协调这种矛盾冲突，强化道德他律性，控制道德自律性。
（三）德性法治思想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他在政治学中说道：“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可见，他主张“良法”才是实行法治必不可少的前提。将道德因素引入法律，可以有效防止出现“恶法”，强调法律合乎道德，就是要解释法律影响社会的效果，道德协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规范体系的道德，被法律调整后，使法律体系具有了道德色彩，满足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一般需求，就是说它符合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一般需要，已成立的法律才会获得普遍的服从。
四、依法治国——时代的需求
2014年9月，阿里巴巴正式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交易，至此，阿里巴巴执行主席马云的身价超过200亿美元超过王健林和马化腾，成为中国新首富。就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来说，我们能单纯的说马云的这种做法是不爱国的吗？这显然是偏激的。对于这件事，靠道德约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究其根源，还是我国的相关制度不够健全，港交所不允许阿里巴巴上市，使得阿里巴巴只能赴美国上市。试想，倘若我国法制足够健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产生这种尴尬的状况的。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关键阶段，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在把握重要战略机遇的同时，同样也面临着种种挑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难免会伴随而生，时代和人民呼唤法治。但是，目前社会并不是“无法可依”，而现状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种种现象正挑战着法律的权威性，人们追求权力的观念远远超过对崇高法律的追求，“权力至上”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远比“法律至上”重要，权力高于一切，植入人心的是权力胜于法的观念。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必须要始终坚持的，同时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普及法律，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以便使法律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增强法律认同感，树立法律权威，使国家、政党、政府、社会、公众都知法，依法，守法，用法，建立法治中国。总之，引德入法，依法治国，至少在现阶段是我们所共同追求的，相信在各方努力之下，依法治国的道路会越走越顺畅。（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葛然征.对法治德治人治的再认识[D].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
[2] 肖年华.论法律与道德的互补性[J].考试周刊.2010（18）
[3]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6月
马丹（1991-），女，回族，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法律硕士，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摘 要：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尤其引起理论界的热议。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亦或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理论界观点不一，但以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主流。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但道德仍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因素，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实践中看来，道德很难跃居于法律之上成为治国的中心策略，法治才是切切实实的治国之道，是贯穿治国始终的主线，為避免失衡，引德入法是关键。
关键词：法治;引德入法;依法治国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是一种相对柔性的社会调节机制，侧重于情感的调控，属于自律范畴，因此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于人的行为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其实就是在评价人的内心思想动机，即自身利益和文明素质的碰撞。进一步说，道德评价就是利用最低限度的善恶标准去影响人们的行为，进而逐渐达到社会自觉的效果。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人们所谓的“德治”。德治主要依靠人们的内心约束，提升人们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教导、舆论指引、道德说教等来治理社会。和谐是“德治”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建设具有高尚道德的理想社会，但理想和现实总会有一定差距，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反映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风俗习惯等来维系的。然而，我国国情和社会实践决定了道德并不能完全调整好社会关系，社会更需要一种具有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的社会标准和规范，法律便是这样一种角色。
法律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工具，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国家治理的依据便是法律，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去行为。具体来讲：国家要完善立法，有法可依;政府要公平执法，执法必严地管理国家事务;公民要奉公守法，违法必究。法律之所以成为国家治理的工具，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由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标准性、公开性决定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强调法律至上，但并非意味着法律万能，治理国家不会仅仅依靠法律，只不过法律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其他都是辅助法治的手段，道德便是这样的手段之一。
二、“引德入法”的理论基础
我国历史发展进程说明了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先是形成礼的规范的系统化，体现在周公制礼，引礼入法，出礼入刑。汉朝时代，便出现了通过法律约束道德的现象，如“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隋唐诸帝先后完成了自汉代以来的“引经决狱”、“引礼入法”到礼法合流的演变。法律与道德以一种互补的关系服从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虽然肯定道德与法律的必然内在联系，但二者在统治上的作用并不是必然一致的，而是各有侧重。
比如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不赡养父母既是不符合人性的，又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既要受到道德层面上的谴责，又会受到法律约束，即受到良心、舆论和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制。这样才更容易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更好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状态。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道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即保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规则;另一类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的道德，如博爱、无私等。其中，可以通过法律来实施的道德是第一类。第二类道德不宜上升为法律，否则就会将法律与道德混淆，容易造成“法将不法，德将不德”。
三、引德入法——现实的呼唤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刻变革，逐渐发展完善，社会的发展展现出多元化形式，然而，存在于多元化社会中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更容易表现出差异性，并且在利益的驱使作用下，这种差异性会更加的明显。实践生活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力已经逐渐弱化于无形之中，缺失于有形之中。面对这样的境况，我们可以考虑借助一个更加权威的机制来保证、维护并促进道德建设。从现阶段的国情出发，只有法律可担此重任，即提倡“引德入法”。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个人利益的驱使
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私利，人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难免会出现价值理念的偏差，进而可能就会逾越道德底线，此时如果没有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规范去约束它，仅凭人们的内心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法律的提醒规制，才有可能将人们从一己私利的深渊中拽上来，不至于使人们迷失其中。
（二）道德的它律性淡化
道德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个人自治，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人治”形式。在现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自我约束的力量显得微乎其微，因为现阶段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作为内心约束的道德恰恰缺少他律，原本作为道德本身的他律因素——传统文化，也在逐渐的弱化，从而对道德的自律也产生一定的阻碍。因此，引德入法能够协调这种矛盾冲突，强化道德他律性，控制道德自律性。
（三）德性法治思想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他在政治学中说道：“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可见，他主张“良法”才是实行法治必不可少的前提。将道德因素引入法律，可以有效防止出现“恶法”，强调法律合乎道德，就是要解释法律影响社会的效果，道德协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规范体系的道德，被法律调整后，使法律体系具有了道德色彩，满足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一般需求，就是说它符合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一般需要，已成立的法律才会获得普遍的服从。
四、依法治国——时代的需求
2014年9月，阿里巴巴正式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交易，至此，阿里巴巴执行主席马云的身价超过200亿美元超过王健林和马化腾，成为中国新首富。就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来说，我们能单纯的说马云的这种做法是不爱国的吗？这显然是偏激的。对于这件事，靠道德约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究其根源，还是我国的相关制度不够健全，港交所不允许阿里巴巴上市，使得阿里巴巴只能赴美国上市。试想，倘若我国法制足够健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产生这种尴尬的状况的。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关键阶段，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在把握重要战略机遇的同时，同样也面临着种种挑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难免会伴随而生，时代和人民呼唤法治。但是，目前社会并不是“无法可依”，而现状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种种现象正挑战着法律的权威性，人们追求权力的观念远远超过对崇高法律的追求，“权力至上”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远比“法律至上”重要，权力高于一切，植入人心的是权力胜于法的观念。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必须要始终坚持的，同时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普及法律，营造良好的法律氛围，以便使法律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增强法律认同感，树立法律权威，使国家、政党、政府、社会、公众都知法，依法，守法，用法，建立法治中国。总之，引德入法，依法治国，至少在现阶段是我们所共同追求的，相信在各方努力之下，依法治国的道路会越走越顺畅。（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葛然征.对法治德治人治的再认识[D].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
[2] 肖年华.论法律与道德的互补性[J].考试周刊.2010（18）
[3] 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