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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的重庆,笼罩在深秋的薄雾里。在重庆朝天门的历史名人馆中,纪念美丰银行的活动正在举行。原美丰银行的老员工们济济一堂,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已过80,最长者已近百岁。
这一年,距美丰银行停业,已整整60年。但在这些老人们看来,美丰在他们的生命中,似乎从未稍离。
在离名人馆不远的新街口,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一手打造的美丰银行大楼在晨起的车水马龙之中,永恒地静默着。这栋重庆曾经的最显赫的高楼,见证了美丰银行最辉煌的时刻,也见证了它的落寞。如今它虽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但任凭四面高楼鹊起,它依旧站在那里,气势非凡,不减当年。
纪念活动结束后,美丰老人们乘车路过美丰大楼旧址,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站起来嘶声高喊:“美丰精神不死!”引发车内的哄笑。也有老人低声询问:大楼底下的烧鹅店还在吗?
“一诺千金”
美丰银行,原为美国人雷文所开设。1927年,英军舰炮轰四川万县,造成千人死伤。“万县惨案”发生之后,中国民众反帝情绪高涨,康心如在四川军阀刘湘的支持下,买下雷文的所有股权。自此,美丰银行完全为华商所有。
康心如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考察三菱、三井等大企业,心里颇有“有为者亦若是”的感慨。他入主美丰之后,管理有方,注重诚信,美丰银行很快在西南地区成立了多家分行。
美丰银行有一个独特的优势:“美丰券”。相较于市场上出没的假银元,“美丰券”为美国印制,没有假币,因此颇得市场的青睐。
“我进美丰比较晚,1944年。当时抗战期间重庆失业的人很多,有1000多人参加美丰银行的考试,录取20多人。”尹登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现年80多岁的他在这批美丰老人中算是年轻的,他退休前是国企高层管理人员,着装讲究,思维缜密。“我记得考语文,有一题是:试论华莱士访华的重要意义。我平时就爱看报,刚好看过张季鸾的一篇华莱士访华的评论文章。后来我面试的时候,坐在康心如旁边的一个总务长对他说:这个考生就是答题最好的那一个。康心如很少提问,那天我记得他问我:家乡有哪些名人,对他们印象怎样。”
这一年,康心如已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妇孺皆知的名人。除了拥资百万的金融巨子身份,他还被推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兼任重庆国民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尹登甫的印象里,他不多话,面相严肃,但为人宽厚。
受西学影响,康心如一直抵制传统家族式管理方式,沿用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美丰每周六下午都有行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说错了也不追究责任。美丰银行除了康士群是康心如儿子,总人事、总业务、总秘书都不姓康,康士群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副经理。”尹登甫说。另外,美丰银行一直采用英美式会计制度,严格规定美丰各分支银行的会计一律由总行派任,有效地减少了业务事故的发生。
对尹登甫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康心如给美丰银行制定的行规:一诺千金。1934年,康心如欲建美丰大楼,向市民发放“美丰大楼纪念储金”。根据当时的市场利率,储户一次存入15.13元,15年之后,可整取100元。一周之内,美丰银行即收到了22万余元的储蓄金,总共吸纳储金近50万元,相当于营建大楼的全部支出。“谁都没想到,15年后,国共内战爆发,币值一跌再跌。但美丰银行还是按当年的市值兑换给你。”
就在尹登甫入行的1944年,日军攻打贵州独山,贵阳人纷纷取钱逃难,使得美丰银行贵阳分行的账户吃紧。“当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不顾及老百姓死活,让他们到重庆或昆明取钱,另一种就是立刻补充贵阳账户。当时康老总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事隔半个多世纪,尹登甫讲起来仍然很激动,“当年晚上,我就带了3千两黄金赶去贵阳。沿途护送的,除了美丰银行的行警,还有警备司令部的军人,乘坐的是美国军车。我呢,为了安全起见,假装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人到贵阳处理军务。当时贵阳的人都往外跑,只有我们迎着逃难的人群往城里走,第二天下午到贵阳。这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也正是这种“一诺千金”,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给美丰银行造成了困境。1949年,李宗仁政府在金圆券币改失败之后,于7月2日,开始发行银元券替代金圆券。“一块银元兑一块银元券,兑五亿金圆券,不兑就杀头。”尹登甫回忆,“美丰当时把黄金、银元都拿出来兑换成银元券。尽管如此,储户如果在美丰存银元,我还是还你银元,保证了银元储户不会受纸币贬值的影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之前在美丰存了500块银元,后来美丰还是还她500块银元,而不是银元券。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一下子美丰40万块银元就没有了。”
美丰停业
国民党政府疯狂的币制改革已使美丰元气大伤,一系列的退股事件又让美丰的现金流大大短缺。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重庆市市长杨森手中拥有一批美丰的股票,撤离重庆之前,他派重庆卫戍区副司令夏斗枢到康家退股。康心如解释,股票只能卖不能退,但在夏斗枢的持枪威胁下,不得不拿了二百金条将杨森的股票买下来。“杨森退股”事件,造成了一系列的退股事件,总计退股66人共90户,结果美丰又支付了14万4千多银元。
自1949年下半年起,美丰银行已无法维持。
康心如的香港友人曾力劝其到国外暂住,或去台湾,但康心如对国民党政权已是万念俱灰。此外,康心如侄女康岱莎早前已投奔延安,向家人宣传了人民政府“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更有美丰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陈仲谋在广州解放后来信谈及人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这一切,都使得康心如决定留在重庆迎接解放,挽救美丰于危难之间。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放军进入重庆不过几个月,美丰便宣告停业。
11月解放军进入重庆之时,金融业都已关门。康心如将美丰投资的宝丰公司二百挑猪鬃卖出去,才得到一笔现款,美丰银行得以于12月重新开业。但这一小笔现款难以应付局面,康心如几次去请求人民政府帮助,都没有结果。康心如先后提出以群林大楼、美丰大楼作抵押贷款,也没有得到答复。“群林大楼在解放纪念碑附近,是重庆最好地段的一座6层商业大楼,当时值20个亿。我父亲提出抵押给人民银行贷10个亿来经营美丰,结果没谈成。”康心如最小的儿子、已过耄耋之年的康国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重庆聚兴诚银行的经理与康家是姻亲,曾答应,若康家能拿出5亿元现金,可帮助其复业。康国雄记得,当时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议,把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远还有全家集中在一起,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黄金、珠宝全拿出来救美丰。但一共才筹集了两三个亿。救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50年4月4日,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数次请求无果后,康心如宣布美丰停业。5月,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向美丰银行发出训令,指示停业清理注意事项。一个运营近30年、员工一千余人的大企业由此不复存在。
“停业以后,父亲很痛苦,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康国雄说。康心如后来曾说当时的心情:“孤立无援,备受平生未受的百般凌辱,及今思之难罄万一。”
周恩来对康心如说:“你老了!”
美丰停业之后,康心如仍以其资历和威望,被选为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被选任重庆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等职。
1957年,周恩来访问亚非国家归来,途径重庆。因抗战时期康心如及其弟康心远对共产党多有帮助,周恩来特地到重庆市工商联看望康心如。握手时,周恩来一句“你老了!”令康心如顿生感慨。
也是在这一年,康心如被定为极右分子。
康心如素来为人宽厚,但在经历美丰停业之后,心里郁积了一些负面情绪。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政府部门存在官僚作风,有些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申请办一个项目,要盖上100多个公章等。后来他在一次检讨中袒露自己的心理:“党的力量实在伟大于是我的思想上就有了两个问题,一个叫恨,一个叫怕。自己该怎么办呢?就采取远距离的态度,人也不会(见),谁也不找,坐在家里,消极到极点。”
被定为极右分子后,康心如被撤了职,工资从原来的13级降为17级,还曾停发工资。“公私合营以后,把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流动资金集中起来搞了一个投资公司,派他做总经理,定了个国家13级行政干部,每月有一百多块工资,被打成右派之后,工资就没有了,他只能依靠变卖东西过日子。”康国雄说。
康国雄陪伴父母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他记得,第一次来抄家的,竟是康心如的外侄孙女。为了表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她用手杖曲柄勾住康心如的颈项,把他拖到院子里,让学生用鞭子抽打,还把康心如珍藏数十年的珍贵照片撕成碎片。康老夫人本来保留了两颗钻戒和一张香港汇丰银行约5万港币的存单,为了避祸,最后不得不把钻戒丢进马桶,存单用火烧掉了。
1969年11月的北京,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康心如在协和医院郁郁病逝。
1978年,经中央统战部过问,康心如的右派平反文件正式下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
共产党把这些资产交在我手上放心
美丰银行1950年停业之后,总行和分行的一千多名员工大多数被人民政府重新安排接纳。
“美丰停业时,我还是一个普通职员,所以基本没受什么冲击,康老总和那些中高层就被批斗得很厉害。”尹登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们后来也很少对身边人说起以前是美丰银行的员工,大家走在路上都装作不认识,这在当时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尹登甫离开美丰银行之后,考入清华大学冶金系,毕业后分配到广东,1980年代成为第一批到达深圳的建设者。
“最多的时候,我兼任10多个国企的董事长,手上掌管170亿的资产,共产党把这些资产交在我手上放心。”尹登甫说,“我这一辈子最讲诚信,对政府诚信——不贪污,对自己诚信——我到现在还没有骗过人。所以对美丰银行,我一直有感恩的心。”
一位名为饶五祥的美丰员工在《我与美丰》一文中写道:“参加丰字联谊十多年了,新旧朋友互敬互爱,联谊联心,在中华文化受到重大冲击之后,我们这些过来人,更感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多么的珍贵。”
在美丰同仁中,后来一直从事银行工作的大有人在。在美丰当过练习生的余跃泽到延安后,曾担负筹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重任,建国初期曾任陈云秘书,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张克伦后来任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行长,赵友鹤曾担任人民银行金融训练班教师等。
1980年代初,美丰银行的老员工开始举行美丰联谊会,至今已是第50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已至耄耋之年,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被亲友搀扶前来,甚至还有子女替过世的父母而来。
今年也是康心如诞辰120周年。康国雄特制了一批刻有美丰银行标志的奖章,送给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老人。由尹登甫在台前点名,康国雄笑意盈盈、恭敬地给老人们双手捧上奖章。
刹那间,时光仿佛回到了70年前的美丰,康心如脸上溢满了笑,给美丰的员工们发春节过年的福利。★
这一年,距美丰银行停业,已整整60年。但在这些老人们看来,美丰在他们的生命中,似乎从未稍离。
在离名人馆不远的新街口,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一手打造的美丰银行大楼在晨起的车水马龙之中,永恒地静默着。这栋重庆曾经的最显赫的高楼,见证了美丰银行最辉煌的时刻,也见证了它的落寞。如今它虽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但任凭四面高楼鹊起,它依旧站在那里,气势非凡,不减当年。
纪念活动结束后,美丰老人们乘车路过美丰大楼旧址,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站起来嘶声高喊:“美丰精神不死!”引发车内的哄笑。也有老人低声询问:大楼底下的烧鹅店还在吗?
“一诺千金”
美丰银行,原为美国人雷文所开设。1927年,英军舰炮轰四川万县,造成千人死伤。“万县惨案”发生之后,中国民众反帝情绪高涨,康心如在四川军阀刘湘的支持下,买下雷文的所有股权。自此,美丰银行完全为华商所有。
康心如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考察三菱、三井等大企业,心里颇有“有为者亦若是”的感慨。他入主美丰之后,管理有方,注重诚信,美丰银行很快在西南地区成立了多家分行。
美丰银行有一个独特的优势:“美丰券”。相较于市场上出没的假银元,“美丰券”为美国印制,没有假币,因此颇得市场的青睐。
“我进美丰比较晚,1944年。当时抗战期间重庆失业的人很多,有1000多人参加美丰银行的考试,录取20多人。”尹登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现年80多岁的他在这批美丰老人中算是年轻的,他退休前是国企高层管理人员,着装讲究,思维缜密。“我记得考语文,有一题是:试论华莱士访华的重要意义。我平时就爱看报,刚好看过张季鸾的一篇华莱士访华的评论文章。后来我面试的时候,坐在康心如旁边的一个总务长对他说:这个考生就是答题最好的那一个。康心如很少提问,那天我记得他问我:家乡有哪些名人,对他们印象怎样。”
这一年,康心如已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妇孺皆知的名人。除了拥资百万的金融巨子身份,他还被推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兼任重庆国民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尹登甫的印象里,他不多话,面相严肃,但为人宽厚。
受西学影响,康心如一直抵制传统家族式管理方式,沿用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美丰每周六下午都有行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说错了也不追究责任。美丰银行除了康士群是康心如儿子,总人事、总业务、总秘书都不姓康,康士群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副经理。”尹登甫说。另外,美丰银行一直采用英美式会计制度,严格规定美丰各分支银行的会计一律由总行派任,有效地减少了业务事故的发生。
对尹登甫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康心如给美丰银行制定的行规:一诺千金。1934年,康心如欲建美丰大楼,向市民发放“美丰大楼纪念储金”。根据当时的市场利率,储户一次存入15.13元,15年之后,可整取100元。一周之内,美丰银行即收到了22万余元的储蓄金,总共吸纳储金近50万元,相当于营建大楼的全部支出。“谁都没想到,15年后,国共内战爆发,币值一跌再跌。但美丰银行还是按当年的市值兑换给你。”
就在尹登甫入行的1944年,日军攻打贵州独山,贵阳人纷纷取钱逃难,使得美丰银行贵阳分行的账户吃紧。“当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不顾及老百姓死活,让他们到重庆或昆明取钱,另一种就是立刻补充贵阳账户。当时康老总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事隔半个多世纪,尹登甫讲起来仍然很激动,“当年晚上,我就带了3千两黄金赶去贵阳。沿途护送的,除了美丰银行的行警,还有警备司令部的军人,乘坐的是美国军车。我呢,为了安全起见,假装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人到贵阳处理军务。当时贵阳的人都往外跑,只有我们迎着逃难的人群往城里走,第二天下午到贵阳。这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也正是这种“一诺千金”,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给美丰银行造成了困境。1949年,李宗仁政府在金圆券币改失败之后,于7月2日,开始发行银元券替代金圆券。“一块银元兑一块银元券,兑五亿金圆券,不兑就杀头。”尹登甫回忆,“美丰当时把黄金、银元都拿出来兑换成银元券。尽管如此,储户如果在美丰存银元,我还是还你银元,保证了银元储户不会受纸币贬值的影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之前在美丰存了500块银元,后来美丰还是还她500块银元,而不是银元券。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一下子美丰40万块银元就没有了。”
美丰停业
国民党政府疯狂的币制改革已使美丰元气大伤,一系列的退股事件又让美丰的现金流大大短缺。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重庆市市长杨森手中拥有一批美丰的股票,撤离重庆之前,他派重庆卫戍区副司令夏斗枢到康家退股。康心如解释,股票只能卖不能退,但在夏斗枢的持枪威胁下,不得不拿了二百金条将杨森的股票买下来。“杨森退股”事件,造成了一系列的退股事件,总计退股66人共90户,结果美丰又支付了14万4千多银元。
自1949年下半年起,美丰银行已无法维持。
康心如的香港友人曾力劝其到国外暂住,或去台湾,但康心如对国民党政权已是万念俱灰。此外,康心如侄女康岱莎早前已投奔延安,向家人宣传了人民政府“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更有美丰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陈仲谋在广州解放后来信谈及人民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这一切,都使得康心如决定留在重庆迎接解放,挽救美丰于危难之间。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放军进入重庆不过几个月,美丰便宣告停业。
11月解放军进入重庆之时,金融业都已关门。康心如将美丰投资的宝丰公司二百挑猪鬃卖出去,才得到一笔现款,美丰银行得以于12月重新开业。但这一小笔现款难以应付局面,康心如几次去请求人民政府帮助,都没有结果。康心如先后提出以群林大楼、美丰大楼作抵押贷款,也没有得到答复。“群林大楼在解放纪念碑附近,是重庆最好地段的一座6层商业大楼,当时值20个亿。我父亲提出抵押给人民银行贷10个亿来经营美丰,结果没谈成。”康心如最小的儿子、已过耄耋之年的康国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重庆聚兴诚银行的经理与康家是姻亲,曾答应,若康家能拿出5亿元现金,可帮助其复业。康国雄记得,当时家里开了个家庭会议,把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远还有全家集中在一起,动员大家把家里的黄金、珠宝全拿出来救美丰。但一共才筹集了两三个亿。救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1950年4月4日,向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数次请求无果后,康心如宣布美丰停业。5月,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向美丰银行发出训令,指示停业清理注意事项。一个运营近30年、员工一千余人的大企业由此不复存在。
“停业以后,父亲很痛苦,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康国雄说。康心如后来曾说当时的心情:“孤立无援,备受平生未受的百般凌辱,及今思之难罄万一。”
周恩来对康心如说:“你老了!”
美丰停业之后,康心如仍以其资历和威望,被选为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被选任重庆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等职。
1957年,周恩来访问亚非国家归来,途径重庆。因抗战时期康心如及其弟康心远对共产党多有帮助,周恩来特地到重庆市工商联看望康心如。握手时,周恩来一句“你老了!”令康心如顿生感慨。
也是在这一年,康心如被定为极右分子。
康心如素来为人宽厚,但在经历美丰停业之后,心里郁积了一些负面情绪。他曾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政府部门存在官僚作风,有些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申请办一个项目,要盖上100多个公章等。后来他在一次检讨中袒露自己的心理:“党的力量实在伟大于是我的思想上就有了两个问题,一个叫恨,一个叫怕。自己该怎么办呢?就采取远距离的态度,人也不会(见),谁也不找,坐在家里,消极到极点。”
被定为极右分子后,康心如被撤了职,工资从原来的13级降为17级,还曾停发工资。“公私合营以后,把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流动资金集中起来搞了一个投资公司,派他做总经理,定了个国家13级行政干部,每月有一百多块工资,被打成右派之后,工资就没有了,他只能依靠变卖东西过日子。”康国雄说。
康国雄陪伴父母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他记得,第一次来抄家的,竟是康心如的外侄孙女。为了表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她用手杖曲柄勾住康心如的颈项,把他拖到院子里,让学生用鞭子抽打,还把康心如珍藏数十年的珍贵照片撕成碎片。康老夫人本来保留了两颗钻戒和一张香港汇丰银行约5万港币的存单,为了避祸,最后不得不把钻戒丢进马桶,存单用火烧掉了。
1969年11月的北京,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康心如在协和医院郁郁病逝。
1978年,经中央统战部过问,康心如的右派平反文件正式下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
共产党把这些资产交在我手上放心
美丰银行1950年停业之后,总行和分行的一千多名员工大多数被人民政府重新安排接纳。
“美丰停业时,我还是一个普通职员,所以基本没受什么冲击,康老总和那些中高层就被批斗得很厉害。”尹登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们后来也很少对身边人说起以前是美丰银行的员工,大家走在路上都装作不认识,这在当时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尹登甫离开美丰银行之后,考入清华大学冶金系,毕业后分配到广东,1980年代成为第一批到达深圳的建设者。
“最多的时候,我兼任10多个国企的董事长,手上掌管170亿的资产,共产党把这些资产交在我手上放心。”尹登甫说,“我这一辈子最讲诚信,对政府诚信——不贪污,对自己诚信——我到现在还没有骗过人。所以对美丰银行,我一直有感恩的心。”
一位名为饶五祥的美丰员工在《我与美丰》一文中写道:“参加丰字联谊十多年了,新旧朋友互敬互爱,联谊联心,在中华文化受到重大冲击之后,我们这些过来人,更感人和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多么的珍贵。”
在美丰同仁中,后来一直从事银行工作的大有人在。在美丰当过练习生的余跃泽到延安后,曾担负筹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重任,建国初期曾任陈云秘书,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张克伦后来任中国人民银行四川分行行长,赵友鹤曾担任人民银行金融训练班教师等。
1980年代初,美丰银行的老员工开始举行美丰联谊会,至今已是第50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已至耄耋之年,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被亲友搀扶前来,甚至还有子女替过世的父母而来。
今年也是康心如诞辰120周年。康国雄特制了一批刻有美丰银行标志的奖章,送给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老人。由尹登甫在台前点名,康国雄笑意盈盈、恭敬地给老人们双手捧上奖章。
刹那间,时光仿佛回到了70年前的美丰,康心如脸上溢满了笑,给美丰的员工们发春节过年的福利。★